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改行”，在前半生就有了伏笔

　　5月10日，是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去世30周年的纪念日。提起沈从文，大家都不陌生，很多人也都读过《边城》。但对于沈从文前后期创作的不同、尤其是后期向古代服饰研究的转变，很多人可能还不了解其中的缘由。

　　当代文学研究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的研究，将沈从文的人生与创作带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他的代表作《沈从文的后半生》成为很多人了解沈从文的一扇窗户，最近，他又出版了《沈从文的前半生》，一前一后，补齐了扇子的两面。

　　围绕着沈从文，一大争议就是他后期从文学创作向学术研究的“改行”。而在大多数人简单地为此惋惜感叹时，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发现，这个“改行”实际在沈从文的前半生里，早就有了伏笔。

　　前半生的研究视角

　　让材料自己说话

　　《沈从文的后半生》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在于材料的选取。在张新颖看来，既然《沈从文全集》中书信就有九卷，“每卷大概四十万字，总共有一千五百封左右，其中1949年以前写的只有一卷，1949年到1988年期间写的有八卷，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间段写的书信至少在三百万字以上，从数量上讲接近他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那么在有关沈从文后半生的研究中，对于如此卷帙浩繁的书信的“轻视”便显得不太合理。因此，他的那部传记在论述过程中基本采用沈从文可见的书信和日记，而刻意避免直接加入自己的想法，“尽量地呈现沈从文这个人他的后半生是怎么过来的，至少表面上不那么急着用我自己的想法、观念来解释他、判断他。”

　　与《沈从文的后半生》的写法相似，张新颖在《沈从文的前半生》里“不仅写事实性的社会经历和遭遇，更要写在动荡年代里沈从文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而同样按照张新颖的说法，这种“漫长的内心生活”，以及与内心生活相关的丰富复杂的精神活动，并不能由推测和想象虚构出来，它必须见诸沈从文自己的表述。幸运的是，这样的表述也并不难找到。沈从文留下的大量文字资料，为张新颖的写作提供了便利。“我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他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

　　这样写作有特别方便之处，也有格外困难的地方，但我想，倘若我是一个读者，比起作者代替传主表达，我更愿意看到传主自己直接表达。这种“引文”的重视，无疑有效化解了文学观念中对于文本材料的过度崇拜，给相关研究带来一种新气象。尤其是，从中能够获得一种节制的形式，避免传记写作中流行的感情泛滥。当然，让“材料”自己“说话”，也并不意味着作者的默然不语，他的选择本身就是在表态，在斟酌，在“说话”，只不过隐藏得更深而已。

　　由于1948年之前的书信较少，相较于《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不得不选择其他的资料文献作为“引文”的重要来源，比如《从文自传》，再比如沈从文在1936年为《从文小说习作选》所作的序言等。事实上，这些自序以及周边人等的回忆录，构成了《沈从文的前半生》叙述的重要参考文献。需要指出的是，这部著作既是一幅旅行的地图，从北京到上海，从青岛到武汉，以及抗战爆发之后的昆明，作者沿着传主的行走轨迹细致描摹了同时期的文坛往事和沈从文的内心世界；与此同时，这也是一幅文学创作的地图。

　　与《沈从文的后半生》不同的是，沈从文最主要的创作都集中在这部《前半生》里，因此整个著述中文学作品更为丰富。这是沈从文这位文学天才给这个时代的伟大馈赠，也是《后半生》的故事所不再有的。

　　1948年的分水岭

　　逐渐加重的精神困境

　　《沈从文的后半生》叙述1948-1988的事迹，《沈从文的前半生》则叙述1902-1948的事迹，如果说“后半生”主要是一种精神空间的“丰富的痛苦”，那么“前半生”则可视为实感经验的历史累积的丰富呈现。

　　在研究者看来，1948年可以算作沈从文人生的分水岭，这一年，沈从文陷入疯狂，两次企图自杀而未果，年底他决心放弃文学，接着转行文物研究。在此，多数人会将1948年的精神疾病归咎为政治的压力，人们习惯用政治抵抗的方式去解读他的极端经历。然而如人所指出的，政治固然是诱因，他个人生活方面的因素却也不容忽视。

　　张新颖教授显然也清楚，新的研究成果的不断披露，使得1948年之后的沈从文研究早已难以给某种历史的评价模式做注解了，为此他尽力去呈现历史更多的层面和更为丰富的面向。比如沈从文彼时在西南联大的人际交往就不可忽视，除了流传甚广的“刘文典看不起沈从文的故事”之外，本书还根据朱自清日记饶有意味地记述了二人的“试卷插曲”。当时，“两人合上的大一国文期末考试，试卷合改，此事或小，但前后一个多月才弄好。”其间的“波折”在于，朱自清阅卷时发现少了三份卷子，“为此烦恼”，并抱怨，“沈马虎了事，给我造成困难，必须马上写信给他，要他找到那三份卷子。”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事例，只是沈从文所经历的复杂人事纠葛的一个侧面，却让张新颖意识到，这种“外在”的事实在于另开视域，“感知和探测他精神内里的特殊活动和状态”。

　　再加之沈从文在特殊时期不合时宜的言说，以及在昆明经历的“有节制的疯狂”和“情感发炎”，也就是那位隐约其辞，却挑起读者无限好奇的“偶然”女士，让“从文有恋爱故事”的传言甚嚣尘上，而这一切都让这个敏感的灵魂压力重重。这也使张新颖清醒地意识到，“一九三九年是沈从文陷入精神困难之中的年份，这种困难不同于以往，更烦恼的是，它还只是个开始，将随着事件继续生长、蔓延、深入。”这些精神困难体现在沈从文的文字之中，比如《烛虚》、《潜渊》等诸多篇章，早已将他这种个人的孤独与敏感，和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精神上的极大困惑和纠结不去的苦恼”清晰地显示了出来。

　　“我目前俨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嚼知之‘抽象’……然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惟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或许不用等到1948年，早在1939年，某种死亡的冲动，便已深植在他内心的“潜渊”中。

　　在后半生选择改行

　　文物研究并非突如其来

　　除了沈从文的精神痛苦，另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想必就是他的“改行”了。现在看来，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改行”去研究文物，固然是有时局的压力，比如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就让他时时警惕着“文学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后的政治力量”。巨大的焦虑让他自杀未遂，这是传统研究中多有涉及的一面，也是此类研究的重点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改行”在文学中人看来颇有些令人惋惜之意，一代文学天才的陨落云云，成为关于此事的主要论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令多数人遗憾不已的文物研究其实也自有其缘由。在沈从文早期的经历里，张新颖极为可贵地突出了他性格的养成以及埋藏的后半生转型的重要线索。

　　一切都已明了，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并非突如其来，他青少年时期就“已从那些本地乡绅那里学会了刻图章，写草书”，而1922年左右在保靖任“湘西王”陈渠珍的书记时，让他有机会接触大量字画碑帖和古瓷铜器，再加之琉璃厂的淘宝阅历，最终发展成对文物的热爱以及全身心地细细研习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此看来，这种遗憾虽客观存在，但对于沈从文的创作停滞，转向文物研究，张新颖教授并没有简单地视作一种悲剧，而是将它看作某种新生的征兆：一种由“疯狂”转向“平静”，由“悲剧转入谧静”的生命呈现。这种多层次性在于呈现立体的生命和历史，以便将更多理解的路径交由读者自己去思考，而非代替他们轻易得到结论。

　　（徐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