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差点被“成功学”耽误的尹昉

　　尹昉的微博名叫“尹昉InFun”。但是“In Fun”，并不是他的英文名。

　　“出国的话，我就写‘Yin Fang’，汉语拼音。‘In Fun’这个，是因为跟我的名字有谐音，而且‘在乐趣中’的状态，是我欣赏的。”坐在北京一家餐厅的长桌对面，身着一件姜黄色T恤的尹昉，靠着窗、喝着一壶茶，明亮地说道。

　　在乐趣中。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细想之下，却大概也是最难以达到的境界之一。毕竟，它关乎着一种完全顺乎内心的纯粹。但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尹昉身上，却也毫不意外——从少年时代开始学习古典芭蕾，但无法忍受芭蕾极其苛刻的桎梏而一度放弃，后来遇见皮娜·鲍什的现代舞表演，遇见了释放，遇见了回归，也遇见了崔健，遇见了《蓝色骨头》里的地下摇滚歌手钟华、《火锅英雄》里戴着孙悟空面具的盗贼、《红海行动》里的蛟龙突击队观察员李懂、《路过未来》里善良的试药中介新民……无论是尹昉的生命轨迹，还是他饰演过的角色，总是有一种纯真又矛盾的底色，这也许就来源于他热爱的每一次阅读、每一次思考、每一次旅行。

　　“今天想了解一下你的故事。”

　　听到记者的开场白之后，尹昉眼神清澈，真诚地点了点头。

　　童年

　　从小体弱多病 因舞蹈来北京

　　今年4月，尹昉主演了一部舞台剧《屋顶上的奥菲莉亚》。在这部基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创作的全新作品里，尹昉饰演男主人公哈姆雷特。后来，这部舞台剧的导演陈然告诉记者，在她的心目中，男主角是一个“天真、通透，同时又很深沉”的人，“但总体上也是很搞笑，承包了剧组大部分的笑点。”陈然记得，有一次剧组排练时，她放了一段巴赫的音乐，“尹昉就开始在一边跳舞了，然后大家都不看正在演戏的人，这人把戏都抢走了。”

　　因为多年的练习，舞蹈也许已经根植于尹昉的潜意识里，成为他灵魂的一部分。不短不长的二三十年中，他与舞蹈几次分分合合。而缘分的最初，则始于他两岁半那年。因为体弱多病，“脖子都有些立不起来”，所以有一天，尹昉被妈妈送去了少年宫学习跳舞，“强身健体嘛”，他说。到了上小学的时候，因为青梅竹马的女孩儿学了芭蕾，“她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于是尹昉不仅跟着好伙伴一起学了芭蕾，还一起来了北京。

　　“但是当时就算专业学舞蹈，也不是特别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欢，就这样学下来了。”从懂事开始，尹昉就喜欢创新和想象，在舞蹈中也一样。所以规范和制式的芭蕾训练，将他的热情一步一步的消磨。“到北京之后就真的是痛苦了，第二年就想退学了。”但是，尹昉的妈妈劝他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要对自己负责，否则将来你做什么都会想放弃。就这样，他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少年

　　修双学位毕业后成了上班族

　　舞蹈与工商管理，这看似完全不搭边的两个领域，却曾经在尹昉身上碰撞过火花。高考后，尹昉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舞蹈学专业，当时他特别中意的，就是北师大可以修双学位，而他选择的第二学位，正是工商管理专业。“我在高考前上了一段补习班，当时我觉得自己在经济和哲学领域一点就通，一学就明白，概念性的东西我特别理解，所以我就以为我有商人头脑。”

　　彼时，正是街头巷尾的书摊儿盛行“成功学”的日子，“当时好多‘成功学’都在标榜那些企业家。因为自己不知道想要什么，就会觉得那样是特别好的。反正当时就去学了。”后来尹昉才想明白，实际上，就是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强了一点儿，“而且管理和经济学理论完全是两码事儿，现在想想，当时就是对成功的一种虚妄，我也把它当做了一个梦想。”

　　不过，事实证明，这个工商管理专业并非毫无用处。在大学毕业后，尹昉没有继续跳舞，而是去了一家演艺公司做了上班族。“因为我有两个学位，又可以排练又可以做管理，所以经纪人的工作、联系演出、行政的工作我全都做。”尹昉回忆道，“刚开始是朝九晚六，后来老板就自动在前面提前了一小时，后面延后了一小时。”

　　做了没多久后，他选择了辞职，“也不是怕累，就是我顺着这个职业往上看，不知道我要干什么。虽然我也不知道要什么，但是知道这肯定不是自己想要的。”

　　漂泊

　　频繁搬家却从不为生存焦虑

　　在刚毕业时，尹昉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500块，而他在北京东南边平乐园租住的地方，一个月租金就要800。后来，他搬到了垡头的一间毛坯房，“现在那片还挺好的，当时就是一片荒地，什么配套设施都没有”。

　　2007年，尹昉在看了德国现代舞蹈家皮娜·鲍什的演出《穆勒咖啡屋》和《春之祭》后，深受震撼。于是，他开始重新审视起他与舞蹈之间的关系。

　　后来，凭借天赋与毅力，尹昉进入了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开始了职业舞者生涯。“工资最初是四千多，然后涨到五千，温饱是没问题，但是一点剩的也没有，有点事儿就不够用。”那段时间，尹昉又搬到了亚运村附近，和同事合租，“大家挣得都差不多，但是我就希望住得好一点，因为我的状态也会好一点”。

　　2012年，为了追求独立创作，尹昉离开了舞蹈团，成为舞者与编舞一体的自由艺术家，从事更多的独立创作和跨界合作。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他也搬去了黑桥村的苗圃艺术区，“但是在那边住得很差，水都是臭的”。随着臭水而来的，是他的收入也更不稳定了，“有时候可能大半年没有任何收入。每次即将没钱的时候，我就会有点项目可以赚点。所以我对于经济、生存这一块，没有什么焦虑和恐惧。”

　　当时，尹昉所在的舞团有不少人去外面教课，但他从不为了生存去做这件事，甚至他做工作坊，也不收一分钱，就连后来他去上戏教书的课时费，也还不够北京来回的机票支出。“如果这个事情，没钱，但我还想做，那说明是我真的想做。”尹昉“拧巴”地想，“如果不是为了生存去做，那我就会很开心，就会觉得事情本身有意义。”

　　拍戏

　　因为一段舞成了崔健的男主角

　　在基本温饱线浮浮沉沉不少年，尹昉说，直到最近这两年拍戏之后，他的生活才开始真正改善。

　　尹昉的第一部戏，是崔健的导演处女作电影《蓝色骨头》。二人的合作，始于有一天，崔健看到了尹昉的舞蹈表演。

　　而从大学时期就觉得自己受到过电影召唤的他，面对这位中国乐坛前辈的邀请，欣然同意了。

　　提及对崔健的印象，尹昉坦言，与不少人一样，他最初也知道崔健那个著名的“摇滚教父”符号，“但真正接触之后，发现他并不是高高在上的长者。他随时是以一种平等的、开放的状态在跟我交流。”尹昉说道，“艺术都是相通的，虽然他不是职业导演，但是对于一个东西质量、质感的审美，我觉得他是绝对有眼光的。很多人说我起点很高，我觉得是在于，我是被这样的人认可、欣赏、挑选的。”

　　在拍摄期间，崔健带着尹昉看了不少演出，“直到现在，我做的所有作品，不管跳的、编的，也都会叫他来看。”

　　《蓝色骨头》在2010年拍摄完毕，2014年正式上映。此后，尹昉又接演了《火锅英雄》《青禾男高》《红海行动》等电影。

　　作为春节档的票房热门，《红海行动》的上映让尹昉饰演的观察员李懂瞬间进入了观众视线，面对突如其来的“名气”，尹昉看得清楚，想得明白，也讲得坦诚，“我觉得我是一个需要被认可、关注的人”，他说，“但是我可能是那种特别‘真’的关注。我是希望靠我的作品打动大家，所以我一直处于一种怀疑的状态，因为我怕这种东西，让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所以我就会一直去审视自己，到底我是什么样子的。”

　　番外篇

　　尹昉的旅行故事

　　在工作之余，尹昉喜欢滑雪、潜水和一些极限运动，也喜欢出去一个人旅行。“在旅行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不期而遇的惊喜。”他习惯订好机票和住处，再随心所欲地到处走走转转，“要是攻略做得太详细了，往往会失望的”。

　　2009年，尹昉去了西藏墨脱徒步，他笑着说：“矫情的时候特别多，时刻能感觉到生命和大自然的召唤。”第一天，尹昉凌晨四点就出发了，天还没亮，“有人说要在正午之前下山，不然太阳大了雪都化了，容易雪崩。我们走了一小时，天都是黑的。”后来，在太阳出来的一刹那，不到一秒，整个山都被照亮了，尹昉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而在第一天的兴奋劲儿过去之后，尹昉在那里度过了艰难的七天，“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危险，但我会感觉到一些，大自然的召唤，内心的强大。”

　　新鲜问答

　　新京报：之前说给自己五年的时间涉足电影，这个时间现在有变化吗？

　　尹昉：这五年更像是被选择，等待机会的一个阶段，如果五年之后还是处于这个阶段，那就干脆别干了。我想象中，五年之后应该可以更自主的选择、安排自己的时间。现在是戏来了就接，相对被动一些，可能过了这个阶段，就一年只拍一部戏，如果有合适的接，没有合适的就不接。剩下的时间去做舞蹈或者其他的事情。现在还是在等待机会，也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把自己变得更好。

　　新京报：有比较想去挑战的角色吗？

　　尹昉：什么角色都可以，如果一定选一个的话，人物传记片我演不了。你要演一个有原型的人，而且可能原型是大家都知道的人，太难了。但是我希望以后可以演。

　　新京报：之前有说小时候很想回家乡，现在是很想去远方。为什么？

　　尹昉：家乡更像一个符号。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家乡其实很难回去，回去就意味着妥协。人出走了，你的心也出走了，很多东西都已经改变了。回去可能就要否定你现在的这些东西，存在很多断裂。而且虽然城市发展很快，但是文化上，我在家乡没有办法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另外就是，我们这一代跟父母的断裂是很严重的，很难去真正的沟通，他很难理解你的想法，你也很难按他的想法去生活。

　　新京报：舞蹈圈和影视圈有什么不一样？

　　尹昉：舞蹈圈相对生活简单，练功、排练、演出。大家都差不多，赚的也差不多。影视圈则五花八门、千奇百怪、鱼龙混杂，更多元，更差别化。

　　新京报：为什么之前说，听音乐要单独找个时间？

　　尹昉：因为我一听音乐身体就想动，我听音乐就得认真的听，不能播放着去干别的。在做编舞后，听音乐就会让我进入一个工作的状态。虽然我不会觉得音乐会让我休息和放松，但是我会主动地去听一些音乐，会拿出一部分时间单独留给音乐。

　　新京报：之前在采访中说过想要灵魂伴侣？可以想象一下她的样子吗？

　　尹昉：没有固定的模式。有固定模式就不叫灵魂伴侣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畅 实习生 刘姝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