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奥秘

　　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的《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是一部煌煌百余万言的巨著，同时也是一部读起来轻松有趣的思想普及读物。作者的书写是百科全书式的，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书中固然有很多篇幅讲到欧洲的崛起及其重要地位，但同样也探讨了中东、印度、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中国的思想在历史关键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东西方的差异或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当人类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同人群的处境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虽然有所区别，但人们的内心欲望和期许却往往指向同一目标，即认识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并使人日趋完善。

　　彼得·沃森创造性地描述了人类思想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尽管歧路纷繁，错综复杂，很容易使读者迷失于其中。然而，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将全书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清晰鲜明的人类思想图谱，使得我们由此可以深刻地理解自身，完善自我，进而获得更有价值的生活方式。

　　追根溯源

　　思想史的边界被大大拓展

　　作者在书中首先把目光投向远古蒙昧时代，甚至早于蒙昧时代的史前时期。他通过人的第一次直立行走、石器的出现，来推测人类思想所以发生的可能性，并由此确立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和原因。在作者笔下，人类的思想、意识、观念、智识，伴随着人类每一次行为、能力的进步而丰富和展开。恰恰是在这里，作者最大限度地开拓了思想的内涵和外延。

　　长久以来，我们的思想史，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往往习惯于把既成体系的思想以及为思想史的建构做出突出贡献的思想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他们产生的根源、背景，乃至其思想的构成、传承，以及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沃森思想史的主体部分正是由这样一些内容构成的，所不同的，是他在传统思想史的前面，加入了一段人类思想的史前史，或曰人类思想发生史。这在思想史的写作中应该是很少见的，而人类思想发生时的情境便在他的叙事中清晰地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思想与人类是共同成长的，人类所处环境刺激了生命基因中的自然生命力和某种感知力，意识能力遂渐次生发，所谓存在决定意识，由此或能得到一点证实。

　　而思想恰恰是在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原始人类意识到火的重要性时，如何控制和使用火，就成为他们经常考虑的问题，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方式，或许就是在思考火种保存的可能性时被发现的。石器制造呈现出来的标准化趋向，也透露了早期人类想象力的某些特征，他们甚至可能已经具备了使用某种运算方式的精神结构和抽象思维能力。而丧葬习惯的出现，更进一步拓展了早期人类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其中也许包含着人类对来世的早期信仰和最初的宗教形式，也不排除人类此时或已意识到灵魂的存在。

　　把思想史称作“最有趣的历史形式”的弗朗西斯·培根，以为印刷术、火药和磁石这三大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现状，使他生活的时代区别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他所强调的仍然是思想史的经典面相。彼得·沃森则另辟蹊径，他更看重的“三个最重要的思想”，竟然是“灵魂、欧洲和实验”。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我认为灵魂概念比上帝概念更为重要。”至于欧洲，他不认为那只是“地图上的一个位置”。他重视实验，在他看来，“远在手斧的标准化之前，早期人类认识到锋利的石头能够刺穿他们用手指和牙齿都不能撕开的兽皮而首次发明手斧，也是一种‘思想’的证据”。

　　显而易见的是，彼得·沃森所构建的思想史，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里，那些曾经导致迄今为止人类生存方式最深刻转变的“最伟大的思想”，全部蕴含在“非常实实在在的东西”中。它们可能是前面提到的对火的控制和利用，或掩埋死去同类的习惯；也可能是最初的服装和饰物、对野生谷物的栽培、动物的驯化、长方形的房屋、发声和语言，等等。在彼得·沃森笔下，这些“思想”构成了人类思想史的若干必要环节，成为整个人类思想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外到内

　　灵魂观比神的观念更重要

　　人类的进化与思想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人类文明成果不仅“一直是孕育思想、观念和创新的温床”，而且，在其背后总可以发现思想的痕迹，或曰“心理经历”。从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人类文明亦是由思想催生的，思想是文明的催化剂。

　　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表明，人类的成长、进步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即认识外部世界和认识自身。前者又包含了两个向度，一方面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还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该书第二部题为“从以赛亚到朱熹：灵魂的传奇”，大致可以传达作者的意图，以赛亚和朱熹，分别象征着人类思想在两个方面的诉求和努力。首先是人类对于生存环境以及他所经验的所有事物的认识和感受，生老病死，四时更替，自然界的奇观，人自身的奥秘，其中有许多是人无法理解的，于是，神的崇拜出现了，祭祀行为出现了，升天、来世、复活、天堂等观念出现了，灵魂的概念也随之出现了。

　　沃森深入探讨了这些行为、观念、思想从何而来。他谈到祭祀，认为“它既是一件礼物，又是人与神灵之间的纽带。它或试图胁迫神灵，逼迫它们按照人类的想法做事；或试图安慰它们，消除它们的愤怒；有所求，有所消除，也有所补偿”。对他而言，这也许不难理解。而“需要详细解释的是祭祀现在和过去采取的实际形式。为什么要屠宰牲畜和人？为什么要洒血？这种显然是血腥的活动是如何扎根、如何盛行的？古代人类认为它残忍吗”？而回答这些问题，正是这部思想史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也探讨了“灵魂”这个人类“最根本的概念”。他特别注意到这个概念与天堂、地狱、来世、复活等观念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既然灵魂是不朽的，那么，就需要在人死后有一个安置灵魂的地方。

　　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思想和行为，最终促成了人类早期宗教信仰的繁荣。这种情况直到雅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期”的到来，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实现了“精神突破”。沃森曾引述雅氏的说法：“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等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像中国一样，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物质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具有挑战性的世界观，认为人世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到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纷纷涌现。希腊出现了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家，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思想，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

　　沃森认为，人类所以变得越来越“更像人”，是思想、精神不断进步和提升的结果。这时，人类拥有了反省和哲学的观念，救赎和忏悔的观念，人与神的关系也不再是单一的有所求的关系，而是一种与个人互动的，更加“内在”的关系。他把以色列对耶和华——上帝的崇拜作为切入点，以此来说明人类的宗教信仰如何通向人的内心。在这里，他赋予“先知”的出现以一种特殊的意义，在他看来，“希伯来先知所承担的角色，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他指出：“先知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保持以色列人的内在道德性。他们的目标是把耶和华信仰从偶像（约柜里的偶像）崇拜中分离出来，使信上帝者可以反思自己的行为、感情和缺点。这种对内心的关注表明，先知关心的是一种城市宗教，他们面临的是群居生活的问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先知在激发以色列人提高他们的道德标准时，会发明天启这一思想。”

　　人类对道德感的要求、反思与质疑，是人类思想进步和成熟的两个标志，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向人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以应对群体生活出现的新形态。于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演化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科学、哲学、伦理学、逻辑学、修辞学、政治学和法律相继走进人类的精神世界，理性受到推崇，人被赋予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能力，神和神话不再是对外部世界唯一的解释。

　　这些都属于古希腊留给人类，至今仍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遗产，它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信念：“每个人都能自己发现真理，都能像其他任何人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对意志、道德属性和性格的强调代替了对知识才赋的强调；内心生活代替了外部生活；人们不再强调政治参与，而强调个体自足，赞美苦修，像新教徒一样履行职责……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最高的德行是灵魂的宁静，个人救赎不是由积累知识或逐渐增加科学信息而获得（像亚里士多德教授的那样），而是通过突然转变信仰——内心之光的照耀。”

　　如果说希腊人更有兴趣的是思考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罗马人却对人与人之间以及利益（即思想的有用性，对人间事物带来的影响）更有兴趣。就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言，至少有两种思想是罗马人提供的，即共和制度或代议制民主以及法律，而罗马法显然是罗马思想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方面。它的影响力可以从当今西方各国使用的主要法律中体现出来，它被视为欧洲所有国家拥有的共同的法律传统，亦是当之无愧的。当然，向着更遥远的历史深处追寻，我们还会看到诸如《汉谟拉比法典》这样一些更古老的法律传统，它们的存在，说明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减轻社会的不公正了。

　　尊重异端

　　承认思想的丰富与复杂

　　人类历史上生生灭灭有过多少思想，恐怕已很难统计了。书前附有一个“思想史大事记”，也许可以略见一斑。这些思想，或各执一词，针锋相对；或各行其是，南辕北辙；甚或你死我活，互不见容；当然也有共存共荣，求同存异，拾遗补缺，继承发展，而思想史的魅力，恰恰就在于思想的丰富性与差异性。

　　可怕的是神权与世俗权力相结合，甚至神权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思想信仰被归于一统，结果可能是窒息社会的生气，迟滞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甚至出现倒退。但思想又是人类生命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即使是在教会内部，思想的统一也从未真正实现过。事实上，对教会权威威胁最大的异端，倒不妨说来自教会内部，正是神职人员本身的道德放纵和腐败，刺激了异端在体制内的快速生长，而来自欧洲各国新兴大学中思想获得解放的新学术，也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欧洲思想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前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作为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将被写入历史。

　　欧洲由此进入了对世界近现代历史影响深远的思想爆发期，彼得·沃森称之为“想象力的爆发”。如果说宋明之际中国的思想学术是由外而内，转向人的内在自我的发现的话，那么，在欧洲，则恰好发生了反向运动，对自然的新的关注成为思想创新的主流，而艺术、科学作为思想创新最活跃的两大领域，其间新的发现、新的思想层出不穷。于是，一方面，人文主义精神复苏，世俗生活得到肯定，“关注此时此刻，关注现世的可能性、乐趣和机遇，关注人世间可以实现的一切”，同时，“对冥想生活和清贫的痴迷”亦被“对积极生活的热爱和对财富的赞美所取代”。人被重新发现，自我意识得到强化，参与竞争和个性表达受到鼓励，美德不再是神的专属，亦可建立在人性之上。

　　另一方面，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的渐次展开，财富的增长，贸易的繁荣，新大陆的发现，视野的开阔，都成为新的思想萌生的温床。最直接的后果是神权即教会的权力让位于世俗权力，随之而来的是民族国家和专制君主政体的兴起。在这里，沃森梳理了从马基雅维里到路德以及加尔文的思想，他指出：“马基雅维里将政治从宗教中解放了出来，在发现人类总是遵从自己的自私、短期利益行动时，他将政治变成了一个世俗思想的竞技场。”他特别称许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认为它“标志着神学和政治学的分离”。他进一步强调了路德和加尔文的重要性，认为，他们的贡献就在于，将“权威和政治主权从机构转移到人民手中”。

　　无论马基雅维里，还是霍布斯，他们的政治学说，强调国家权力的不容置疑和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对20世纪的世界政治来说，也许是灾难性的，但“在残酷的宗教不宽容，以及贵族和普通民众的命运发生变化之后，人们认为，为了秩序，发展中央集权是建立高效政府的唯一希望”。而其结果，则是中世纪秩序的终结和现代世界的诞生。

　　此后，致力于政治思考，并对宽容和有限君主制原理进行探索的洛克，为促进思想自由做出种种努力的斯宾诺莎，以及曾为人类认识自身提供独到见解、却被严重低估了的维柯等，“所有这些政治哲学家都试图至少依据新的科学原理来建构他们的理论，建构能够从一个国家推广到另一个国家的体系”。他们的思考最初也许是由对个人财产的重视以及对个体商业活动应有自由的关注引起的，但最终都指向一点，即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联系，只存在于生存的实用层面，政府的权威只能来自被统治者，只能由人民的需要来决定。他们特别警惕国家试图在信仰或良心事宜中发挥作用，而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里已经暗示了国家是不该干涉思想自由的。这无疑是思想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之一。

　　□解玺璋（近代史学者、文化评论家）

　　这是一部没有帝王将相，略去军事战役、帝国政府和停战协约的历史。我不讨论具体的军事战役，或者某一国王、皇帝的世纪，但我会讨论军事战术的进步、新式武器的发明、君王理论以及国王和教皇之间为了争取民心而展开的斗争。我不打算对美洲的征服做任何详细的探讨，但我会讨论引起发现新大陆的思想背景以及该发现如何改变欧洲人和穆斯林的思考方式。

　　我不会描述帝国的建立，但我会讨论帝国思想和殖民思想，以及“帝国心态”，比如，大英帝国是如何改变印度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印度人又如何改变英国人的思维方式。　——彼得·沃森《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