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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曾出版过一套“新知文库”丛书,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2007年,三联书店新推出“新知文库”(新版),这套书系较之旧版,涵盖的范围或许更广,兼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如今随着社会变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的更新速度已远超过我们的预期。虽然知识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但聚焦新知识是如何被发现与传播的新知类图书,在出版领域中的位置却略显尴尬,常被归为科普类。而“新知文库”(新版)的推出,可谓为新知类图书的市场注入了全新的活力,该书系不仅聚焦有趣的历史,也关注奇妙、新锐的冷知识,向读者提供了新颖且独特的视角,激发着读者的好奇心与想象力。
“新知文库”(新版)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起始年份:2007年
已出版册数:100册
主要领域:新兴话题、传奇故事和普遍感兴趣的专门史
理念:“在愉快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并领悟其理性精神和治学门径”
访谈
新京报:推出“新知文库”的初衷是?
徐国强: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是新知书店,出版“新知文库”是对传统的一种接续。“新知文库”的名字颇具亲和力:既是新知识,也是新知交。读书人的乐趣诚如《九歌》所言——“乐莫乐兮新相知”。我曾经集唐人名句以况“新知文库”:“积学多深材(孟郊),新知万里来(辨才和尚)。休闲倘有素(张九龄),不应老尘埃(王昌龄)。”觉得十分贴切。
新京报:选书有无比较统一的标准?
徐国强:关于宗旨,我的概括是:“新兴话题、传奇故事和普遍感兴趣的专门史”。具体来说,我希望是专著,不是文集,而且一个领域选一种,比如书系中已有了本讲某个话题的,再有类似的,哪怕写得更好也不会再收。看到外文书的推荐,我会本能地查看其页数,一般我觉得没有三四百页的,问题讲不透。
新京报:这套书系的市场反馈如何?
徐国强:丛书出版期在一年以上的图书品种,平均销量超过2万册。在第100种出版之前,丛书从来没有花钱做过宣传,总是顺其自然,凭读者的口碑。我们这种醒目的编号方式获得了成功,成为一种自关联的营销,很多读者喜欢一本或几本之余,就开始“盘库”看缺哪个,或者“追尾”看新出了啥。因为网上的不齐,我们邮购部经常有读者找上门来希望配齐图书。
新京报:有没有遗憾未出的书?
徐国强:当新知品类的图书读者渐成规模后,此类图书的出版社竞价也开始水涨船高。我曾经看上一本讲伦敦的书非常喜欢,竞价时被电子工业出版社买走了,后来一打听对方只卖了三千册,到期不续约。我赶紧就买了回来,放在文库里印八千。其实遗憾的不是未出的书,而是一些书已经出了,却发现质量不满意,一个是所选品种有问题,一个是翻译水平不足,这才是最大的遗憾。
新京报:你最喜欢的是哪本?
徐国强:我最喜欢的是许靖华的《气候创造历史》,此书纵横捭阖,天马行空。它启发思考,让我们宏观认识一个气候科学之下的大历史。我也比较喜欢《无人读过的书》,这是我最早编辑的一本书,讲述了一个天文学家对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究竟有多少人读感到了好奇。
新京报:书系的未来计划与展望是?
徐国强:未来我们将继续推进,毕竟我们还有50种左右的储备选题要制作出来,这里面有很多非常棒的主题。我们会坚持编号,瓜瓞绵绵。未来也许会放缓,但会更加精于选择,力争每一本都不会留下遗憾,不太好的选题已经买了,我们宁可不放在丛书中。
读者本身的潜力是否能激发出本土的优秀作者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而且精美的图文书目前还是电子出版物很难取代的。所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即将推出“新知文库”的两个子系列——编号B开头的“原创新知”,以及编号C开头的“彩图新知”。
●曹明明(三联书店编辑)
作为一套成熟的丛书,“新知文库”的一切都井然有序,然而每本书内容不同,所以基本上每次编辑都是新鲜的旅途,是一次与书从邂逅到相熟的过程,慢慢和自己编的书成了生死之交。而且每本书都带给我不一样的乐趣:编辑《象牙维京人》时最为艰苦,白天看稿,晚上恶补专业知识;编辑《欧洲王室另类史》时,我就趁机看了很多闲书和宫廷剧;编辑《重返人类演化现场》的时候用力最猛,因我研究生专业是古人类学,特别喜欢这本书,在文案方面下了很大工夫。
在目前编辑完成的这些书中,最喜欢《食物的心机:过敏的历史》。“过敏”这个词,曾被定义在非常局限的范围内,很多情况下更被视为心理疾病。过敏学成为免疫学中独立的分支学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以至于今天才能使很多人正视这个问题。我非常愿意和大家分享这本书里面的经验和故事。
●康健(三联书店美编)
这套丛书最初的设计者是陆智昌先生,他为这套丛书搭建了一个很好的框架,从封面、书脊到封底,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模块,这些模块有机地组成一个整体,而模块里放置不同的元素却不会显得杂乱无章。每本书可以充分展示出自己的个性,而书放在一起,又有很强的一致性。在他之后,几乎三联书店的每一位专职设计师都设计过这套丛书。
而设计这么多本书,困难肯定会碰到,因为这套书题材很广,某些领域的题材可能不太好表现。比如医学领域,能用的素材往往显得冷冰冰且太具象,很难表达出较复杂的概念。曾经做过一本书叫《生命的关键决定:从医生做主到患者赋权》,它讨论的问题非常抽象,不光有科学问题,还涉及人权、伦理学的问题。一开始找不到思路,设计做了很多稿,始终不能满意,最后用听诊器做成心电图的形象,总算在具象和抽象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桥梁。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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