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城”孟买贫民窟 生于贫穷，命不由己

　　印度金融中心孟买，与国际机场航站楼入口仅隔一条林阴道，有三千人挤在三百三十五间勉强能称作“房屋”的屋内或屋顶下，这里是印度众多贫民窟之一安纳瓦迪——被豪华酒店的大理石建筑包围，由居民临时修建的房屋歪歪斜斜，邻居之间仅隔一面危墙或破布，泥里的污水散发出刺鼻的臭味，老鼠四处逃窜，生活垃圾随处可见，疾病和死亡是家常便饭。新旧印度在此冲撞。在写着“永恒美丽”标语的机场、蓝色玻璃的君悦酒店中央，安纳瓦迪宛如玫瑰花丛缝隙中的粪堆。

　　记者凯瑟琳·布用时三年，追踪安纳瓦迪居民从2007年至2011年的生存状况，写成《地下城：孟买贫民窟的生命、死亡与希望》。书中，她用真实姓名记录下一个个生命每日遭逢的际遇，以此呈现底层人眼中的世界。她想弄明白：在这个贫富割裂的社会，机会二字对穷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市场和政府制定的经济社会政策，究竟是增加还是剥夺了这群不被看到的人的更多可能性？为什么如此严重的不平等最终没有导致反抗，反而是在现有条件下几近自虐的努力、牺牲、投机、创造？

　　因为一部电影，“贫民窟”和“百万富翁”这两个词被搭在了一起，人们宁愿笃信奇迹；而在这座“地下城”，麻木早已代替绝望，一次次尝试被无力感吞没，死亡和厄运随时从天降。世界从不朝他们的方向转动。

　　不经意，便陷入灾难

　　我没办法成为更好的人

　　如果不是在逃跑途中和警察迎面撞上，阿布杜·胡赛因在安纳瓦迪是让人嫉妒的那个。父亲因长期从事垃圾处理工作而患肺结核，阿布杜依然在六岁便加入拾荒大军。因为擅长分类，手脚麻利，这个孩子比其他拾荒者略胜一筹，仅凭这份在大多数印度人眼中的低贱工作，他让全家十一口人的生活提升到一般水平之上。

　　邻居法蒂玛的自焚，为他的好运按下了暂停键。警方找到他和他的父亲，作为家中主要的收入来源，阿布杜听从了父母的决定——逃跑。

　　事件的起因是胡赛因家决定修缮房屋。在安纳瓦迪，只要稍有经济余力，人人都会这么做，除了改善卫生、防范雨季，更是为了避免推土机破坏。如果一户人家的房屋不易拆除，当局承认其用地所有权的几率便会增高。胡赛因家和法蒂玛家仅隔一面不结实的砖墙，敲打墙壁引起了双方争执。为构陷胡赛因一家，法蒂玛将做饭用的煤油浇在自己头上，划根火柴点燃，然后准备用水浇灭。这个被称作“独腿婆子”的女人嫁给了一位贫穷而年迈的穆斯林，生下三个女儿，亲手溺毙了其中最虚弱的那个。她最终因烧伤感染在医院死去。

　　皮鞭落在阿布杜身上，他想解释前一天发生了什么事，但没人听。贫民窟残障人士的遭遇不是警员们想了解的，他们只想从中获利，逼犯人交出钱财，以避免不实的刑事指控被记录下来。如要免于牢狱之灾，每个环节都需打点，警员、在医院提取法蒂玛证词的执行官、贫民窟主阿萨，连看一眼控诉书也要付五千卢比。阿布杜的母亲婕若妮萨没有这么做，阿布杜和他的父亲于是被移至阿瑟路监狱，审判一再搁置。贪腐无处不在，继续榨干穷人。

　　“由于世界的运作方式，我没办法成为更好的人。”阿布杜曾试着让内心的坚冰融化，它却“渐渐变成了脏水”，因为在安纳瓦迪，“财富不是来自人们做了什么事或做得多好，而是来自他们避开了多少意外和灾难”。

　　法蒂玛死了，阿布杜被关，斗争并未爆发在不同阶层之间，而是消化在穷人内部。在这里，水掮客垄断水源，从中牟利；有人向受欺负的孩童收取保护费。“无能为力的个人会由于自己的匮乏，而责怪无能为力的其他人。”凯瑟琳·布写道：“穷人并未团结起来，反而为临时性的微薄收益而彼此激烈竞争。”

　　无法摆脱的，只是贫穷？

　　他们的死根本无关紧要

　　贫民窟的居民都知道，摆脱贫困有三条路：找一份事业，比如胡赛因家的垃圾回收；政治和贪腐；教育。阿萨自己选择了第二条路，为女儿曼竹选了第三条，后者成为安纳瓦迪第一个女大学生。

　　贫民窟主是个非官方职位，一般是由地方政客和警察基于自身利益挑选出来的管理人和协调人。嫁给做流动建筑工的酒鬼丈夫，阿萨独立抚养三个孩子，怀抱成为贫民窟主的野心。她与市政代表走得近，参与政务活动，协助政府处理邻里琐事，充当湿婆神军党代理人，为其争取选票。为达目的，她不惜付出身体，从其他穷人那里牟利。在印度精英阶层看来，贪腐是阻挠社会发展的绊脚石，而对阿萨这样的人而言，贪腐是所剩无几的机会。

　　和大多数贫民窟的家庭相反，阿萨知道女儿曼竹不是累赘，如能攀上一门有利的亲事，就会最快提升全家的地位。曼竹大学毕业后进入保险公司，一是卖保险能接触有钱人；二是保险公司广告中宣扬的“远离变幻无常的生活”让她神往。当她掌握了相关知识，高分通过考试之后，却什么都没有发生，她不认识一个买得起保险的人。

　　阿萨自己也未能如愿获救。2010至2011年，机场附近的贫民窟逐渐被夷为平地，印度想向世界证明“无贫民窟孟买”可以实现。安纳瓦迪于是成为一些人的梦魇，另一些人的钱袋。为争取这里选民的选票，政客仍大谈特谈反对拆迁，虽然拆迁已如期进行；上层社会和商人收购棚屋，伪造法律文件，证明自己是这里的居民。阿萨从这场声势浩大的土地买卖中看见了机会，靠从中牵线抽取佣金。由于一次失败的交易，阿萨不仅颗粒无收，还丧失了居民的信任。

　　安纳瓦迪中的每个人，都曾等待奇迹降临。十二岁的苏尼尔期盼吃饱，长高；十五岁的米娜渴望自由和冒险；十五岁的卡鲁痴迷电影里的女星。故事的结局却恰巧相反。只有摄影记者偶然到访时，苏尼尔才能吃到一口冰淇淋；米娜得知被母亲安排嫁到乡下后，吞食鼠药自杀而亡。安纳瓦迪的孩子们清楚自己的地位，接受了这一事实：“在现代化、日益繁荣的城市里，他们令人难堪的生活最好局限在小小的空间里，他们的死根本无关紧要。”

　　他们不是没有尊严。拾荒者苏尼尔会说：“我不喜欢我自己，干这份活儿像一种侮辱。”他不愿做小偷，那会让他更不喜欢自己。在孤儿院时，他拒绝向有钱的白人妇女讨钱。他只默默期待有人将他从人群中挑选出来，改变命运，但他终于妥协，因为自己“只不过是一张模糊的脸孔”。尊严不适用于这里运行的规则。母亲因儿子在路上被车撞而大怒、打骂；女孩们不断在各种可疑情况下死亡，无人追究，原因总是“不可挽回的疾病”。他们“像狗一样死得很惨”，家人却不知道该怪罪谁。

　　法蒂玛死了，人们将她的自焚解读为“充满豪情的抗议”。穷人说她在反抗贫穷，身障人士说她在争取尊重；婚姻不幸者说她在控诉婚姻。实情却远没那么复杂。她只是出于嫉妒，只是懊恼于那面粗制滥造的墙壁，和掉进她晚饭里的尘土。

　　无辜经历了欲加之罪、暴力殴打、无止境的关押、拖沓的庭审之后，阿布杜看透了：“这也是一种人生，即使活得像狗的人，也有某种人生。”这样的人生对任何其他人而言无足轻重，但对他自己而言仍然很重要。土地崎岖不平，立于之上的东西无法笔直，无论是房子，还是人生。

　　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