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希望中的忐忑

　　四十年后，我仍然还在从事师范教育，仍然还在从事政治学专业，其间还有幸进入中南海，担任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解人。四十年前，谁能想到有如此的变化呢？

　　四十年前的心境，可以说是充满着希望，又处于极度的忐忑不安之中。

　　劳动之余，我开始渴望知识了

　　1977年底，正在深山一个小矿山做电焊工的我，从广播中得知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对所有人开放。这意味着我也能参加高考上大学。希望之门由此打开。

　　但是，我当时只有小学都还不完整的文化水平。虽然我1967年小学毕业，但实际上自1966年下半年学校就已停课。直到1968年才进入中学，只是当时的中学也无法正常学习。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到冬天，学生便与老师打雪仗。结果学生人多，老师经常被打倒。打倒了老师，学生当时开心了，但大脑空空，没学到任何东西。

　　一年多以后，随着城市人口下农村，我也来到乡下。我到农村时还不满15岁，下乡后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与老乡们一起劳动。只是在劳动之余，开始有些渴望知识了。记得当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拖牛车进城运输。因为每天可以补1角2分钱，中午可以吃一碗面条。我将这笔钱节省下来，用了好几个月时间，购得一部收音机。当收音机传来张永枚的长篇诗作——《西沙之战》时，我特别激动。从此，收音机便是我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1975年，我从乡下来到深山当工人，每天播送的广播成为我接受知识的主要通道。

　　1977年底，我从广播中得知所有人都可以报考大学，虽然激动万分，但也处于极度的忐忑之中。因为，虽然报了名，但凭我不完整的小学水平和从广播中得到的点滴知识，怎么可能考得上？

　　我197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情景到现在几乎已遗忘。只记得，考试完三天后就开始继续看书。白天上班工作，有时还要加班，下班后看书学习。一同的工友很不理解：白天上班很累，晚上打打牌，休息下多好。一个小学都未念完整的人，还能考得上大学？

　　我听后一笑而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考试就是绝对命令。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明年考不上，后年再考……深山里，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完全依靠自学。相比其他课程，数学课要自学就难了。当地有一个被打成右派的老人，以前上过大学。有时，数学题目实在弄不懂时，我就会请教下老人家。

　　只要能够上大学，不管是什么学校

　　经历了几个月的自学，我参加了1978年高考。不承想，竟然过了高考录取线，这让我喜出望外。到了填写志愿时，有些为难。因为，依靠自学的数学考试成绩才10多分。有的分还是靠猜出来的，总分着实不能算高，为稳妥起见，报了师范大学。工友又不理解了：当时的工人地位很高，属于领导一切的阶级。而师范大学毕业后当老师，还不如工人。我不为所动，只要能够上大学，不管是什么学校。

　　很快到了政审阶段。矿山所在县的教育局下派了一个干部到工作单位来审查。找了我本人、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工友。当时，尽管高考政策已开放，但政治审查还很严格。特别是1977级的政审关将许多有“问题”的人拒之门外。尽管1978年的门开始打得更开，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处于深山的我，对于乍暖还寒的政治动态不了解。面对严格的政治审查，更是忐忑不安。那时的政审，不仅要查个人，还要查家庭，还得看七大姑八大姨有无海外关系。

　　尽管已过了分数线，有了一线希望，但仍然在继续复习中，只是这时的复习心态有些变化，总担心政治审查不合格。在忐忑中到了九月初，与我同年考试的弟弟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而我还没有。这时我的心情开始紧张了。许多工友说，我单位所在的县一共上高考线的才14个人，其中就包括我和我弟弟。工友们认为，一个家里至多一个，怎么可能两弟兄同时上大学？

　　又过了近一个月，我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到了。当时，我正在冲床上冲零件，收到通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看到通知书写的专业是政治专业时，工友们又劝告，学政治危险。只是这时，我已根本听不进别人的话了，几天后便办好手续，肩挑行李，直奔千里之外的学校而去。

　　现在看来，四十年前希望中的忐忑正是我国政治处于转折时的个人写照。四十年后，我仍然还在从事师范教育，仍然还在从事政治学专业，其间还有幸进入中南海，担任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解人。四十年前，谁能想到有如此的变化呢？

　　□徐勇（长江学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