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场地的变迁

　　1972年，住在顺义的我听说邻村有个青年农民，喜欢读书写作，便托人保媒，成了他家的人。

　　初嫁时，家里很穷。想读书，哪里有呀？可怜的几本书，还是用废纸，求爷爷告奶奶从采购站换回来的旧书。

　　改革开放后，我家承包了6亩地，除了留足口粮，还卖了余粮。至此，手里才有了富余钱。可是，我家那口子，依然舍不得花钱买新书。他一趟趟跑顺义县城的旧书摊，背回折价书。书堆积得多了，便添置了一个书架，放在卧室门旮旯后头。里三层，外三层，连书架的顶端都堆满了书。遇上阴天下雨，或者暑季歇锄，我们两口子，双双坐下来，他读的多是厚得像砖头一样的名著，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韩梅梅》和《小英雄雨来》。

　　再后来，村里办起了纸盒厂，我和丈夫都在厂里当工人。俩人一年到头可以领到几千元工资。腰包鼓了，胆子大了。先把三间小土房，改建成五间红砖灰瓦房，还专门拿出一间当读书室。

　　我的老伴仍然习惯跑顺义县城便民街，精挑细选折价书。一趟趟，乐此不疲。日复一日，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仅买回了一大摞鲁迅著作单行本，还凑齐了《丁玲选集》《周立波选集》以及整整一套《短篇小说选》，另有两大厚本精装，一本是《唐诗鉴赏辞典》，另一本是《中国杂文鉴赏辞典》，自然喜不胜收。

　　儿子亚军大了，到了结婚的年龄。俗话说得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的儿媳妇海华，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每天晚上，吃罢了饭，洗涮了盆碗,全家四口，来到书房，各自挑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2006年，添人加口，我有了孙子乐乐。这孩子三岁时，便能够大段地背诵《三字经》和《弟子规》。

　　我家的读书场地，实属鸟枪换炮。从堆满杂物的土窝窝，到门旮旯后头的读书角，而今，有了满满三架书的读书室，还添置了一台电脑。

　　我们家年年被村里评为“读书家庭”。同以往相比，真乃天壤之别。

　　（李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