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兵的信仰

　　周智夫，江苏睢宁人，1924年11月出生，1943年9月入党并参加革命，1944年9月入伍，1982年3月离休，享受副师级待遇。曾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后参加江苏睢宁县高作镇、安徽灵璧县后马家等10余次战斗，因战负伤被评定为三等甲级伤残军人。1955年被授予解放奖章、独立自由奖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2015年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18年3月28日，因肺功能衰竭去世。

　　周卫平和家人都没想到，父亲的追悼会来了那么多人。

　　那是4月3日的上午，天气阴冷，此前，一股强冷空气一夜间把气温降至10°C。

　　殡仪馆梅厅，先后有800多人前来吊唁。

　　周家按照惯例，预约了一个小时的告别时间。最后，时间不够，有200多人没来得及进入大厅告别。

　　他们送别的是94岁的老兵周智夫。2018年3月28日，因肺功能衰竭，周智夫辞世。

　　“曾经觉得，父亲哪方面都不行，觉得他窝囊。”周智夫因为不曾在子女工作上给予关照，一度被子女们怨怼。

　　儿时，他们被父母散落在全国各地。父亲走后，他们从四处赶来，怀念那个“浪漫、纯粹”的布尔什维克。

　　在62岁的周卫平眼里，父亲周智夫没有丰功伟绩，有的仅是一位普通老人的琐碎日常。

　　“但他是伟大的。”周卫平说，父亲去世后，她才重新认识和理解了父亲， 这个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兵，是有坚定信仰的人，“他用圣洁之心对待自己的信仰，最终得到了很多现代人求之不得的平静与自由。”

　　“死过”一次的人

　　在最后的日子里，战场上的场景总是出现在周智夫的头脑里。

　　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打入，贯通右肺。子弹从他身上穿出，又钻进旁边一个小战士的腿里。那是1946年4月，在安徽濠城外，阻击国民党军队抢粮的一场战斗。

　　战友们把他抬上担架，穿过封锁线，转运了7次。右侧肺被切去三分之二，一根肋骨被摘除，他昏死五六次，活了下来。那位被同一颗子弹击中的战士，截肢后感染，最终失去了生命。

　　那一年，周智夫22岁。

　　脑子里出现这些枪林弹雨的时候，94岁的他躺在病床上，两个小女儿轮换陪在他的病床前。

　　冠心病、骨质疏松导致全身多处骨折，病痛侵蚀着他。从2017年病重开始，大儿子周华和他睡在一张1米5的枣红色双人床上。晚上月光照在靠窗的父亲身上，他才发现，那是此生离父亲最近的时刻。

　　此前，父亲的形象装在一个半米长的木箱子里，里面是几十封书信。那是一个年轻时候教他“好好表现，争取进步”的严父形象。病重后，九十多岁的老人褪去了军人的刚硬模样。1米79的个子，病痛来袭时，瑟缩成一团。夜尿蚕食了父亲的睡眠，周华一晚上爬起来三四次，扶着不到100斤的周智夫上厕所。

　　大多时候，父亲是温和的。唯一一次例外，是立遗嘱时，周智夫要求家人把他的骨灰撒到农田里，“支援农业发展”。

　　除了骨灰的遗愿，他还缴纳了12万元大额党费。

　　“他总是问我，我应该怎么表达一下这种感情？”二女儿周卫平觉得，越到最后，父亲越为那个年轻的生命遗憾，越感激曾经给过他第二次生命的党和战友。弥留之际，他催着周卫平帮他交党费。按照现在每个月100元左右的标准，算了100年，“他的心意是把下辈子的（党费）也交上了。”

　　老伴娄淑珍知道，那个和他一起负伤的小战士，和那些抬着他转战南北的战友，成了周智夫一辈子的牵挂。“他觉得他时间不多了，做不了什么事儿，只能交点党费。”

　　在此之前，周智夫还提出，要把2008年分得的唯一一套经适房“还给国家”。

　　“你把房子还了，妈妈住哪里？”子女们急了，劝他等一等，这才作罢。

　　在干休所的工作人员眼里，周智夫是一个连保姆都舍不得请的人。

　　“按照规定，国家对75岁以上的离休干部，每人有两千块护理补助。”但在干休所原所长李德功印象里，周智夫一直没请过保姆。直到病重时，干休所安排一名战士帮他送饭，他怕“麻烦组织”，才请了护工。

　　“每次看见他，都是那身衣服。”李德功说，一套马裤呢老式军装周智夫穿了三十多年，远远看见那顶已经褪成土黄色的军帽，便知道是周智夫。

　　这符合当年战友对他的印象。1968年，周智夫被调往云南第二炮兵某基地医院工作。当时分管基地建设的王清文记得，周智夫的家离基地9公里，“按他的级别可以配车，但老周总是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跑。”

　　周卫平理解父亲，“他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物质于他都是身外之物。”父亲去世后，她常想起一个画面：一个佝偻、瘦弱的老人，在午后的客厅里挥舞着拳头，哼唱着《国际歌》。“他是浪漫的，也是一名纯粹的战士。”

　　四散全国的子女

　　周智夫的5个孩子在不同的地方出生，最终四散在全国不同省份。

　　周华是老大，他出生后，父亲便当兵去了。他在睢宁的农村长到19岁，没吭一声也到南京从军。5年后退役，为了谋生，他跟着几个战友去了江西挖铀矿。长期接触核矿使他皮肤不好，眉毛和头发也已经掉得稀疏起来。他整日顶着一个棒球帽，脸藏在帽檐下的阴影里，寡言少语。

　　周智夫的外孙周洵曾听说，舅舅有一次提出来，希望姥爷帮忙调到北京团聚，姥爷没同意。“在那挺好的，有吃有喝，好好过”。

　　大女儿周雪文被留在了重庆。她19岁那年，周智夫从重庆调往云南。父母带走了年幼的妹妹和弟弟，只留她一个人在重庆工作、成家。云南寄来的书信每月一封。父亲在信里写：“不是爸不管你们，饭要自己吃，路要自己走，这样才有意义。”

　　小儿子周卫民退伍回到北京，“只呆了一星期”，父亲就把他送回了江苏老家。后来他进了县城的邮电局，一直干到退休。

　　1970年5月，周智夫从云南调往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小女儿跟着他从云南到了北京。

　　那个年代，大院里一起玩儿的女孩子，陆陆续续都去当兵。周卫平让父亲找找关系，也想去当兵。周智夫坚决不求人。她赌着气，到海淀的东北旺插队去了。

　　插队结束时，分配给她的工作，“牌子很不亮”。她心想，当兵不帮忙，工作的事父亲总要管吧。瞅着父亲出差回来，她就跑去机场接。周智夫听了工作的事，闷了一会儿，说出的话让她失望：挺好的，都一样，好好干吧。

　　到了最小的女儿周卫华，当兵不得，她被分到了工厂，做电焊切割，每天三班倒。钢材扎穿过她的脚掌，手指甲盖也被掀掉过。最危险的一次，切割的火焰擦着头皮过去，烧了她头顶的帽子。

　　“那时候觉得，我爸太不行了，哪方面都不行。” 父亲的“窝囊”成了子女青春期里奋斗的燃料。

　　周卫华夜班10点到家，她要顶着灯再看一个多小时书。1年后，那个电焊学徒工考上了电大。赶上那年的人才招聘，她应聘到审计局工作。

　　周卫平也考了电大。“父亲不管，我们就拼了命想证明自己可以强大。”她从供销社下的一个小科员，成了百货公司的管理人员。

　　刘梅芳2007年到清河干休所当医生，认识周智夫11年。刚开始入户巡诊的时候，她发现周家5个子女分散在4个省份，私下纳闷儿：“这种级别（的干部），子女这么分散，很少见。”

　　后来熟悉了，有一次她问周智夫的妻子娄淑珍，为什么不把孩子活动到身边来。头发花白的娄淑珍给她唱当年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就是家。”

　　刚到北京时，周智夫把领导干部分房的机会都让给了别人。直到1974年，有一个邻居，要回地方工作，为了让周家帮忙照顾他的子女，才让了一间房给他们住。

　　周智夫离休后，有资格去干休所居住。彼时，新建的清河干休所配套设施不完善，很多老干部不愿意搬。相比之下，花园路干休所成熟方便。“没本事的人才去清河。”顶着这样的议论，周智夫成了最早搬去新建干休所的离休干部。

　　在外孙周洵看来，姥爷高度的自律来自“精神洁癖”。“在他心里，他（面）对的是信仰，是曾经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周洵说，曾经的那些画面一幕幕都刻在姥爷的脑子里，“他没有一刻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最好的礼物

　　周智夫并非不近人情。

　　插队走的那年，周卫平不到16岁。父亲亲手打制了一个木箱子，让她装衣物。东北旺离家远，她想要个自行车，周末能回家看看。没多久，父亲推了辆二手的飞鸽自行车站到她的农场门口。

　　后来，她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去二手车市场转了好几次，最后花60块钱买了那辆车。在那个年代，那是全家近半个月的收入。

　　周卫平经常想起的，还有一碗鱼汤。那时她刚怀孕，父亲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到商场排队买鱼，给她炖鱼汤喝。

　　但是，遇上“大是大非”的问题，父亲又是“无情”和坦白的。

　　三女儿周卫华做审计工作，2014年的一天，谈起近期公布的反腐案件，她气不下，当着父亲的面痛斥了一些贪官的腐败行为。

　　周智夫那时视力不好，也不会上网，误以为她是道听途说，在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经过一夜思想斗争，第二天一起床，他要去“向党组织反映一下”。

　　周卫华理解父亲为什么要“举报”自己，“父亲对他的信仰是绝对坦诚的。”

　　在周智夫的档案里，存有一份19页的《历史思想自传》。在自传里，他坦言，自己入党动机不够单纯，“一方面是感到神秘，另一方面也感到参加（共产党）将来一定很能吃得开。”他也坦陈了参战时的畏惧情绪，“虽然嘴里在阻止部队向后跑，自己心里也压制不住得有些害怕。”

　　周卫华曾以为父亲是不惧怕战争的。周智夫在重庆任职时，周卫华经常跟父亲去礼堂看电影。基本都是战争片，她常趴在他腿上睡着了。散场时，父亲再把她叫醒，拉着她回家。

　　到了晚年，他最爱看战争片《亮剑》。电视上播完，女儿又买了一套DVD送给他。父亲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个战役，意义都不一样，每场战争都有人牺牲，怎么看都看不烦。”他拉着前来巡诊的医生讲，“这国家是我们一寸一寸打下来的，如果又有了战争，你们年轻人要上啊。”

　　2017年6月，周卫华去香港旅游。在大巴车上，导游推销音乐盒。金色的紫荆花，酒红色底座，开关一打开，灯光闪烁，国歌悠扬。她花了20块钱，带回去给父亲。

　　那是周卫华觉得今生送出的最好的礼物。国歌响起来的时候，周智夫两眼放光。她带回去的特色小吃，老爷子一口没动，单把那音乐盒藏到了自己床前的橱柜里，塑料包装都舍不得撕下来。

　　外孙周洵觉得，姥爷周智夫特别像《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倔强、是非分明，有极强的家国荣誉感。

　　“他们那代人，家和国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周洵说，大姨的女儿出国读书前，专门从重庆来了趟北京。周智夫叮嘱，“出去了记得回来，中国才是你的根。”

　　离休后，周智夫最眷恋的是老战友。上世纪九十年代，老战友的信、明信片，隔三差五飘进家里。后来，越来越少。打电话过去，人都不在了。

　　党费交完那天，他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床上，远远就把左手举起来。二女儿迎上去，和他击了一掌，他笑得心满意足。

　　党费收据送来的时候，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魏晓阳也在场。大信封装着证书，一直躺在床上的周智夫，颤颤巍巍，硬要坐起来看看。来慰问的人问，为什么交这么多党费？

　　周智夫一句话，让魏晓阳心里一颤。他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这话我们平时都讲，他是一个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老人，那样平淡地说出来，很触动。”

　　贴标签的药盒

　　作为周智夫的主治医生，魏晓阳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生命的看轻”。

　　2017年12月刚接诊周智夫的时候，魏晓阳震惊了。“基础肺太差了（三分之二切除），一口痰上来都可能窒息。”后来一问家属，才知道是当年因战负伤。

　　呼吸科抽调了专门的医生为周智夫吸痰。每次医生一来，他就说，“给我吸痰，差不多就行了。”这让医生们觉得不习惯，“大部分干部，都会询问很多治疗问题，比如要求从外面请专家。”周智夫从来不问，仅有的要求是，“差不多就行了。”

　　在治疗上，周智夫的“吝啬”是出名的。

　　按照规定，近年来，他的医药费统筹年标准是2.8万，但每年实际药费连一半都没用到。

　　周智夫和大女儿都患有心脏病，随身常备速效救心丸。为了防止药品混用，他让从重庆来的女儿在药瓶上贴上标签。干休所卫生所所长张杰军发现这个现象时曾问他原因，他说，“不能我一人公费医疗，全家免费吃药。”

　　周智夫平时取药的单子永远是两张，“一张写‘周要药’，一张写‘娄要药’。”护士李君芳发现，周智夫和老伴娄淑珍都在吃金维他、阿司匹林、健胃消食片，每次俩人的药都是分开结算。只要李君芳拿同样两盒药给他，“一定要我退回去一盒，他生怕自己多拿了，耽误了别人吃药。”

　　“周老总是看轻自己，看重别人。”医生刘海芳2007年刚来干休所时，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干部，开始每周巡诊。周智夫是第一个鼓励她的首长，“巡诊符合老干部行动不便的情况，一定要坚持下去。”十年来，定期巡诊成了干休所的惯例。

　　到了春节，周智夫就拿着通讯录小本子，挨个给干休所的医务工作者打电话，“祝贺节日，也鼓励我们工作。”刘海芳说。

　　最近两年，他听力下降得厉害。为了方便交流和党课学习，周智夫花一万块买了助听器。

　　2016年5月，一次党课结束后，干休所政委姜东军发现，坐在第一排的周智夫一直没有离开。

　　“姜政委，我感觉身体越来越支撑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党课教育，今天特地留下来向你请假。”姜东军一瞬间，眼圈就红了。

　　“他是伟大的。”周卫平觉得，父亲去世后，她才重新认识和理解了父亲，“可是，这些他都不知道了。”

　　周洵理解外公。“他是个倔强的老头儿，一辈子忠于信仰，做了一辈子自己喜欢的事。”

　　爷俩最享受的事，是周智夫半躺在阳台的藤椅上，歪着脑袋让周洵帮他挖耳朵。炮兵经历损伤了他的听力，晚年时，不戴助听器，很难交流。

　　周洵不说话，静静给他挖耳朵，阳光洒在那位老战士的脸上，时光仿佛停下了。

　　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通讯员 周景红

　　A16-A17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朱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