- 2018年04月2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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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用苹果手机，因为苹果限制太多，我不是一个喜欢被限制的人”，4月18日，阎焱在他位于国贸的办公室接受新京报的专访。
他的人生也一直在突破某种限制。
1982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1984年，考入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费孝通老先生的研究生。
1992年底，阎焱加盟了当时美国知名的“思想库”Hudson Institute，成为该机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成员。
2001年，任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总裁及执行董事总经理。2004年至今，担任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
在软银期间，他作为软银方的代表在阿里巴巴担任了三年的董事。阎焱感慨，作为投资人遇到阿里这样的企业就像是命运的安排，有运气的成分在。之后很难再遇到这样的创业者，不过依然有一些不错的创业者，他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新的巨头出现。
“强势”是外界给他的标签，但走进他的办公，会感受到浓厚的书卷气，跟书橱相呼应的是木质的匾额写着繁体字“书香”。
聊起喜欢的书，他会毫不犹豫脱口而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巴菲特文集。
在外界看来，他强势、冷峻，这背后是他对风险投资专业、理性的坚守。他言辞犀利，不喜欢聊假大空的东西，他不回避资本的逐利，但看到投资带来的社会效应时依然会有满足感。
在接受采访时，正值舆论热议中兴被禁事件，在他看来，这背后的恐慌正是中国芯片真实的水平表现，而对创业者启迪是，要多做一些原创性的思考、做真正有技术创新的创业。
【谈中兴被禁】
启迪在于要做真正有技术创新的企业
新京报：这次美国向中兴的禁售，你怎么看？
阎焱：美国不会对中国所有公司禁止供应芯片。
中国芯片真实的水平也很明显，不然不会那么惊慌失措。很多芯片的核心部分依然是从美国买来的知识产权。
新京报：这给创业者带来什么影响？
阎焱：对创业者的启迪在于，要多做真正有技术创新的创业，别每天为单车烧几百亿。
新京报：但资本也助推了单车的发展，资本需要节制吗？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
阎焱：资本没有什么可以节制的，资本天生就是逐利的。让投资人每天讲捐款、讲良知也不太现实。但政府的相关基金应该节制，一些政府基金数额庞大，都在想怎么投，但更应该考虑怎么收回来。
新京报：有种观点说，如果没有资本助推，可能就不会有共享单车的非理性投放，浪费公共资源。
阎焱：始作俑者不是资本，不能说资本在推着公司往前走。资本在市场竞争中确实有盲目性，从相对长的时间看，资本市场都是理性的。但短时间内都有efficiency（效率）和inefficiency（无效率）的一面。
不过资本不是完美的，但问题是找不到更好的制度代替。市场也不是万能的，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认为能赚钱就投了。我们总用道德的标准来要求资本，但问题是资本是private capital（个人资本），而并非公共资源。
新京报：那你觉得在中国会有一个节点出现真正的技术创新公司吗？
阎焱：很难。中国很少有哪一个公司真正靠技术创新得到极大发展。在速食文化的氛围下，很难产生原创性的技术。从0到1的技术创新很少，大部分是从1到N的应用层面创新，做的都是些外围的东西。
我年轻时候比较乐观，我在国内投资有25年了，原创技术的项目全部都打水漂。
新京报：项目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阎焱：所谓的技术创新，有很多都是“抄”别人的，真正源自中国有自己的IP，从头开始的东西很少。
很多中国原创项目都是盗用别国IP，偷别人东西，伪装一下说是自己原创。国内没有很好的IP保护。很多人都是短期行为、功利主义，难出真正的学者。
新京报：针对这种现象，你有什么建议？
阎焱：作为一个投资人，我非常清楚在追求短期效益的一个文化里面，做原创性的创业有多难，很可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从创业成功的角度来讲，可能做创业模式的创新更容易成功，但我还是鼓励创业者去做一些原创性的思考。
【谈巨头垄断】
创业者想把企业做大比过去难很多
新京报：一些巨头公司做很多跨界业务，掌握越来越多的数据，如何看待数据垄断？
阎焱：其实这比以前进步，以前所有数据都是政府控制，现在有新的力量来平衡。
某个领域中间，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控制绝大部分的数据，变成垄断性问题，全世界都面临这样的问题，Facebook的泄密也暴露了这个问题。
所幸在美国、欧洲有反垄断法，AT&T被拆分，就是美国利用联邦法案发起的反垄断起诉，AT&T从此被拆分成8个公司。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新京报：巨头们对创业公司的影响是什么？
阎焱：创业者想把企业做大比过去难很多，巨头对流量、对资本的影响很大，它们的资本来源比一般的机构“便宜”很多。其他创业者硬碰硬可做的并不多。
新京报：有好办法应对垄断吗？
阎焱：国际上的惯例是考虑启动反垄断法。
新京报：国内的反垄断更多的是要看有没有不正当竞争行为。
阎焱：从国际经验看，当市场变成一家独大，要用非经济手法。
反垄断不只指不正当竞争行为。行业里面形成垄断或者准垄断后，对价格、定价有随意性，这是反垄断的标准，而不是用正当手法还是不正当手法来判断。
美国只要不触犯法律，就都是市场竞争。但如果在市场里占据份额足够大，以至于可以定价，就可以启动反垄断程序。
新京报：为何把能否随意定价作为启动反垄断的标准？互联网时代掌握流量也是巨大的力量。
阎焱：最终还是体现在价格。比如腾讯提供的社交是免费的，用微信不需要花钱。阿里、腾讯在主营业务方面没有垄断，腾讯在社交领域不收钱，没有对价格形成垄断；阿里也不定价，卖家在阿里平台上交易，价格由卖家自己定。
新京报：除了定价问题，掌握巨大流量也可能会限制竞争，比如很多创业公司都不得不在巨头的生态体系内创业。
阎焱：商业中，某些行业天然有垄断倾向，比如社交，不可能拆成100个或者1000个社交软件。再比如搜索，现在是一家独大。
这些领域中间，确实要严密跟进，通过很多法律、规则来规范。政府必须有能够严格执行的法律，比如隐私保护法，一旦出现Facebook的情况，一定有处罚。执法不严可能就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新京报：巨头强者越强，是否会阻碍竞争？
阎焱：它们在主营业务领域没有垄断一说。巨无霸公司的资金来源便宜，市值非常高，流量也都在他们手上，议价能力（bargain powder）跟其他小资本不同。在这样竞争的环境中，唯一跟他们“竞争”的就是政府的基金。
新京报：投资人最担忧的问题是什么？
阎焱：政策。政策不稳定性是投资最大风险。
在我看来，比如一旦银行的贷款政策有所变化，可能会导致所有企业都缺钱，融资困难。
新京报：垄断限制创新，有好的解决方案吗？
阎焱：妨碍创新的因素在历史上有很多。中国目前只对外国公司启用反垄断法，比如以反垄断为由拒绝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在美国、欧洲都对大公司有限制。
【谈投资】
给LP赚钱是主业，让社会进步会有满足感
新京报：摩拜归属美团后，你认为接下来共享单车还会重演烧钱大战吗？
阎焱：极有可能。补贴不下去就死了，投资人的钱都赔了。商业市场的基本规则是强者胜出。商业上没有到critical mass(临界点)。
新京报：你在共享单车最火爆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要不要投共享单车？
阎焱：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对破坏环境深恶痛绝。（笑）
新京报：但另一层面看，共享单车是有利于环保的。
阎焱：但不幸的是让我看到手机上的图片里堆积如山的摩拜，我家楼下也是堆积的共享单车。
新京报：所以你投资很多时候是根据感觉？
阎焱：确实。我是一个人，不是机器。
新京报：哪次感性让你赢得漂亮，或者输得凄凉？
阎焱：投资是很理性的，但是投资人既然是人，就难免会有情感涉及到其中。
举个例子，对雷士照明的投资，从投资角度看，这家公司成功上市，是中国第一照明品牌。但跟他们创始人的纷争，闹到全国人民都知道，却被外界说成是外国基金要把中国的民族品牌霸占去，我为此背了5年黑锅。直到被法院判决，真相大白。
新京报：你之前说自己3岁开始做梦，如今梦想实现如何？
阎焱：我真的有一个当飞行员的梦想，我为此考到南航，去了才知道是制造飞机。后来没有特别具体的梦想，但是特别想改变自己。
我之前在农村插队，也在工厂待过，我很想改变，那就要到北京，于是考到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我以为考了社会学就可以管理社会，但发现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后来1986年我出国，在国外搞学术研究，写了本书，但觉得没有用，世界上应该没有20个人看完我的书。
我一度失望。后来发现最能带来改变的还是钱，没看到谁不爱钱。
新京报：所以你去做投资？
阎焱：作为职业投资人，替出资人（LP）赚钱是我的主业，其次投资会给社会带来进步、改变和福利。
我们曾经参与投资了一条高速公路，有一次我颈椎病犯了，正好是在那边的高速公路上，听说老板来了，当地农民拉着我去他们家吃饭。
因为高速公路的修建，山里的东西运到城市去卖，当地农民收入提高4倍，这让我由衷感到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对社会带来的改变。
但有时我们一些人很奇怪，总是先强调道德，但就好像一个记者每天只强调自己如何帮助孤儿院，但做不好记者的本职，那干脆到孤儿院工作好了。
资本不是完美的，市场也不是万能的。
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我们总用道德的标准来要求资本，但问题是很多资本是个人资产，并非公共资源。
作为职业投资人，替出资人（LP）赚钱是我的主业，其次投资也会给社会带来进步、改变和福利。 ——阎焱
新京报记者 刘素宏 彭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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