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卓元 强调价值规律，今天仍不过时

　　张卓元曾任孙冶方的助手，参与过孙冶方最重要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整理编写，此后还接任孙冶方曾经担任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之职。

　　他一生视孙冶方为学术榜样，“坚持原则，不随风倒，只要认为是对的，就坚持到底”。他接受了《新京报》采访，对孙冶方的经济理论贡献及其时代局限作出了他的评价。在他看来，孙冶方强调的价值规律，今天仍不过时。

　　“只抓学术研究，不抓运动”

　　新京报：孙冶方真正成为一位经济学者，是在1957年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调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开始的，当时他已是知天命之年，你比他早三年进入经济研究所，还记得这位新所长上任时的情形吗？

　　张卓元：1957年，我还是研究所的研究实习员。他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只抓业务，抓学术研究，不抓政治运动。当时正值反右运动时期，他把搞运动的工作都交给一位副所长去管。

　　他为人和气，与下属关系融洽，从不参与整人。他喜欢跟同事交流学术观点，一起研究问题，带领大家深入实地调研，还强调搞科学研究要敢于“标新立异”、“求异存同”，要勇于探索真理，不能搞教条主义。大家听到这些观点都觉得很新鲜，有启发。他是老革命，又有经济学功底，自己带头创新理论，给经济所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大家都很尊重他。

　　新京报：差不多与他进入经济研究所同时，社会上就刮起浮夸风、虚报风、高指标，他对统计是有过深入研究的，还曾去苏联中央统计局考察，他对当时社会上的统计持何种态度？

　　张卓元：他起码没有附和，但也没有明确提出反对。1956年他去苏联访问时，曾拜访苏联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马雷舍夫和综合平衡司司长索波里，他们对苏联传统体制和统计方法有意见，主张重视生产价格和利润指标。

　　大跃进时期，孙冶方的主要精力是在研究价值规律问题，以及当时的一些经济政策。当时，经济研究所出过一个“食堂报告”，对农村公共食堂提出质疑，结果报告受到上头批评，主要负责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所里也开了批判会。孙冶方作为所长做了检查，但没有参与批判会，而是让别人去主持，这很能体现他的风格。

　　1959年3月，毛泽东看出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平二调”（“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的简称）政策中的问题，提出“价值规律是伟大的学校”。孙冶方觉得这个观点值得提倡，认为不能对农民搞“一平二调”，应该实行等价交换，注重商品生产，这也可以看作他对大跃进风的批评。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新京报：1956年，孙冶方在《经济研究》杂志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怎样的反响？

　　张卓元：我当时在《经济研究》当编辑，之前杂志上刊登的文章，都是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那一套观点，这篇文章是真正的标新立异，引起很大轰动。他后来还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以生产价格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定价的基础，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应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贯穿始终。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在计划经济时代提出要重视和尊重价值规律的文章。

　　不过，孙冶方在附记中提到，文章受到了顾准的启发。顾准在第二年也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他的观点更尖锐，他主张企业要根据价格上下波动的情况来制定生产经营的规模，因而顾准被认为是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新京报：孙冶方有句名言，“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价值规律的探索，是否为后来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起到理论铺垫的作用？

　　张卓元：这句名言是1964年对他的一次批判会上讲出来的，当时没有写成文章，是口头表达的。后来在1978年10月2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他以此为题写了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其实早在50年代，在经济学界内部就有不少人支持他的观点，认为价值规律对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被低估了，应该更多地强调。一些经济学家向他靠拢，包括经济研究所的一批骨干都对此很赞赏，孙冶方因而被称之为“价值规律大学的校长”。

　　但价值规律真正被普遍接受，是在“文革”结束、“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后。改革开放前夕，胡乔木等人写文章提出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最重要的客观规律就是价值规律，这些思想都是从孙冶方那里来的。

　　“用利润来牵牛鼻子”

　　新京报：孙冶方还有一个重要观点是强调对企业利润的考核，“用利润来牵牛鼻子”，但被认为是“利润挂帅”，与“政治挂帅”相对立，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张卓元：孙冶方关于固定资产管理体制和重视利润的主张，是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和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后提出的。他认为，对一家企业成绩的考核，应该主要看它能不能给社会和国家创造利润。这在现在看来是常识，但当时被认为是不讲政治。

　　1963年，他从上海机器厂调研回来后，要写一份关于利润重要性的报告，但当时政治形势已经很紧张。当时苏联也有学者提出类似观点，要重视价值指标来考核企业，但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我和吴敬琏、桂世镛、项启源、何建章一起商量，想劝他不要写，如果一定要写也得降温，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被他顶回来了，说他不是气象专家，不是跟风的。

　　新京报：孙冶方关于利润的观点，强调资本主义利润和社会主义利润的区别，这种观念是否也有时代局限性？

　　张卓元：这很难说，因为当时中国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利润都是交给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润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利润确实不一样，这也是孙冶方为自己辩护。他的理论都是引经据典，用马列主义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头头是道。

　　“不改志，不改行，不改观点”

　　新京报：孙冶方最大的心愿是写一部《社会主义经济论》，多次组织写作班子和研讨会，持续了二十多年，付出了巨大心血和代价，但最终为何未能完成？

　　张卓元：写《社会主义经济论》是中宣部交代的任务，当时要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三人各自组织班子写，孙冶方接受了任务。1959年，第一次组织了39人的写作班子，我没有参与，只是零星参加过一些讨论，我后来参加了1979年和1980年的七人写作组。

　　孙冶方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是参照《资本论》的过程法分篇来写，书的红线已经有了，但是最基础的范畴还没找到。《资本论》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那么《社会主义经济论》要从哪里开始，还没有找到切入口。他有一些基本构想，但是要形成一套科学体系，没那么容易。他坐牢的时候，打了好几十遍腹稿，但也只是很粗略的提纲。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还不够成熟，没有足够的观察条件来写出一套科学体系。

　　新京报：改革开放四十年，现在已经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回头来看孙冶方的理论，你觉得哪些是带有时代局限性，需要被超越的？哪些是具有永恒价值的？

　　张卓元：孙冶方一辈子强调的价值规律，今天仍不过时。如果我们在经济活动中违背价值规律，必然会受到惩罚。其次，价格政策也应该要符合价值规律，他一贯反对价格与价值背离，要求不断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国家定价应以价值为基础，否则难以正确评价经济活动的效果，难以评价企业的真实业绩。这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他的局限性在于还是想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不断试错，但后来中国经济的实践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找到了市场的办法，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们对孙冶方非常敬仰，一直以他为榜样。大家最敬佩的是他的所谓“三不”——不改志，不改行，不改观点。他坚持原则，不随风倒，只要认为是对的，就坚持到底。尊重规律，敬畏规律，强调理论研究要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寻找研究课题，这些精神都值得后辈学习。

　　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