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创造与被选择的现代日本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在中国的影响力，应该说超越了一般的史家，尽管他并不是职业学者。这恐怕与其出道早和职业身份有关：我读他的第一本书是《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在大陆出版于198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后来，他又成了《纽约书评》——一份对出版业来说颇富“权力”色彩的刊物的主编。文化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角色，使其著书介乎于历史读本与文化评论之间——比通史好读，比纯文化论“实在”。

　　《创造日本：1853-1964》以不足180页的篇幅，试图重构110年的近现代史，堪称野心之作。至于说野心是否兑现，则见仁见智。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作为一本好看的历史读本，作者这次仍未失手。

　　多年前，本书中文版作序者许知远曾在一个系列长篇报道的开头如此写道：“描述世界的旅程，激动人心，却令人心力交瘁”，我认为写出了一代新知识分子心中世界主义的焦虑。《创造日本》亦写于21世纪初，差不多与许知远的报道同时。布鲁玛无疑也是世界主义者：一个荷兰人，人在纽约。大学攻读中国文学，不远万里，来到远东，游历东京和香港有年，后专注于日本研究……包括这本《创造日本》，应该说也是世界主义视角的历史叙事。而毋庸讳言，这里的“世界主义”是“西方主义”的近义词，至少就本书而言是如此。

　　被创造的

　　借助外力，解开历史死结

　　何谓“创造”？布鲁玛虽未明言，但从截取的时间点上亦能看出，从黑船来袭（1853）到东京奥运（1964），正是日本不得不直面西方的挑战，到被迫应对，到“打不过他就加入他”——一路追随，终于成了与列强平起平坐的小弟，然后是与英美为敌，遭惨败，被占领，到再度以文明“优等生”的姿态，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全过程。从大框架上说，基本仍未摆脱费正清所谓的冲击-反应模式。在本书的引用文献中，布鲁玛也坦陈了这种影响：“比如由费正清、埃德温·O·赖肖尔和阿尔伯特·M·克莱格共同创作的《东亚：现代化转型》一书，这部参考资料我沿用至今。”

　　但兴许是作为荷兰人，对江户“兰学”多了一重关注的缘故，布鲁玛不同于以往费正清系主流汉学家的一点，是对幕府末期日人的世界认知有相当的理解，而不是不加区分，清一色地看成“锁国”时代的“井底之蛙”：

　　“在他（佩里）抵达江户湾之际，日本精英对美国的了解要胜过美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尽管相对闭塞，但日本人比起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多数亚洲人还是更了解西方。他们在英美政治、西方科学、医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识着实令人叹服。他们手头掌握着详细的美国地图，也知晓美国的政治制度。17世纪时，西方科学便已东渐，流入日本。日本人还做过有关俄国军事、英国经济等多方面的研究。”

　　当然，这种对“锁国”时代社会状况的了解，并不妨碍他抵达与“主流派”们大致趋同的结论：“鉴于后来的历史进程，日本人从上述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即顺应形势，放弃‘锁国’政策——笔者注）要比研究本身更为重要。”

　　进入21世纪以来，与“总保守化”进程同步，日本社会开始呈现一种明显的“向后看”倾向，即重新评价德川日本，甚至认为江户时代是“德川缔造的世界先进国”（历史学者矶田道史语）。连“明治维新至上主义者”司马辽太郎都承认：“我们一路持续下来的文化，发轫于弥生时代，在室町时代开花，在江户期得以固化。明治以后，不断崩坏，到昭和四十年前后，已基本灭绝了。”司马视明治维新为“绝对正义”的学术立场，固然令文化保守主义者们不爽，但同时，其所谓日本文化在江户时代已经完成的判断，又被后者视若圭臬。

　　在布鲁玛的史观中，亦可见类似的张力：一方面，他认为日本的近代是“被（西方）创造的”；另一方面，并不回避东洋文化本身的合理性与现代性。如他在书的最后写到，2002年早春，自己正在东京伏案写作，却被周围日本人“屡次一本正经地”告知，“他们希望黑船再杀回来，打破封闭的政治体制。他们表示，过去的老一套已经行不通了，只有借助外部压力，才能将束缚这个狭隘社会的死结解开”。

　　考虑到此桥段出现在书的结尾处，布鲁玛在检讨了整部日本现代史之后，显然对“西方创造说”有了一番心得。于是，他接着写道：“我明白这些话的含义，但我还是期待有朝一日看到日本人解放自我，真正地和黑船告别，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后者。”

　　被选择的

　　未必完全不存在其他选项

　　任何历史叙事都不等于历史事实本身，这是常识中的常识，本无需诠释。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写道：“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甚至不无挑衅地说：“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在他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并不存在。”英国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则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别人，恰恰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编撰历史是制造历史的唯一方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事实与历史叙事之间的这种天然张力，也是从“历史修正主义”到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增殖的由头。在“创造”中，布鲁玛虽然自始至终未明示“创造历史”的主语，可无论从截取的时段，还是在时段中“制造”的历史事实来看，这基本就是一部日本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的关系史。因此，“创造”的主语不言自明——显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我在拙著《中日之间》中曾谈过“日本人为何在意别人的目光”的问题，布鲁玛也注意到类似现象，如他在书中如此描述鹿鸣馆的缘起：“井上馨在友人伊藤博文的内阁里担任外务卿。他俩希望迅速实现西化，好让日本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继而使后者同意放弃不平等条约下享有的特权。而要在外貌上变成现代人——换言之，就是变得西化——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尽可能接触真正的西方，于是便有了鹿鸣馆。”

　　尽管“日本人竭力模仿欧洲人的一颦一笑，男宾们抽着哈瓦那雪茄，玩惠斯特牌，其他人则小口小口地品食着宴会桌上堆积如山的松露、果酱和冰激凌雪葩”，但在鹿鸣馆派对上的舞客、法国人皮埃尔·洛蒂的眼里，“鹿鸣馆的外观像法国乡下的温泉疗养院”，“身穿燕尾服的日本士绅活像表演杂耍的猴子”。鹿鸣馆外交，是明治中期日人旨在挣脱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而发动的一场刻意自证的“文明开化”，试图以西洋文化统战西方的不成功的公关。西方既是被公关对象，但同时也是鹿鸣馆文化（或曰历史）的“创造者”，尽管鹿鸣馆本身是日人的建造。

　　110年史倏忽而逝。思想家余世存指出，“后人看历史是决定的，但历史在当下，是选择的”，其实与布鲁玛的史观并不矛盾。当布鲁玛说，日本的近代史是一部“被创造的历史”时，其着眼点是黑船来航、鹿鸣馆外交、李顿国联调查团，到珍珠港事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旧金山条约》；但这种“创造”（或曰“决定”），其实并不尽涵盖历史的或然性，无论是对“被创造者”的日本，还是“创造者”的西方来说，其实也未必完全不存在其他的选项。

　　譬如，如果明治制宪不是以德意志而以英国为蓝本的话，会怎么样？或退一步说，即使以魏玛公国宪法为摹本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落地是必然，但倘若没有山县有朋为天皇起草的《军人敕谕》和后来的《教育敕语》的话，会怎么样？再譬如，假如战后，美军一把火把靖国神社焚毁的话（美方确曾检讨过这种方案），历史又将怎样呈现呢？

　　在《创造日本》的序文中，许知远也做过一个类似假设：“在这令人悲哀的抱怨背后，也让人不禁想象，倘若麦克阿瑟将军当年大胆地废除了天皇制，日本将会以何种面目出现？”当然，历史并不鼓励假设。但在被史家截取的、被称为“历史”的“长时段”（费尔南·布罗代尔语）时空中，“创造”与“选择”并不总是对立的，两种可能性并存的时段应该也存在，且不少。

　　□刘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