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带我们了解世界，又使我们认识自身所在

　　在乡村长大的孩子几乎都有这样的记忆：春天挖野菜，秋天摘野果，夏天在河里摸几条鱼，如果靠着山，雨后还可以去采蘑菇。因为就在那一个地方长大，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每种东西叫什么土名，仿佛自然而然地就知道了。

　　当现代化、城市化的生活席卷整个世界，有太多新事物新知识显得更为重要，等着人们去学习。于是，我们有点不知道如何去安放那份乡土经验，它是孩子欢乐而无用的“瞎玩”？是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朴素的生物科学知识？抑或是带有诗意的田园牧歌？总之，它好像不太能融于当下的生活和对未来的想象，显得有些遥远和生疏。

　　近些年被重新提起的“博物”，给了它一种更好的命名方式，以及延展到当代城市生活中的可能路径。现在，微博上的“博物君”受到几百万人的喜爱，图书市场上被归于“博物”标签下的出版物更是层出不穷。借由书本，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自然生灵，以文字、绘图、摄影的方式接连映现在我们面前，也让人们体会到了与自然相处的新方式。或许可以这样说：博物带我们了解世界，又使我们认识自身所在。

　　安于一地，记下所见的自然万物

　　18世纪的英国，一位安静、敦厚的牧师吉尔伯特·怀特回到他的家乡——汉普郡的塞尔伯恩村定居，从此不出远门。他对自然满怀热忱，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于观察和记录塞尔伯恩的自然风物、鸟兽鱼虫，他将自己的观察研究所得，写进了给两位有共同爱好的朋友的信札。写这些信时，怀特并未想过要将其出版，他只是忠实而饶有兴味地记下苍头燕雀为何会在冬天雌雄分飞，如何区分不列颠的柳鹪鹩，以及有着八只小崽的鼠巢是怎样的紧实。

　　这些信件在1789年以《塞尔伯恩博物志》为名结集出版后，成为英国18世纪文学史和博物学史上的经典，据称是英语世界“印刷频率第四”的图书，影响过包括达尔文和亨利·梭罗在内的许多后世名人。

　　但这些追加于其上的光环，其实反倒折损了《塞尔伯恩博物志》本来的好处。怀特当年观察身边鸟兽、写下这些文字时，没有任何堪称远大或形而上的追求，他只是依从自己的爱好，并为之投入了足够的时间和切实的工作。所有后世的褒奖都是迟来的馈赠，仅是在提醒迟钝的人们，安于一地做这样的事是有意义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文化倡导者刘华杰说，“这个传统最早就是怀特，怀特做得很好，关键是它可以推广，因为它是从本地做起，就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唯一的障碍就是调动你的兴趣。”

　　在怀特之后，我们沿着这个传统，还能读到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对荒弃的沙乡农场极为动人的叙述，以及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记下的他在湖畔小木屋度过的极简生活，或许还有英国乡村女教师伊迪丝·霍尔登以手绘插画和日志体完成的《一九〇六：英伦乡野手记》。

　　虽然相距万里、风物殊异，但这些诞生于英美乡间的作品被翻译到中国之后，都受到了读者的喜爱。不说像《瓦尔登湖》这样风行一时有数十个版本之多，2016年出版的《一九〇六：英伦乡野手记》也已重印数次。那些对草木鸟虫生活的观察和摹写，是穿过语言与生境的双重阻隔之后，也依然动人的。

　　可是，即便是对这些经典自然书写的接受，也带有几分“距离造就美”的意味。我们不介意书中陌生的地名和物种名词，是因为倾向于把它当成一种理念或美感来阅读。其中隐现着现代人的一种典型认知结构和价值观：能读懂海外作品和专业行话，却不了解身边一草一木的名字；向往环球旅行和走遍大千世界，却往往无视自己脚下的寸土。

　　中国的“在地书写”和自然手册都还太少

　　正因如此，那些扎根于本乡本土的国内博物爱好者和他们的原创作品，分外值得推重。

　　近几年博物自然类图书的出版形成了一股潮流，其中翻译的国外作品占了大多数。许多优秀的外版好书得以及时引进，这当然很好，但据商务印书馆博物自然类图书策划编辑余节弘介绍，目前在科学绘画等题材上，已经有重复出版的现象，这是因为大量博物画都已经进入公版领域，取得途径很方便，很多出版社都愿意出版这样的书。像约翰·古尔德、奥杜邦等人的鸟类绘画作品，市面上都能找到多个不同版本。

　　在刘华杰看来，这样的书“过一段时间人们就会烦了，因为路线差不多”，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本土化。“人家画的天堂鸟再好，跟你也没什么大关系，看一下就可以了。我们身边的鸟也很多，但是对它们细节的展示都没有，比如麻雀，谁拍过很好的麻雀？”

　　像《四季啊，慢慢走》《北京路亚记》这样的作品，所记录的是北京城区和周边就生长着的款冬、堇菜、马口鱼……它们不像大熊猫、东北虎那样具有明星效应的物种，很少引人注意。因为关注对象的不知名、笔记记录的形式也缺少“深度”和“重大意义”，这些作品往往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和肯定。

　　深圳本土自然作家、出版人南兆旭在2016年发起了中国首个自然好书评选活动“大鹏自然好书奖”，他说，自己在单项奖中特意设立了一个奖项叫“在地关怀奖”，就是为了提倡和支持具有在地性的自然写作，“我觉得我们国内现在不缺乏对宏大题材的写作，比如写大熊猫的书可能有好多种，青藏高原自然记录也有好多种。反而对你自己生活的地方的自然记录，这种书非常得稀少。所以我特别主张‘在地关怀’的写作，如果能把你生活的地方的生命万物记录下来，能把城镇化过程中，人和自然界关系相互进退甚至相互伤害这个状况记录下来，我觉得是特别棒的。整个中国在这一块相对还是缺乏的。”

　　为什么比起远方之美，在我们身边的普通生灵有着特别的意义？这关乎情感，关乎价值取向。“你能见到，你能接触得到，这样你才对这个物种有更深的感触”，在编辑身份之外也是一位资深博物爱好者的余节弘认为，博物最该提倡的是“知行合一”。“知之愈深，爱之弥坚”，在观察和认识身边草木虫鱼的过程中，人能与它们建立起细微而明确的情感关联，而这种对一方乡土朴素扎实的感情，正是在都市中生活的人往往缺失的。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亲近自然是很多人都具有的兴趣。人在看到一丛好看的野花、一只特别的昆虫时，往往都会问“这是什么”，但如果很难找到答案，那原有的一点兴趣也就没有了更进一步的机会。对于初步的爱好者来说，按照检索表查植物志并不现实，各种识花APP准确度有限且不能提供系统性的比照，若能有一本有限地域范围内方便、易读的手册图鉴，是特别实用的事。比如现在很多大学校园都有了自己的植物手册，《燕园草木》《南开花事》《珞珈山植物原色图谱》……这些学校里的学生如果有兴趣，就可以通过图册中的照片和具体定位来辨识植物。

　　但总体情况，中国面向公众的自然手册品类非常短缺。各个省份都无法保证有一本，更不用说市县、公园。刘华杰说，像北京的各植物园、公园、保护区，都应该组织编写自己的基本手册，以中国的生态多样性程度，“出几百本、一千本也没有问题”。现在，有一些年轻的生物学者和自然爱好者正在做这样的工作，比如《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中国野鸟》等都在编写过程中，但积累和完成的过程仍然需要时间。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