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考入大学与拜进师门的日子

　　改革开放40周年·请回答1978

　　回望40年前的今天，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拨乱反正，没有恢复高考制度，我这样一个出生成长在青藏高原东北部丛山里的青年，不可能进入东北财经大学接受正规的高等本科教育，也不可能遇到恩师汪祥春教授，更不可能成为经济学博士。

　　上世纪60年代，我人生初学的五年是在青海省东北部丛岭中一个回族小山村小学中度过的。校园坐落在清真寺的旁边，一到五年级的50多个学生，两位老师，在仅有的两间教室里复式授课。上初中时，到离家15里外的巴州镇，春夏走读，秋冬住校。高中两年随父母调动工作，回到了民和县城川口镇就读，1975年毕业后上山下乡任生产队会计，1977年抽调到马场垣公社任机关会计，并兼青年和民政干事。

　　妹妹被大学录取刺激我去参加高考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后，我向单位领导申请，想去尝试一下。公社书记找到我说，别去考大学了，尕娃干得不错，踏踏实实工作几年，提个副主任。1979年我大妹高考被录取的事情，直接刺激了我。我心里暗暗发誓，一定得去考大学，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经过半年多的复习，1980年我考入了辽宁财经学院（1985年更名为东北财经大学）的基本建设经济系。

　　本科四年中，除了学习课程外，我非常喜欢读经济学的文献，在争取当上了校图书馆的义务馆员之后，借机读了两遍《资本论》，看了科尔奈、奥塔·锡克、兰格等东欧经济学家的著述，也阅读中国经济学家们的专著和论文，思想非常活跃。

　　在学习《基本建设经济学》这门课时，看到其基本范畴是“基本建设产品”。然而，对比《资本论》中，从劳动到产品，再从出厂产品到交易商品之后，我觉得这一概念并不准确。于是，我在本科时写了“是‘建筑安装产品’，还是‘基本建设产品’？”一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其概念加以纠正，被《建筑经济研究》发表，并被《经济学文摘》转载。

　　后来，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又在《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篇署名第一作者的“关于控制基建规模的几点意见”的论文，这是辽宁财经学院建校以来，由大学生主写在此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1994年，我留在了东财大经济研究所，1995年所写的学术论文选入当年有影响的全国中青年学者100篇论文中。

　　我的成就离不开恩师的谆谆教导

　　回首我在学校的这些往事和我此后取得的种种学术成就，这一切都离不开我的恩师汪祥春先生对我的谆谆教导。

　　我的恩师汪祥春1947年至1949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留学，师从米尔顿·费里德曼、奈特、多玛等大师学习价格和就业理论，是当时学校里有很高威望的经济学教授。大三时，我冒昧地去叩门请教，没想到先生平易近人，后来就成了常去先生家的问客，日子久了他就把我当成他的学生了。那时他虽已65岁，但思路清晰、精神饱满，对我提出的问题讲解得特别仔细，也格外喜欢我这样常去讨教的后生。

　　1984年，我大学毕业之后留在辽宁财经学院任教。1987年，我试着考取本校的硕士研究生，但因外语和其他一门专业课各差两分，没有被录取。于是1988年到辽宁师范大学外语系进修了一年英语。第二年，先生对我说，你不要考硕士了，直接以同等学力破格考我的博士研究生吧。于是秋季考试，10月入了师门。

　　虽然在备考时进行了复习，但是在博士生学习的三年多时间里，先生亲自授课、讨论、布置和批改作业，我对他讲授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有了一个系统的理解。

　　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在他家里上课，自己的学生加上其他专业选修经济学的，有五六个人。有一次我迟到了3分钟，先生没有开门，以此警示我。后来，我因参加中国社科院朱铁臻教授主持的中国城市国情调研大型项目而缺课较多，先生又要求我与师弟师妹们再学一年他讲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现在回顾起来，我后来的经济学研究思维方式、工具和范式形成、应用和功底，都获益于读博士时先生之教授。

　　我从本科到博士生的学习期间，与先生交往，从未送过他钱物礼品，交流的就是学问。学生在刊物上发表论文，他就像看到自己的成果一样，能欣喜许久。只是毕业后，我觉得亏欠先生，所以有时会买些贵一点的营养品之类的礼物去看望他。他还真生气，教训我说，以后来的时候最好什么都不带。如果非得带，就买一些豆腐乳、榨菜之类的就可以了，真是师生之间的交往清淡如水。

　　1992年末，我撰写的《劳动与经济增长》，通过了答辩，评审老师们一致同意授予我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也被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代经济学丛书之当代经济学文库收入，于1994年出版。在后记中，我写着，将此书献给养育我长大的深山沟壑和黄河涧溪，献给我的父母，献给我的恩师汪祥春教授。

　　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实现了飞跃

　　回望40年前的今天，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拨乱反正，没有恢复高考制度，我这样一个出生成长在青藏高原东北部丛山里的青年，不可能进入东北财经大学接受正规的高等本科教育，也不可能遇到恩师汪祥春教授，更不可能成为经济学博士。

　　1978年以来的近40年里，经过艰辛而又坚决的改革开放，我们把当时一个农业人口占80%，实际人均GDP只有45美元，GDP占全球1%多一点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了到2017年末城市化水平58.52%，人均GDP8800美元，GDP总量占全球15%，初步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新兴国家。这些成就里面有高考恢复后，各专业毕业生们的巨大贡献，其中也有毕业后从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学子们的辛勤汗水。

　　然而，我们在人均GDP水平、科技竞争力、地区平衡发展、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未来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风险。建设一个富裕、美好和强盛，但又在国际社会和平相处的现代化国家，经济学和政策方面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我们不能自满，不能懈怠，需要更加勤奋的努力和踏实的工作。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种种成就，也希望能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出更多的力量。谨以此文，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今年也是我的恩师汪祥春教授诞辰100周年。先生于2011年93岁高寿时，仙逝离我们而去。也以此文，怀念我的恩师汪祥春教授。

　　□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