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与地震和平共处

　　【人物档案】

　　虞锦华 54岁，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映秀电厂职工。

　　汶川地震，虞锦华的双腿被房梁压住，被困6天6夜后，深圳医疗队医生杨欣建和杜冬在废墟中为她做了双腿膝关节离断手术，被称为“映秀最惊心动魄的手术”。

　　十年来，她再没回过映秀，她只想永远记住映秀原来的样子。

　　五月又来了。

　　虞锦华不再看日历，该吃吃，该睡睡，家人也不跟她提，就让那个日子悄悄滑过，等忽然有一天一看，“过去了啊”，那样最好。

　　十年前汶川地震，她在震中映秀镇，一根房梁砸中了她的双腿，蜷在废墟里6天6夜后，两位来自深圳的医生顶着余震，在幽暗的瓦砾堆里为她做了截肢手术。

　　这场废墟深处的手术，被称为“映秀最惊心动魄的手术”，她能活下来，是“生命的奇迹”。

　　十年过去，那些废墟里的幸存者们，那些奔赴灾区的医生们，他们还好吗？

　　5月，我见到了虞锦华和当年挽救她生命的两位医生，他们说，“地震”这段经历，是一块伤疤，是此生最悲恸的记忆，不愿想起，却又难以忘记。

　　和每一个经历地震的个体一样，他们正在用漫长的余生探寻一个命题：如何与“地震”和平共处？

　　阔别十年的重逢

　　虞锦华好像活成了一个快乐的人。

　　第一次见面，她穿着及膝格子裙坐在轮椅上，一口四川话语速极快，时不时大笑，身子前后摇动，轮椅也跟着前后抖动起来。

　　认识她的人都说，她从小乐观，生命力极强，丈夫调侃她，“我死了你都死不了”。

　　虞锦华自己也认为，乐观是性格底色，并未遭到破坏，整个下午，她说了近十次，“我这个人想得很开的”。聊到激动处，还给自己的人生来了段小总结：前半生比较平淡，后半生丰富多彩，虽然大起大落，也属于丰富多彩的一种，就像蹦极一样，可刺激了。

　　地震前，她是女强人，和男同事竞争，当上映秀电厂的“值长”，常常通宵值班，震后，她被鉴定为二级伤残，国家政策规定不能再上班了，每个月领取三千多元的政府补贴，过上了“退休”般的生活。

　　能活下来，她很知足，“起码看到我女儿考大学了，以后可能还能看她结婚生子”。

　　丈夫上班，女儿上学，她的生活多了大把空白时光。

　　从没种过花的虞锦华开始逛起了花市，看到喜欢的花便买回来，把家里弄得像是个小花圃，窗台上黄月季娇滴滴，亮得像抹了黄油，大叶牡丹刚谢完，黄果兰还没来得及登场，四季海棠欢实地开了，成簇成簇地挤在一起，风一吹，像红云。

　　“我现在穿衣服不好看，唯一的爱好就是吃”，嘴馋的时候，她会喊上当时一起得救的小伙伴，穿越半个都江堰，去聚源吃来凤鱼。她还喜欢泡在网上看小说，搜索热门排行榜，打开一本，看着看着，“就到吃饭时间了”。

　　前些年，她看到网上有人学习残疾人专用汽车，油门、刹车都在方向盘上，也想去报考，网上的模拟试题她做过好多遍了，因为家人担心她的驾驶安全，还是放弃了。

　　说起地震的事，她愿意分享的，是在废墟里和同事们的相互鼓励。

　　当时他们小组6个人被困得不远，同事马元江能听见她说话，他们两每过一段时间都会说几句话，防止对方睡过去，有一回她说起胡话，大喊，“哎呀马元江，我们都救出去了，刚才是在拍电视剧”，马元江竟然也信了。

　　“你说笑人不笑人”。

　　5月4日这天，她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当年为她做手术的杨欣建医生和杜冬医生，这是三个人阔别十年第一次相聚。

　　大家聊的都是些开心的事情，医生夸她，“养的花太漂亮了，跟假的一样”。

　　她笑着调侃，“杨医生，你当时骗我，说以后装假肢，就和正常人一样”。

　　杨医生双手一摊，“当时那是莫得办法嘛”，大家又笑作一团。

　　那场手术

　　没有人主动提起那些伤痛的过往。

　　7层高的电厂大楼塌成了两层，预制板像饼干一样，一块块挤在一起，人钻进去，像进了蜘蛛洞，这个洞和那个洞相连，空气中都是遗体腐烂的味道，“嗡嗡嗡”的，苍蝇直往脸上撞。

　　生命通道被打开后，杨欣建医生钻进了那个约一米宽的洞，他弯着腰走下去，先是一段向下的路，在约莫一层半楼高的位置右转，前行3米左右，再向下走了七八米，洞越来越狭小，走到尽头，映入眼帘的是一根房梁，房梁下面压着一双穿着皮鞋的脚，那是虞锦华。

　　打开头灯的那一瞬间，杨欣建被“吓蒙了”，他好想出去透口气。灯光下是一张披着头发的脸，脸上都是烂泥，被困了六天六夜后，这个极度脱水的女人离自己不到半米，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你，非常兴奋地问，“是医生吗”，然后不停地说话。

　　杨医生试图安慰她，开始拉起了家常，“不要害怕，我也是四川人，我做手术很厉害的”。

　　“我才不是你们四川人，我是江西人”。

　　“江西人我也很熟，我大学实习都在江西，对江西很有感情”。

　　杨欣建说，这些话，不仅是安慰虞锦华，更是安慰自己。

　　空间狭小，他只能侧躺着做手术，虞锦华在他的斜上方，他很担心虞锦华会因为术中疼痛用手抓自己影响落刀，又担心这个虚弱的病人坚持不住这场体力鏖战，失血过多而死亡。

　　剪开裤子、在膝盖附近注射4管麻药后，左腿膝盖离断手术开始。虞锦华感觉到疼痛，哇哇叫，杨欣建稍稍放下心来，外科医生最不怕叫，就怕病人不叫，不叫那可能是休克了。

　　通常情况下，膝关节离断手术需要几个人配合，医生一边离断，助手一边抬起小腿留出缝隙，手术刀沿着缝隙一点点切割后，助手需要大力牵拉，这些工作，杨欣建只能自己独自完成。

　　很顺利，左腿的剥离只用了20多分钟，出血量只有十几毫升，他松了一口气，接下来被压得更严重的右腿，由杜冬进行手术。

　　第一刀下去，虞锦华感觉不到疼痛，这不是一件好事，杜冬需要加快速度了。

　　余震不断，能听到石头砰砰往下砸的声音，外面的官兵大喊，“赶快上来”，杜冬和杨欣建都没有动。爬出去的时间，再爬进来的时间，虞锦华根本耗不起，杜冬只想着赶快做完，最后大家一起出去。

　　惊险的一幕出现了，刀片碰到一块硬物，忽然断在里面。如果继续伸手分离，杜冬的手很可能被刀片划破。

　　当时，废墟里被怀疑有传染性很强的气性坏疽，任何伤口都存在生命危险。冷静下来，杜冬继续解剖，很幸运的，刀片找到了。

　　手术结束后，虞锦华被抱到了一块床单布上，由消防官兵悬空托着出去。被困150个小时过后，她第一次看到了光，那是一盏亮着的矿灯，像星星扑到了眼前。

　　人群开始振奋，乌泱泱的脑袋围过来，有人大喊了一句“快帮她蒙上眼睛”，她便休克过去。

　　命是赚来的，没有太多资格悲伤

　　再醒来时，虞锦华躺在成都的医院里。

　　隔着玻璃，她远远地见到了杨医生和杜医生，人很多，她有些认不清他们的样子。她向他们挥了挥手，杜冬感觉到了一种自豪感。

　　“当医生什么时候最开心？手术成功，病人活下来了。这一次我们虽然是做破坏性的手术，截肢，但是让她获得自由，让她获得生命，这就挺自豪的。” 杜冬说。

　　由于伤口感染，虞锦华先后经历了几次截肢手术，两条腿都在大腿处离断了。所有人都告诉她，以后安上假肢，还能走路，她心里清楚，这是安慰。

　　最初那几个月，虞锦华总是睡不着，“好像就是怕错过什么”。她称呼掩埋自己的地方为“里面”，在“里面”的时候，她很怕听不见救援者的呼唤，眯一会儿就要醒过来，如今获救了，睡个十来分钟就要惊醒。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总是担心，如果不能走路，以后要怎么办呢？人活着不就是要对社会创造价值吗，如果我不能创造价值，为什么要活着？

　　每当很绝望的时候，她都会提醒自己，你的命是那么多人辛苦救回来的，怎么可以不好好活？

　　后来，她渐渐接受了，如果没办法创造物质的价值，那就创造精神的价值，“我开心地活着，就是对社会对家庭的贡献，那些救我的人，我的家人朋友，他们都希望我开心”。

　　她的朋友也安慰她，你前半生过正常人的生活，现在过残疾人的生活，别人过一辈子，你过两辈子。

　　在医院的康复科，这群震后余生的人，互相鼓励着开始了新生活。天气好的时候，结束检查和治疗，他们会坐着轮椅，去医院附近的小麻将馆打麻将。由于麻将馆上厕所不方便，他们男的带着矿泉水瓶子，女的带着塑料袋，想小便了便拉个屏风，就地解手，嘻嘻哈哈一阵，继续摆龙门阵。

　　虞锦华说，康复科里截肢的人很多，有人因为工伤，有人因为车祸，但不知道为什么，经历地震截肢的人，和其他人面貌完全不同，有一种莫名的乐观。他们总觉得，比起逝去的人，他们的生命是赚来的，没有太多资格悲伤。

　　与地震和平共处

　　杨欣建回到深圳以后，称了一下体重，去四川前，150斤，十五天过去，不到130斤。

　　他接受了几天心理疏导，便又开始了日常工作，查房、手术，在病房和手术室两点一线。

　　回来头一个月，他每天都会接到很多“庆功”电话，朋友夸他，“老杨你帅极了，你救人的照片要在人民大会堂挂半个月”，他根本开心不起来，常常大哭。

　　杨医生是军医出身，在此之前，印象中自己只大哭过两回，一次是从小带大自己的外婆离世，另一次是和妻子离婚，不知道为什么，从四川回来之后，只要想起那些逝去的人，他的情绪便会失控。

　　“我总感觉，地震对救援者心灵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我是医生，去世的人见多了，但是头一次感觉到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如此悲凉，你会觉得生命很渺小，很无奈”。

　　他对狭小的空间开始恐惧，不能坐在角落，不能在过于低矮的地方停留。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他一登机就心慌，慌什么呢，他也不知道。由于工作需要，杨欣建常常需要飞往欧洲参加学术会议，每次买票都标注，必须要“sideway”（过道）的座位，那样他才能坚持完全程。

　　这十年，杨医生和杜医生从来不看关于地震的报道，他们常常见面，却从不谈起“那件事”。只要回想起废墟里手术的场景，杨欣建都会体会到死亡的感觉，那是一块伤疤，每回想一次，都是一种刺激。

　　经历过这场手术，唯一值得告慰的事情是，离开映秀以后，关于生命、关于活着、关于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好像一下子清晰起来。

　　杜冬记得，映秀小学有两个在操场罚站的学生，他们没有跟父母一起走出去，离开灾区，而是留下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水源污染，医疗队得抽派人手到山顶上打水，这两个七八岁的孩子，每天默默地拎着壶去山顶打水，回来烧好给医生送来。

　　他还记得映秀小学去世的孩子们，一排排躺在那里，地上很脏，有父母给孩子裹上白布，写着，“父母爱你，希望你在天堂一切都好”，有父母用木板写上孩子的名字放在一旁，像个小小的墓碑。

　　回深圳后，他告诉自己的孩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命”。

　　他也不再苛求儿子一定要考一百分，一定要排在前几名，希望他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足够了。

　　十年过去，这个五月，杨欣建医生决定和深圳医疗队一起回来，看一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这是他震后第一次回到四川，他见到“虞大姐”，看她生活得很好，心里很宽慰。“她是很辛苦，但活着和死去是不一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人和没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孩子有妈妈，丈夫能有妻子。”

　　“哪怕自欺欺人，都希望他们活得好”

　　虞锦华的后脑勺上有一块地方，再也不长头发了。

　　那是劫后余生的印记，当时，两根横梁砸下来，一根砸在她的小腿上，一根擦着她的头皮飞过，那块头发被磨没了，头皮也受了损伤。

　　地震带走了虞锦华一百多位同事，她所在的小组因为开完会正往外走，6个人全部幸存了。

　　他们常常聚会，每到过年，家里会轮流请客，不同的是，这群人再也不打五元十元为筹码的麻将，因为“5块10块20块”，连起来就是“512”。

　　这十年，虞锦华再没回过映秀。

　　她七岁那年就搬到这里，在这个小城长大。

　　小城很小，街道很短，不到20分钟就可以走完，铺子参差不齐，大家都相互熟识，一到放学，成群的孩子们在街上疯跑。

　　她喜欢去河边玩，先过一座摇摇晃晃的吊桥，人在前面走，后面的人使劲儿摇，她一点都不害怕。过了桥，河边有很多大石头，躺在上面发呆，河水特别清凉，里面流淌的，是雪山融化后的雪水。

　　映秀多雨，山上多是灌木，春天，山上的野樱花都开了，所有人都上山玩，妈妈拉着她的手，她根本看不见叶子，眼里全是淡绿色的樱花，火红的杜鹃。

　　从小，她便知道，这里是地震带，房子摇了，要躲在书桌底下，只是没想到，这一次会这么严重。

　　她一下子失去了双腿、亲人，还有许多朋友和同事。

　　她说，走出这块（地震伤痛）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有的人激烈，有的人含蓄，有的会表露出来，有的记在心里面。“可能我是学工科的，比较注重实际，我喜欢把这些东西记在心里，不希望它被冲淡”。

　　十年过去，她只记住了和“他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记忆里，他们常去一家没有名字、被大家命名为“213”（通往映秀的公路为G213）的面馆，点一盘映秀最出名的映秀豆腐。

　　夏天，山里的农民会用大背篓装着白樱桃、核桃出来卖，她拉着同事的手，调皮的同事一边吃着核桃，一边“写诗”——啊，樱花谢了，樱桃熟了。

　　她还记得有个同事特别爱买新衣服，父母宠爱她，老公也很好，生命虽然短暂，但活得很真实很幸福；还有个同事，蒸的蛋特好吃，特会持家，常常给大家蒸蛋吃，其他人怎么学都学不会那个味道。

　　她从不去扫墓。不想看那些活生生的人，都变成了一块块刻着名字的石头，“哪怕是自欺欺人，我都希望他们生活得很好”。

　　虞锦华说，她可能再也不会回映秀了，听说现在的映秀很漂亮，但她只想永远记住映秀原来的样子。

　　新京报记者 罗芊 实习生周琼 深圳 都江堰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