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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故事集》和《飞行家》两本原创小说已入围第二届京东文学奖。2017年,第一届京东文学奖成功创办,成为国内奖金最高的文学类评奖,其中最受关注的为国内作家作品和国外作家作品,获奖者将得到1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在评选流程上,京东文学奖也采用了专业评委研讨和全民投票结合的方式。2018年,京东集团继续支持“京东文学奖”项目的开展,评委阵容更加壮大。通过奖励优秀的文学创作者,来激励广大作者的创作动力。
《丙申故事集》 恰当地在世界中摆放我们
《丙申故事集》出版之际,拿到手的时候我正要出门旅行。迅速翻阅一下以决定是否带在旅途。对一个作家的认识,我倾向于考察作家的写作意识,因此读书我都会倒着读,先看书的后记,再看文本。代后记《重逢准确的事实》是极有意味的对话,它的话语场域以及词语谱系是我欣赏的。它不仅讨论写作技艺,还朝向作家自身开掘,探测心灵和精神的维度,同时向时光和岁月敞开。它强调小说家“说人话”,呈现“诚恳的自己”,“有良心的自己”,体现“时间之力”,我以为访谈是认识作家有效的路径,读过访谈我决定带书上路。
《丙申故事集》带给我阅读快感。开卷的小说《随园》的叙事是诗性的,它让我们看到青春的消逝,肉身的变迁,看到飞逝的时光之箭。昔日美女在经历岁月之时也经历肉身的溃败,脖颈上戴着像白骨的项链,脑袋上套着假发套,少了一只乳房的身体,类似人生的况味像陨石落在曲折幽谷一样出现在主人公的生命史。这是对生活的书写,也是对人生的勘查,对人在岁月之河沉浮的钩沉。我以为作为小说家的弋舟找准了自己在世间的位置,也找准了切入生活的角度。解剖人性之钥,破译人心密码。
《丙申故事集》里,不同的小说构成叙事的转换。不仅是场景转换,人的境况转换。还有叙事的笔力和看取的视域转换;《发声笛》切入的是更为世俗的生活。衰老、病痛、某种心理和精神的困顿,笔力探测更为深入,更为冷静,叙事之刃锋利刺穿人的存在困境。《出警》的角色是警员,经由警员的眼睛,看到不同剖面的生活暗影;“世界像一口巨型鱼缸”这样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贯彻在《巨型鱼缸》的日常生活书写中。“她看到了人的痛苦,人的饥渴,人的盼望,并置的月亮与太阳,尘埃如霾,还有无数盏等待夜归者的灯”,《但求杯水》的题记也是我们所见。正如作者在代后记说,《丙申故事集》是“向时光和岁月致敬之书”。
《丙申故事集》里的叙事是小说家技艺的展现。显示出小说家作为词语炼金师的手艺。
语词间的微妙和叙事的奥义都展现在书页。弥散在其中的是灵性与诗意。
就《丙申故事集》的文本而言,它的魅力还在于它的话语体系的构建, 如作者所言:“作为一个人,说人话,是根本的话语体系。而现实的文场痼疾是太把自己不当人。”
风貌和质地不同的小说显现出人的变迁,时代的境况,社会演进的路径。在小说的叙事中,作家显示出可贵的品质,即“呈现诚恳的自己”,“有良心的自己。”
诚恳和有良心作为写作伦理,在这里的加入会使写作具有更高层面的映照意义。国内的文学期刊界经常会把“小说”等同于故事,这是简化小说的功用。读弋舟的小说,总能感受到精神维度的开掘,这是人在尘世间属于个人的场域。对其注视和思量总会显示出别样的知识分子气质。就像我读弋舟的《跛足之年》时没来由地想到萨特的《理智之年》。是的,我以为好的写作都是对存在的勘查,而对存在的勘查,知识分子精神是不可或缺的。
尽管在眼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其实是缺席的,尤其在体制化的文学界。
□夏榆
《飞行家》 黑暗酿成的糖
有一类作家擅长书写个人经验所卷起的漩涡,她/他们讲述自己的过往,用想象回望那个回不去的故乡。你可以把双雪涛放入这一序列,他在纸上重构东北,仿佛随时能感受到北方呼啸而来的寒冷。
《飞行家》收录的九个短篇,写于2015年双雪涛来到北京之后。新的生活让小说家的叙事也产生了新的变奏,他开始以返乡的视角回望故乡,个人经验被标记成小说内部反复出现的象征符号:艳粉街、下岗工人、厂房和漫天大雪,最终指向化为乌有的北方,一个虚无音阶的变调。
作为青年小说家,双雪涛有着突出于同代人的干净语言和同代人往往不具备的讲述故事的能力。当下纯文学语境中,故事往往被忽视有时甚至是贬低,面对现代小说的传统,双雪涛更自觉地回归中国书场叙事,有些短篇透着传奇的质地,偶尔流露出说书人的跑马场,敢于荡开再写上一句闲笔。小说经营上,双雪涛压住了宏大叙事的野心,写迷宫般的小结构,让时间、人物、空间上的线索交错缠绕。
这需要精准的细节支撑。如果小说里的人物在凝视黑夜,双雪涛会细腻地描写,直到让读者也能感受到黑夜似乎在和自己说话。这种讲述方式,东北不再被压缩成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而是以怀旧之情,回旋着饱含个人情感的生命记忆。也让九个风格不一的短篇被一种回忆氛围笼罩,它们有着同样冷硬、泛着铁质的梦和幻觉的内核,骨子里仍是冷的记忆。在这些曲折的故事里,东北的寒冷经验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淡化,反而随着一代人面对时代变迁的反思和回望,在异乡人回想故乡时,帮助他固定自己。
这本小说集的第一篇《光明堂》,用两条叙事线,勾织了两个少年的逃离和归来。他们最终在艳粉街中心的影子湖边相遇,一人沉入湖底,被大鱼吞没,生死不明,一人带着妹妹从湖底逃离。这种少年的视角,童话式的讲述方式,温暖了小说的基调,也为故事增加了不确定和天真。在双雪涛的故事里,儿童接近幼兽,成年人冷漠、沉重,看惯乃至麻木,对离去的麻木,对自己的麻木,对周遭变化的麻木。少年卡在两个世界中间,手足无措。
同名短篇《飞行家》,二姑夫李明奇对生活的不甘心成了故事推进的叙事动力之一,叙事者“我”被大姑,李明奇的妻子,一个腰脱五年,却从未对生活松手的女人叫醒,临危受命,回沈阳寻找丢了的二姑夫和她的儿子李刚。这为故事增加了一层悬疑色彩,让无意义的旧事,有了被讲述的必要。也好读。这是双雪涛的叙事技巧之一,看着冷淡、平常的故事,冷不防地让你知道,这里压着人命、谎言和交错的混乱。无论是《跷跷板》《北方化为乌有》还是《宽吻》,最后读完,可能是一阵恍惚,真相已不可寻,我们能做的只是“痛快地喝点酒。”
难能可贵的,与常见的犹豫、沮丧的都市叙事不同,双雪涛的小说少见颓废,摆脱了游荡者迷失在思想和情感的讲述方式,以自由、放松的口吻,讲述生活的难:“我爷去世之后,我奶不愿意跟二姑夫住,因为二姑和二姑夫老吵架,她听得烦心,就搬来我家。我家倒是清净,我奶话少,我爸也话少,只是我奶开始忘事,出去买菜经常不锁门,大勺漏了好几个,逐渐成了我们的负担。”
这段话颇具作者风格,短句、行动快速推进,又与人物隔着距离。在此之前,能看出作者曾受到村上春树的影响,短篇《刺杀小说家》和《宽吻》里的人物都和村上有某种相似性,坚持游泳的大学教师、孤僻的小说家、漂亮的女运动员。但对他人风格的模仿终归是捏着嗓子说话,容易显得生硬和缺乏个人特征。真正风格的确立大概是他重新回到东北的方言传统。日常生活里的惊心动魄被写得很淡,像被按死在墙上的蚊子,肮脏琐碎的日常,你又无法视而不见。那些争吵、扭打、一人对另一人的怨恨,都成了平常事下的暗河。
这几个短篇中,依次出场的人物都不约而同地按照被耽误、错位的生存方式过活,与此相对的,叙事者“我”,总是按照世俗意义的正确方式作出选择,虽然这个正确的“我”在作者笔下常常也是失败的,这里的失败指的是自我认知上的遗弃,“我”的行动透着虚无,似乎察觉自己这样活着毫无意义,只是被他人的压力推动着往前。唯一的相似,可能是他们都面对各自的孤独。
短篇《飞行家》讲述的返乡之旅中,小说不断地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回溯,每个人都在不断下坠,他们或许有过短暂梦想,但最终一事无成,剩下的只是老去的身体、被欺骗的感情、从未实现的事业,以及即将到来的,近在眼前的死亡。与这场集体坠落对位上升的,是李明奇飞向南美洲的最后的选择,一个终将在上空爆炸的气球和往下再跳一次的抉择。
这给隧道里的黑暗留了一丝光亮,即便被生活按倒在地,仍希望折腾到死,也算知足。
□徐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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