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异之城》 “詹姆斯·邦德” 之父的挑剔旅行

　　伊恩·弗莱明的《惊异之城》可以归为典型的“旅行文学”行列，但也有它自身的特点。作为007特工詹姆斯·邦德的创造者，在由《星期日泰晤士报》提议并资助的环球旅行中，弗莱明也体现出某种对于“惊险刺激”的格外趣味。自然，对于《星期日泰晤士报》，只要点明作者是超级畅销书邦德系列小说作者伊恩·弗莱明，这个投入“巨资”的游记专栏也就成功了一半。

　　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本游记在如同热带植物般快速繁殖的旅行文学中不算特别出色，但是，它依然因为作者本身的特殊而凸显了出来，并且在多年后被译成中文，加入到中文世界旅行文学的崛起之中。读者对于这本书显然有一种期待，这位以写紧张刺激的间谍小说闻名的作者，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怎样不同的旅行感受呢？然而，弗莱明字里行间的挑剔和傲慢，以及对各座城市浮光掠影的轻薄，让人大感失望，甚至难以忍受。

　　避开“日常生活” 旅行文学的先天不足

　　在有关日内瓦那一章开头，伊恩·弗莱明以他一贯的挑剔刻薄的口吻，把威尼斯挖苦了一番：“威尼斯早就落入俗套了。我曾想写一篇关于威尼斯的幽默散文，但不写运河、贡多拉、教堂和广场。我将专注于描写火车站纯粹的建筑艺术、证券交易所的运作、威尼斯财政的乱象，以及自来水厂和发电厂的历史。……不过，除了胡诌这样一篇，威尼斯实在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可谈。”老实说，在忍耐了弗莱明大半本对世界各地“横挑眉毛，竖挑眼”式的尖酸刻薄的品头论足之后，看到这里，按捺已久的抵触情绪似乎立刻爆发了。

　　虽然我没去过威尼斯，但是有关威尼斯的文字记忆可是太多了，这位老兄竟敢说“威尼斯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可谈”，我喜欢的两位诗人庞德和布罗茨基都很喜欢威尼斯，甚至于最后都安葬于此，后者曾17次到访威尼斯，并曾以诗一般的语言为威尼斯写下了厚厚一本《水印：魂系威尼斯》。我喜欢的奥地利诗人霍夫曼斯塔尔则在《美好时日的回忆——威尼斯随笔》一文中以极端敏感缠绵的语言描述了他在威尼斯的游踪。更别说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名作《死于威尼斯》，把内心纠结、沉溺于畸恋的主人公阿申巴赫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旅程也放在了威尼斯。

　　此外，威尼斯还激发了另外一些大作家——普鲁斯特、罗斯金、里尔克、拜伦、歌德、麦卡锡、蒙田、蒙塔莱等——的灵感，“他们的言辞像运河的流水一样盘旋四周，就像贡多拉小舟过处，阳光照耀涟漪，揉碎万点微光。”（诺特博姆语）

　　我为威尼斯做这番辩护的原因，是想说明真正的文学恰恰是从“没什么新鲜东西可写”的窘境出发的，庞德对此有过更好的总结——文学就是日常生活的新闻。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旅行文学”恰恰因为避开了“日常生活”而显出先天不足。追求新奇感，往往是旅行者背起双肩包踏上旅程的最初动机，同时也暗示着人们困守于一隅的生活方式是乏味麻木，不可取的。

　　新奇感驱使人们毅然出发，驱使人们在厌倦感即将袭来之前从一座城市漫游到另一座城市，而旅行文学则是对这种漫游的记载：所见所闻，新奇的物件，与自身迥异的生活方式，在眼前晃动然后飘过的芸芸众生。这种行走的方式，注定了典型的旅行文学是一种本质上“浮光掠影”的印象记。对此，伊恩·弗莱明也有清醒的认识，在结束了香港-澳门-东京-夏威夷-洛杉矶-拉斯韦加斯-芝加哥-纽约的第一阶段环球旅行之后，他总结道：“我花了30天环游世界，而为旅程写下的只是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和一些肤浅的，偶尔缺乏尊重的评论。”

　　追根究底，这是由一味追求新奇感带来的，新奇感似乎容易获得（踏上旅程就行），但也特别容易失去，那么典型的旅行注定是扁平的，旅者从那些优美风景和美食名馔上掠过，从浅层的人文历史或貌似独特的生活方式上掠过，只要他稍作停留，厌倦感即刻像鬼影般尾随而至。而且，每本旅行文学里都充斥着太多人物，但他们的职业往往很单调——餐厅或酒吧侍者、出租车司机、飞机上的空乘，更多的则是街头匆匆而过的路人，或者和作者一样是怀揣同样梦想和期待的观光客。但这些人物在游记里都是匆匆过客，只留下一个侧影一个动作一个神秘的表情，偶然地被游记作者记在书中，成为一种点缀，成为旅行文学为何是扁平化的一个证明。

　　傲慢的语调

　　想方设法贬损观察物

　　虽然整本书语调多少有些傲慢，按照著名的旅行作家简·莫里斯在序言里的说法，他“对一切都挑起一对高傲的眉毛”，但是整本游记里对于赌博（这些城市里包括澳门、拉斯韦加斯和蒙特卡洛这三座著名的赌城并非偶然）各种门道的津津乐道、对于富于传奇色彩的香港黑帮和芝加哥黑帮历史与现在的介绍等，都显示出这位傲慢的作者内在的对于读者的体贴——他知道媒体需要怎样的稿件，也明白读者想要看什么。

　　在书的开头，弗莱明坦承自己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拙劣的观光客，“甚至经常鼓吹在博物馆和美术馆门口提供轮滑鞋。我也受不了在政府大楼吃午饭，对访问诊所和移民安置点更是毫无兴趣。”这些无疑都暗示出弗莱明不是按常理出牌的旅行者，同时也是他内容独特的游记的变相广告。可是读完全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他苛刻的语调，像“香港夜晚的街道是我走过的街道中最迷人的”这样诚恳朴实的句子，在书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看得出，他的确喜欢香港）

　　在大多数篇幅里，弗莱明都在想方设法地贬损观察物，这甚至成为他的这本游记最突出的语言风格，当然其中混杂着幽默（逗人一乐），但是当这种嘲弄更多地指向他人时，离刻薄也就不远了。我随意从书中选取几句：“就在我观察他时，一个穿着黑色绸裙、年纪可能是50-100岁之间任何一个岁数的女人离开最近的那张桌子，走到他身边。”“毫无疑问，巴林拥有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国际机场。就算在监狱里我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洗手设施。慢腾腾的风扇挂在一塌糊涂的棚屋墙上，连苍蝇都懒得动一动。”“假如这群老年人穿着适合自己年龄段的衣服，他们就会消失成为城市背景的一部分，但是在夏威夷，成千上万六七十岁的老人穿成各种奇怪的样子，这更让我感到压抑。”

　　刺激与新奇

　　类型文学的套路限制

　　《惊异之城》对于各种赌博方式以及赌场中的各色人等，都有细致传神的描述，对于闻名世界的香港黑帮和芝加哥黑帮也有较为详尽的介绍。同时弗莱明自己超级畅销书作家的身份，以及《星期日泰晤士报》本身的影响力，使他得以采访各地的一些精英人物。比如在澳门，他拜访了黄金大王罗保博士；在洛杉矶和芝加哥，他采访了《花花公子》总部和知名的犯罪新闻记者；在日内瓦，他到卓别林家里做客。这些都保证了《惊异之城》在追逐新奇感方面有其过人之处。

　　我想这既是弗莱明自己的兴趣所在，也吻合媒体对于稿件的要求，因为对于媒体而言，内容本身的特异性（独家或者新奇）永远要优于文字风格。换句话说，只要内容足够夯实，文字做到清晰流畅也就够了。显然，《惊异之城》幽默贬损兼备，有时又非常生动形象的文风，早就超过了媒体对文字的一般要求，也就是说，弗莱明提供给《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游记都是十足的优秀稿件——从媒体的视角而言。

　　问题是，和上文谈到的旅行文学过多的人物一样，过于扎实的内容，也使得整个文本过于拥挤，没错，这正是媒体报道的特点，媒体报道对于“事实”本身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它不能忍受作者陷入玄思——哪怕发会儿呆也不可以。如此留给文字自身表现的空间就太小了，而文学自然也就被挤出报章那过于紧凑的版面。

　　作为纯文学的热爱者，我对《惊异之城》可能有些苛求了，拿托马斯·曼的小说和霍夫曼斯塔尔的散文和《惊异之城》比到底有点怪异。我自己虽然对各种赌博毫无兴趣，但并不妨碍更多的人对赌博持有盎然的兴趣，而且弗莱明完全可以反驳说——我本来就没打算写传世之作，它就是有关旅行的一些浮光掠影的记录而已。就像推理小说的作者也没想着要和托尔斯泰去竞争，他们想得更多的可能还是劳伦斯·布洛克或者雷蒙·钱德勒，以及销量和版税。

　　换言之，我根本就不是《惊异之城》的目标读者，喜欢这本书的人肯定大有人在，就像更多的人喜欢邦德小说、《哈利·波特》和斯蒂芬·金的小说一样。但是只要进入文字领域，一种比较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比较从根本上讲并不建立在销量和版税的基础上。作为类型文学，推理小说、侦探小说和旅行文学都有广阔的市场，它们内部也有高下之分，有些类型小说就是更吸引人，卖得更好，有些可能也会无人问津。

　　总体而言，类型文学的套路性限制了它可能到达的高度，它对读者过分地体恤，它用刺激和新奇这两个有效辔头牵引读者的自觉意识，都使它不可能像那些经典文学那样更多聚焦于人性和语言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旅行文学在内的类型文学，的确是通俗文学市场上的主力军，但并不肩负精英文化的传承。

　　□凌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