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袁厉害、李利娟们从被赞誉到被质疑的背后,个体灰色收养的风险应被正视,还应用制度保障去消弭。
因“21年来耗资数百万收养118名遗孤”的事迹饮誉极广,被誉为“爱心妈妈”的河北武安“农民”李利娟,日前被推上风口浪尖。
据多家媒体报道,引发外界关注的李利娟“爱心村”3年未年检遭关闭事件,有了新进展。武安当地政府5月5日通报称,已依法取缔李利娟福利爱心村,所涉孤儿弃婴全部妥善安置。武安官方还披露,经过查证,李利娟涉嫌多起敲诈勒索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犯罪,目前已被刑事拘留;她名下账户有人民币2000余万元、美元20000余元,公安机关已查封,案情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李利娟被刑拘,其“爱心村”被取缔,让很多人为之惊诧:涉嫌多项罪名勾绘的“恶”跟收养上百名弃婴呈现的“善”之间,反差之大,可以说是“判若霄壤”。很难想象,这两个“李利娟”是同一个人。正因如此,许多人的脑洞又不甘清闲,脑补出很多种可能。
有时候,是非真假没那么简单,隔着棱镜或滤镜看人或许只能是“知人知面”。李利娟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现在还没法轻易下结论。
《新京报》去年2月份的报道《“痞子”妈妈和她的104个孩子》就讲到,在武安之外,人们赞誉她大爱无边,在武安,很大一部分人称她为“痞子”;很多村民称“这边的人没有说她好的”,称她抢人铁矿占人土地,有网帖也指控其恶行多端。这究竟是“誉之所至谤亦随之”还是确有其事,有待考证,但无疑为观察其人其行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旁证。
李利娟面临的臧否处境很个案化,却也引人思考:“爱心妈妈”的人格脸谱能否是多面的?有道德瑕疵或法律污点者,是否适合收养大批孤儿?而最重要的公共启示就是,让孤儿得到更好的救助,需要制度保障和护航;那些孩子的命运,也不能全拴在个人品行这根“绳”上。
李利娟的风评转向,易让人想起袁厉害。袁厉害24年收养了超过100名弃婴,也曾被称作“爱心妈妈”,但2013年初有媒体披露了袁厉害的“另一面”——将孩子以残疾程度和相貌分等级;自购或自建房20多套;为维持好人形象装穷等,引发舆论哗然。
从袁厉害到李利娟,其可能存在的形象反转,既点出了监督不到位下收养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直指救济与收养方面制度的缺位。
首先,这些“爱心妈妈”收养上百名孤儿,看起来像是在儿童福利机构缺位的背景下“替制度尽责”。这倒不是说要政府包办,而是说不能将公共责任转嫁。要将合理兜底和对民间收养的规范管理监督结合,避免“政府解决不了”、“民间解决不好”。也只有保障得力、监督到位,才能约束“借收养谋私利”,避免孤儿的境遇完全受制于个人德行。
其次,现实中有些真的“爱心妈妈”收养孤儿确系出于善心,那也要为这些人道主义救助行为提供合法化渠道,让其告别“非法而合理式的存在”。有专家就称,家庭寄养优于政府收养,可当下收养门槛偏高;对那些有精力也有心“集中收养”者该提供资金、培训,扶持她们建正规福利院,但这类引导鼓励社会化参与的举措也不足。
如今,武安官方已将“爱心村”孤儿统一安置,这是值得肯定的补救性兜底举措。但毫无疑问,袁厉害、李利娟们从被盛赞到被质疑的背后,显然该有更多“补牢”以防“亡羊”的措施。也只有尽早补上公共保障和收养制度仍存的漏洞,才能避免将孤儿置于个体灰色收养的不可测的风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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