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诞生

　　隐遁的时光，有时会在特定的时刻显现出来。当黄昏的余光将暮色涂满曲曲折折的胡同，过往的一切就会在金黄与幽蓝之间浮现出它的样貌。

　　一座隐藏在胡同中的逼仄院落，紧闭的门窗将寥寥无几的窥视目光挡在了外面。门旁“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在经历33年的风霜雪雨后，颜色也黯淡下来，上面镌刻着七个墨绿色的字“杨椒山祠（松筠庵）”。过去的几十年，它一直被遗忘在时光的角落里，日复一日寻常生活的尘埃将它掩埋起来。但在一个世纪前，这里却是来北京游览的文人雅士必去的场所之一。

　　杨椒山 以身许国的前朝忠臣

　　“院落风雅，回廊蜿蜒，别有趣味”，1915年来中国游历的日本民俗学家中野江汉，曾经如此称赞这座小小的祠堂，并将自己的所观所感记录在私人游记《北京繁昌记》中：“有一风雅之古亭，曰‘松筠庵’。门前土壁有石刻之‘杨椒山先生故宅，乾隆乙巳七月毂旦汾阳后学曹学闵书’”。穿门而入，院内更有清代书法家刘墉书丹的石碑和乾隆皇帝御制的《旌忠祠诗》。

　　在中野江汉笔下，松筠庵是全书中唯一令他“悲赏不置”的建筑。因为这座祠堂昔日的主人，明代忠臣杨继盛（椒山）是“一代之奇快男儿”，“当世宗晚年严嵩为相，亲小人，远贤臣，内政紊乱，酿成明社将屋之危机。时椒山为兵部员外郎，不忍睹国家颠危，上疏数嵩十大罪状，并劾五奸，遂触上怒，诏下狱。而百折不挠之忠臣，遂作菜市口行刑场刽子手之炼刀器矣，岂不重可哀哉！”他也记录下了杨继盛临刑前在狱中的慷慨壮行，狱卒的极刑拷打让他“肉破骨碎，惨不忍睹”，来探监的友人给他送了蚺蛇胆，“衔于口，打不痛，投于火，不觉苦”，却被他厉声拒绝了：“椒山自有胆，何用蚺蛇哉！”从容就死。

　　杨椒山慨然赴死的故事，构成了这座祠堂最核心的历史记忆。无论是中野江汉，还是在他之前游历的文人雅士，都会同意这一点。供奉在祠堂里的这位前朝忠臣，提供了一个以身许国的经典范式，里面包含了最具戏剧性的所有元素：善恶的剧烈冲突、英雄的受难和死亡，以及最终平反昭雪后的神化和纪念。这个范式不仅极为让人振奋和鼓舞，同样也具有某种强大的诱惑力，让人期望能够以不那么大的代价，来获得同样的声誉，从而加入到这条令人瞩目的历史谱系之中。

　　“康有为三上德宗皇帝万言书，即在谏草亭书。以广东之举人，一跃而参预宫闱之事，为清末注意之人物”，在记述了杨椒山书写弹劾严嵩谏书草稿的谏草亭后，中野突然将笔触转向三十年前的一桩新近旧事。这桩旧事在今天以“公车上书”名著于世，并且写入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对公车上书的事件略述一二：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割地赔款的消息传来，震动京师。当时正在京师准备会试的十八省举人共计一千二百余人，在松筠庵开会商讨对策。康有为草拟了上奏光绪皇帝的万言书，遍传京师。在他的带领下，举子们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和变法三项要求。这一事件也因之成为1898年戊戌变法的开端。

　　“公车上书”的影响之大，甚至盖过了杨椒山冒死弹劾严嵩的事迹，成为了松筠庵历史书写新的起点。康有为在这一事件后也名声暴起，在今天更是大大超越了杨椒山在历史上的地位，成为了这座祠堂历史记忆中新的核心人物。以至于人们提到松筠庵时，首先想到的会是康有为和“公车上书”，而不是杨继盛和他惨烈悲壮的死亡。

　　公车上书 扑朔迷离的历史考证

　　康有为在松筠庵领导“公车上书”事件的记述，最主要的证据来自两份史料。“公车上书”两个月后在上海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公车上书记》和康有为在五年后开始编订的自撰年谱《我史》。在这两份史料中，康有为都被描述为公车上书的领导者。

　　按照《我史》中的记述，康有为预先探听到马关和约中割让辽台和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于是命令他的学生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之后，在他和梁启超“分托朝士”的鼓动下，“各直省莫不发愤”，由此掀起了震动一时的“公车上书”的浪潮。而他的学生梁启超也在戊戌变法后一年撰写的《戊戌政变记》中证实了老师的说法：“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联署上书论国事”。《戊戌政变记》流传广远，被史学家和教科书编撰者所接受，几乎成为了这一事件的官方版本。康有为成为公车上书发动者和领导者的形象也因此深入人心。

　　但事实又如何呢？历史学家给出的答案与康梁师生的说法截然不同。最先提出质疑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黄彰健，他在1970年出版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中指出，康有为的上书事件随着《马关条约》在四月初八日的批准，所以“议竟中寝”，中道夭折，他更怀疑康氏“公车上书”如此庞大的签名规模很可能有假借他人名义的情事，以及松筠庵是否真能容下康有为宣传的一千二百人。这些质疑被后来的研究者一一证实，如汪叔子、孔祥吉、王凡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证明康有为及其同党在“公车上书”事件的叙述上前后不一，对包括集会时间和与会人数的许多细节进行了篡改，以便塑造康有为的领导者和发起人形象。

　　1996年姜鸣在《莫谈时事论英雄：康有为“公车上书”真相》中更进一步戳穿了康有为“公车上书”领导者的“神话”，他不仅不是领导者，甚至不是最先发起的人。“公车上书”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反而是被康有为指责为阻挠举子上书的各级官员。2005年，以“谎言毁灭者”名著于世的茅海建，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他对公车上书事件的两篇研究论文。这两篇研究有一个朴实的名字《“公车上书”考证补》，但刊出的结果却像是一枚核弹。

　　文中，茅海建一一点数了从二月十七日到四月二十一日间的官员上奏、代奏和电奏，次数达到154次，加入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超过半数，举人们单独上书也达到31次，加入人数达到1555人次，而最蹊跷的是这些上奏中康有为的缺场。在所谓他命令梁启超出面组织的广东省举人联名上书中，他根本没有签名。而梁启超的组织能力也并不像他在记述中叙述得那样一呼千应，梁启超只号召来80人签名，而另一名叫陈景华的举人组织的上书中，签名的举人却多达289人，梁启超列名284位，康有为仍然没有签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这次上书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相反，他们是如此的籍籍无名，以至于他们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出现在上书人名单的前列。

　　茅海建也指出，康有为在《我史》中记述了他在四月初八日上书被都察院拒收的事件也实属杜撰。都察院从始至终都没有拒收过举子们的上书，相反，他们当日“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15件”。为了能让上书快捷地直达御前，都察院甚至舍弃了抄录上呈的规定，而是直接将原件上奏。因此，茅海建得出结论：“康有为称四月初八日都察院不收上书的说话，只能是谎话”。

　　自造神话 每个细节都若合符契

　　如此多的证据集体射向这个谎言标靶，康有为“公车上书”领导者的“神话”本当破灭。但它却顽强地存活下来。这个现象本身更值得深味。也许个中秘密就隐藏在松筠庵中。在《北京繁昌记》中，中野江汉以一种直觉指出康有为“草万言书，故意选杨忠愍之谏草亭者，殆别有深意”。

　　中野江汉的推想或许并非毫无根据。在康有为编造的“公车上书”故事中，刻意塑造了一个阻挠上书的顶级反面人物。此人不仅指使自己的心腹“妄造飞言恐吓”，在街上“遍贴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除名者”。不仅如此，他还与宫内太监李莲英勾结，说动慈禧太后，威胁朝中正直主战的大臣翁同龢，强迫光绪皇帝在和约上画押签字。其权势熏天，令人发指。这个人就是军机大臣孙毓汶。

　　在康有为笔下，无论是权位还是行径，孙毓汶都可以与当时阻挠杨继盛上书弹劾的明代奸臣之首、一代权相严嵩相提并论。孙毓汶与太监李莲英勾结这一点，更是像极了讲述杨椒山殉难的名戏《鸣凤记》的第七出“严通宦官”里严嵩暗通太监陷害忠良这段情节。而严嵩与倭寇勾结引狼入室的往事，更与如今甲午战败，孙毓汶向日本屈膝求和的现状一一相符。

　　但这一指控同样难以立足，茅海建指出孙毓汶并无与李莲英联手胁迫光绪帝画押用印一事。他只是谨言慎行，而且自己的政治前途已经走到低谷，所以在《马关条约》签订的十天后就以疾病自请隐退。他不仅没有必要阻挠上书，而且对战和抉择也兴趣淡然。他成为顶级反派的原因，很可能只是康有为看中了他的庸劣名声和权位可以与严嵩相提并论，以他作为顶级反派，可以将自己打造成杨继盛一样“铁肩担道义”的忠臣直士。而他在松筠庵中“以一昼两夜”草拟的“万言书”，也就被打造成与杨继盛当年弹劾严嵩十大罪状的奏疏一样千古不朽的“辣手文章”。

　　从杨继盛的弹劾严嵩，到康有为的万言书，一条承袭完整的历史谱系在松筠庵中制造出来。每一个细节都若合符契。尽管其中不乏文宣加工，杜撰编造，但神话一旦创生，就只能向前继续下去。当这个神话历经流传改编，成为经典之后，就不会有人再去追究它的诞生地，只是一座名为“松筠庵”的荒落祠堂了。□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