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唐诗三百首》是对唐诗的窄化

　　纵观《全唐诗》，其中百分之七十的诗都是应酬之作（中唐以后诗歌唱和成为文人中的一种风气）。读《全唐诗》可以读到整个唐代的社会状况、文化行进状况、唐人感受世界的角度和方法、唐人的人生兴趣点和他们所回避的东西。这其中有高峰有低谷，有平面有坑洼，而读《唐诗三百首》你只会领悟唐诗那没有阴影的伟大。　——西川《唐诗的读法》

　　西川是个争议颇多的诗人。关于他的写作、对文化的讨论，甚至性格，都引起过争论。近期，西川出了本小书，《唐诗的读法》，争议随之而来。

　　在诗词热的当下，《唐诗的读法》有意无意地回应了当下的文化热点。西川写作本书的原因，是有些人质疑现代诗人写不出像唐诗那样的经典诗歌，站在古诗的角度批评新诗。因此，西川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给出了“如何读唐诗”的看法。借由本书，西川回到了唐代诗人写作的现场，以诗人的身份走向李白、杜甫们，并用文字让他们活转过来，再次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进而与他们展开写作者之间的对话，说明他们如何写诗、写作的大背景、唐诗的评判标准是怎样的等问题。

　　当下诗词现象

　　僵化的认知阻碍了当代创作

　　新京报：写这本书的起因，是有些人对新诗作者提出质疑，认为你们不能写出像古诗那样琅琅上口的经典诗作。

　　西川：不光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前头的人，比如艾青那一代，郭沫若、闻一多那一代，一定都受到过这种质疑。

　　新京报：但用写书方式给出回应的现今好像是只有你一个。

　　西川：闻一多写过《唐诗杂论》，冯至写过《杜甫传》，郭沫若写过《李白与杜甫》。在我这一代诗人中我勉强具有这个能力。

　　新京报：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有这种责任感，需要给出回应？

　　西川：没有那么大的责任感。有几个原因。其中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曾长期在中央美院教中国古典文学，书中这些材料不是我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去专门寻找的，它们是现成的。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是我的日常生活。当然，我也坦率讲，唐诗不是我阅读的主要部分。中国古代的绘画也是我的关注点，战汉诸子我也很关注。

　　新京报：近些年出现了“诗词热”的现象，你怎么看《中国诗词大会》这类节目？

　　西川：我家里没电视，所以也不看，不知道节目具体什么样，但我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些报道。我跟背古诗词的人的不同是，我是个写作者。当我面对一首古诗的时候，它对我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个修养的问题，而是一个创造力的问题。我觉得别人背古诗词挺好，但问题是，那些并不真正写东西的人——偶尔照葫芦画瓢写点古体诗的不算真正的写作者——由于背了古诗词以后，便制造出一种舆论，开始对写东西的人形成压力。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了对文学的某种认识，而它又妨碍到这个社会本身的文学创造，这就麻烦了。

　　新京报：即便诗词很热，但普通读者看待唐诗，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思维僵化。如果这么认知唐诗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西川：这样一来，诗人就被装在一个套子里了：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但我们这么认识文学，就把文学搞得太简单了。它造成的后果就是，每个人都自以为了解唐诗，每个人都自以为了解历史，但是他了解的是诗歌最皮毛的那一点。如果他认识到自己了解的是皮毛也行，但问题是，这些认知最后变成了妨碍今天创造的一个武器了，开始对创作指手画脚，这就成问题了。

　　新京报：在这本书中，包括在一些采访里，你多次提到一个词就是“智力阅读”。

　　西川：不光是阅读，因为智力这个东西，在阅读上有，就意味着你在别的方面也有。我觉得当代缺这个。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但好多人的智力没跟上。我觉得这是我们太需要提升的一块。在刚写的一首诗里我借忧天的杞人之口说：“与普遍的道德退化相比，我更关心普遍的智力退化”。

　　新京报：那如何提高智力呢？

　　西川：就是通过阅读。所谓的“智力生活”就是阅读讨论、思考问题。现在我们真不缺有滋有味的日子，可真正的智力生活水平不高。

　　面对质疑

　　唐诗是“类型写作”吗？

　　新京报：书中说，唐诗写作是“类型写作”，这个观点受到不少质疑，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西川：我也看到别人质疑这个观点。是这样：我手里有一部日本模仿中国、在明治十七年（1884）始印行的诗歌写作参考书，叫《增补诗学金粉》。如果你手边上有这种书，你就会非常吃惊，直观地了解我说的“类型写作”的意思。所以，别人不同意，说明他没碰过这类东西，也没接触过这个批评概念。其实，中国古代不光诗歌是类型化的，咱们的艺术全是类型化的，比如佛造像、戏曲、山水画、剪纸、甚至青铜器的铸造。你看《芥子园画传》，艺术家徐冰说那就是本绘画词典。所以我这么说中国古代诗歌，好像在贬低它，实际上我说的是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通则。但是，你知道了它的通则以后，就知道为什么中国艺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艺术。当然，不能说由于这个门类的艺术是类型化的，就不允许天才存在了，一定是有天才的。这些天才一定对这些通则没兴趣。他们要打破这些东西，李白可能就不信这个。我说的类型化是指基本形态，你当然也可以写得反类型化。

　　新京报：谈到韩愈时，书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韩愈以文字处理当下生活的涉险勇气和杂食胃口深刻打击着我们这周作人、林语堂、张中行化了的、晚明小品化了的、徐志摩化了的、以泰戈尔为名义的冰心化了的、张爱玲化了的文学趣味。”你一句话批评了一众作家。

　　西川：我还漏了胡兰成！——这并不是“一众作家”，而是一个系列的作家。我多次去印度，了解一点印度的情况。泰戈尔本来是用孟加拉语写作，自己又把它翻译成英文，所以泰戈尔的英文和孟加拉语的写作又不一样。我听印度的两个作家跟我讲过，一个叫莎米斯塔·莫罕蒂，一个叫维维克·纳拉亚南，他们说孟加拉语的泰戈尔是比较硬的。但是泰戈尔通过英语进入中国，变成一个娘娘腔的人，被大大地窄化了，就跟我们今天读《唐诗三百首》，把唐诗给窄化了一样。你说还有比这更大的灾难吗？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与韩愈处理现实的勇气相对比，他们缺乏这个？

　　西川：处不处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想处理当下，也得有这个能力。有些人可能想处理，他处理不了，原因是语言是从别人那来的，自己对语言没有发明。比如您的语言都是从王维那里来的。有些人认为我说王维是二流诗人就疯了，其实王维也是很了不起的诗人，但是王维把一切都变成风景，用这套优美的处理风景的语言，是处理不了当代生活的。

　　新京报：你觉得一个写作者用文字处理当下生活，是本该承担的责任吗？

　　西川：所有的好作家都摆脱不了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一定会给他们提出一些问题，他们得面对。处理也分好多种：有些人是现实主义的，有些人是象征主义的，有些人是寓言化的。

　　新京报：你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当代写作者，在处理当下现实时，处理得怎么样？

　　西川：中国当下的生活有不少诗人都处理，比如打工诗人写关于打工的诗等等。别人也问，说这叫不叫处理当代生活？我说当然，这是处理当代生活。但我们回头看中国古人处理他们当代生活的时候，背后背了一个东西，就是“道”，而中国当代的诗人、作家们不背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思想性，思想性会让你在面对一个复杂社会现实的时候，获得纵深感。

　　新京报：唐诗的伟大毋庸置疑，在《唐诗的读法》中你也称赞了很多作家，那当代创作应该以唐诗为坐标吗？

　　西川：我们可以有多重坐标。唐诗是一个坐标，宋词也可以是坐标，六朝的那些作品也可以是坐标，《史记》也可以是坐标，更别说战国时代的作品，都可以成为坐标。而且不光文字可以成为坐标，绘画、雕塑、音乐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坐标。所以这是很宽阔的。另外，我们也读了那么多外国翻译过来的东西，那些东西也都是坐标。我读中国古代文学的背景是世界文学。

　　新京报：我们现在已不使用古汉语，如何以唐诗为坐标？

　　西川：以他们的高度为坐标。不光是古代诗人给出的高度，诸子文章、历史书写给出的高度、中国古人学问的高度，全在那儿。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