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连：一场模仿》 在后现代中陨灭的美少年

　　倘若泉下有知，奥斯卡·王尔德应该不敢相信，在他去世百来年后的今天，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竟会穿上后现代的新衣，再次受到追捧。只是这一次，王尔德已经彻底失去了他的话语权，威尔·塞尔夫才是舆论的焦点。这就是小说《道连：一场模仿》。塞尔夫甚至不愿掩饰他的意图，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这是一次模仿。当然，谁也不会指望他能再现王尔德的唯美，就像不会指望他的《第九病室》能与契诃夫的《第六病室》相互比肩一样。说到底，塞尔夫只能是他自己，而不是古往今来诸位大师的克隆与翻版。

　　威尔·塞尔夫

　　肮脏，来自人类行为的丑陋

　　谈论一部小说，如果过分纠结于作家的生平逸事，势必会落入本末倒置的不堪境地；但若是抛开作家只关注文本，则不免错失观察其风格养成的良机。塞尔夫的人生有理由成为一出大肆张扬的后现代事件。因为就算没能赶上布鲁斯伯里的黄金时代，他也绝不逊色于弗吉尼亚·伍尔夫。上世纪50年代末，正值“垮掉一代”大行其道。大约是听从了金斯堡的劝诫，他在美国游学的父亲不但没有把自己的“疯狂”藏起来，反而有了一段短暂美妙的情缘。于是有了塞尔夫。成年后的他时常戏谑自己的童年是父母二人的“重排剧”，成长的每一步都契合彼时特有的自由不羁，为他日后的写作埋下了绝佳的伏笔。

　　后现代主义的确立，从本质上说，是对传统审美的消解与反叛。在这个“作者已死”的年代里，寻求写作的意义本就没有意义。与其说，《道连：一场模仿》是隔着时空向王尔德投去的满含敬意的一瞥，倒不如说，这是塞尔夫“肮脏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观的集大成者。毕竟，在林林总总的标签（魔幻、现实）面前，他永远只在意自己的恶趣味。如果说王尔德是为了艺术而艺术，那么塞尔夫就是为了肮脏而肮脏。既然唯美可以很艺术，肮脏为何不可以？反正，他的年代并不需要浮华奢靡的古典主义玩意儿。王尔德曾说，“人的感情应当倾注在生活的色彩、生活的美、生活的乐趣之中。生活的疮疤少碰为妙。”《道连：一场模仿》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自始至终，塞尔夫不曾提供任何有关“生活的色彩、生活的美、生活的乐趣”的片段，“生活的疮疤”反倒俯拾皆是。

　　或许，在他看来，描摹完美无瑕的皮囊并不重要，近距离观察人性邪恶才是正经事。如他所说，“要想最有效描摹人类行为的丑陋和愚蠢，就得使用水晶般坚硬纯洁的文风”。事实上，这并不简单。它要求作家不仅要熟练掌控“水晶般坚硬纯洁的文风”，更要时刻浸淫在“人类行为的丑陋和愚蠢”当中，以最直接、最有力的笔法贴入邪恶的核心。用道德标尺来衡量《道连：一场模仿》是无意义的。塞尔夫从不提供四平八稳的写作，更没有风轻云淡的意象、“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语句。他自称面前摆放着“巴洛克式墨水瓶”，但其实，他的笔尖永远只蘸着暴力迷幻，和过剩的荷尔蒙，足以令每一个顽固不化的卫道士瑟瑟发抖、寝食难安。

　　21世纪的道连·葛雷

　　在狂欢中迷失自我

　　果不其然，《道连：一场模仿》开篇即是肮脏。故事开始于1981年。社交名流亨利·沃顿坐在建于百年前的豪华公寓里，身后是一地狼藉：阴沉沉的宅子遍布灰霾、亮堂堂的卫生间并不卫生。这里分不清“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更分不清节令或年份，唯一的形容是“肮脏”。此时，美少年道连·葛雷正式登场。就像“这片诡谲丛林里的天然花朵”，他用他天赋的光芒照亮了四周的灰暗，以他完美的身姿成就了摄影师巴锡尔的录像装置作品《阴极的那喀索斯》。不久，作品成为道连的替身，为他的成长买单，替他日渐老去。从此，他摆脱时间的束缚，始终保持着20岁的迷人身姿、可爱脸庞。

　　就像是一次在线直播的真人秀，塞尔夫不遗余力地为王尔德的故事，添加上自我的符码，最终演变成他个人的行为艺术。然后，在每个大汗淋漓的不眠之夜，他心安理得地回放一遍。不过，每一次回放，究竟是带给观者极致的美学享受，还是难以抑制的恶心呕吐，已无关紧要。反正，百年前的王尔德之所以写下《道连·葛雷的画像》，正是为了展示美少年那喀索斯的陨灭。很快，时间见证了道连的改变。一开始，他在亨利的诱导下，走入纸醉金迷的名利场，毫无争议地成为社交圈的宠儿，老少通吃、风光无限。10年后，巴锡尔与老友重聚，向身患绝症的亨利谈起道连的纽约往事，言语之间透露出后者的堕落。又过了5年，如塞尔夫所说，故事进入了网络时代。在接连杀死巴锡尔、坎贝尔、姜头后，道连的堕落路人皆知，而亨利已苟延残喘。

　　如此安排，倒不是塞尔夫不愿网开一面，为可爱的道连留下一丝半点的希望，而是他身边的这个世界原本就不提供希望。或者说，不是道连堕落了，而是他的时代、他的城市堕落了。比之将王尔德送入囚牢的19世纪的英国，后现代语境下的伦敦看似自由开放，实则陈腐无比，充斥着太多的无意义：生活无意义、艺术无意义、爱情无意义，就连写作似乎也带着太多的无意义。“这块地方（伦敦）早已不复昔日的荣光，而整座城市也像个行将就木的人，自甘堕落，拿自己最实在、最能保值的财富去换取那些廉价的饰品和塑料玩意。它想搬入宽敞的老人套间，这样既能保持独立生活的幻想，日常实际需求也能得到满足。”

　　还好，塞尔夫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道连·葛雷的画像》里有句话，是唯美主义者王尔德的自况，拿来形容塞尔夫的写作也是贴切的：既像玩杂耍，又像变戏法；刚刚让它滑过去，随即又把它抓回来；忽而用想象的虹彩把它点缀得五彩缤纷，忽而又给它插上悖论的翅膀任其翱翔。当然，塞尔夫的步子比王尔德大了许多。他在后现代的路子上越走越远，几乎要让我们忘了道连原来的样子。20世纪末的喷气式飞机将整个世界连成一片，后现代的浪荡子有了更大的舞台、更多的机会去炫耀自家的资本。从伦敦到纽约，再到洛杉矶，道连的堕落早已超出了王尔德的想象：嗑药、杀人、传播病毒、与王妃保持暧昧，仿佛不把感官刺激发挥到极致，就对不起“肮脏魔幻现实主义”的封号。

　　事实上，《道连：一场模仿》并没有什么魔幻，唯一的现实也只是派对上的碎碎念。塞尔夫的文字实验消解了情节，淡化了故事，没有丰满的人物，只留下连篇累牍的对话，去填补意义的缺失。在太多个相似的场景里，久未谋面的贵族高声议论大英帝国的没落，调侃戴安娜王妃的衣品，质疑海湾战争是否真实存在，相信“凡事只要不挂在嘴边，就可以当它从未发生过”。可惜，堕落还是发生了。更可惜，碎碎念挽救不了世界的坍塌，更挽救不了道连的毁灭——不管谈论什么，所有交谈都注定无疾而终；在罪孽中浸润太久，他就成了罪孽的一部分。

　　这倒应了叔本华的论断，“‘人格面具’真正的意思是演员所戴的面具，真实的情况是，没有人会表现真正的自我；我们都戴着面具，扮演角色。”回到小说，戴着面具在聚光灯下跳来跳去，扮演着完美无瑕的“道连·葛雷”的正是他自己。曾经的他单纯干净，“就像个唧唧叫的小精灵，在无尽的午后阳光下，小嘴欢快地说个不停”。可他终究还是变了。从把身子贡献出来供别人创作、玩弄，到用大把金钱铺路，把别人的身子当作自己的玩物，道连只用了区区10年。

　　最后，在永远年轻、永远美丽的面具掩蔽下，不断放纵、不断作恶的他，终于等来了意料中的毁灭。那么，塞尔夫呢？他当然不愿意循规蹈矩，乖乖地扮演优等公民“威尔·塞尔夫”的角色。毫无疑问，《道连：一场模仿》就是一场后现代主义的狂欢。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卖力戏仿，塞尔夫终于和他的“垮掉一代”导师们站在了一起。没错，他要玩的不单是心跳，还是“肮脏”。或许，只有当他为唯美主义的道连·葛雷裹上垮掉派的酥皮，扔进油花四溅的煎锅大火烹炸，直到把这个郁郁寡欢的美少年那喀索斯，变成分不清是“本世纪还是上世纪”、“是长裙还是套装”、“是在嗑药还是在畅饮”的后现代祭品，塞尔夫的故事新编才算是合情合理、功德圆满。

　　□谷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