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难者与英雄

　　菜市口是地铁四号线的一站，很奇怪，这一站每次上车和下车的人都很少。似乎每个人都在这里匆匆掠过，不愿过多停留。今天的菜市口早已面目全非，胡同与高楼交错，宽广的马路上飞驰着汽车。几乎看不出它原先的模样——处决人犯的刑场。一个世纪前，一名叫郭则沄的文人曾经描述过这里的情景：

　　“京师刑人，必于西市，即菜市也。市多菜摊，行刑时暂撤，事毕，血迹注地，以净土掩之，设摊售菜如故”。

　　被尘埃掩去的死亡瞬间

　　前一刻是死去囚犯身首异处，鲜血淋漓的刑场，后一刻则是活泼的买卖双方为了萝卜白菜讨价还价。在晚清来华的西方人看来，这一点很难理解，目睹过一场中国式处决的德国犯罪学家罗伯特·海德尔带着一丝莫可名状的愤怒宣称，他看见围观的人在“聊天、嬉笑、抽烟，大吃水果”。另一名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在见证了一次集体砍头，她发现不仅围观者对此漠不关心，就连受刑者本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认命的冷漠——生与死之间界限的模糊，以及被净土掩盖的鲜血和记忆，成就了一种匪夷所思的东方哲学：中华帝国的民众生性冷漠，既不关心死亡，也不关心死的人是谁，更不关心他们的死究竟是为了什么。

　　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就遭遇了这种集体冷漠。没有留下围观的民众如何看待这六个人死亡的材料。1984年拍摄的影片《谭嗣同》以浓墨重彩的方式复原了当时的情景。可惜，就像故宫掌故学家朱家溍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导演被这段历史悲剧性的象征意义所吸引，没有完全遵从史实。那些人不全是大义凛然的殉道者，他们也没有把头枕在枕木上，当鬼头刀落下时，脑袋会直接落在满地的尘土里，鲜血从脖腔里喷出，就是如此惨淡，而这就是最终的结局。

　　一些零散的材料倒是记录了他们就死的瞬间细节，遗憾的是，这些材料大都不能证明其真伪。《杨参政公事略》描述杨锐在听闻砍头的谕旨后拒绝下跪，认定自己是被陷害。他向监斩大臣刚毅要求“显明心迹”，但却以“有旨不准说！”遭到拒绝。他怒不可遏，头颅砍下时，“血吼丈余，观者皆辟易”。郑孝胥在日记记录他亲眼看到林锐在刑前“衣冠反接，目犹左右视”，与他的仆人“奔随且哭”的哀恸相比，他本人只是“仰天冷笑”而已。刘光第在就刑前，他的一位同乡好友曾送给他一瓶鹤顶血。就像杨椒山的蚺蛇胆一样，这种药物可以让人立即昏迷，减少痛苦。但刘光第却拒绝服用：“读书数十年，惟今日用之耳，拿去！”

　　这些记述或慷慨激壮，或大义凛然，就像是前面提到的前明忠臣杨椒山坚贞不屈、慨然赴死的故事一样。很难说这究竟是确然如此还是又一个制造出的神话。唯一最接近现场的记述，是《国闻报》的报道。如果这份报道没有添油加醋，那么死亡带给他们的不是悲壮慷慨，而是凄惨和不公：

　　“四军机一御史及康广仁之赴西市也。其罪同，其死同，而其死前死后之情状各不同。有仍穿长衣者，有短褐不完者。有一刀即毙者，有作数十刀乱砍者，有项绝而见血甚少者，有血肉喷薄狼藉，而尚在叫号未毕命者。有放下屠刀而为之缝缀装殓者，有伏尸逾时而无人收管者”。

　　之所以造成死状种种不同的原因，在于死者本人贿赂刽子手的有无多寡。一名知情人告诉来探访的西方观察者：“六卿中有二人以四百金赂刀斧手求速死，故一刀即毙。有出金更多者，临刑前一刻，狱卒予以药，比刑已死，故不见血。其出钱少者即受刀多，其分文不给者，则死最难最苦，而死后亦无人收管”。

　　赤裸裸的尸体和鲜血，让萦绕在这场处决上的所有神话都遁迹无踪。但仍然有一个声音穿越时间响彻耳畔。就是六人中的谭嗣同在刑场上高呼的：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在被处决的六个人中，烈士形象毫无疑问的是谭嗣同。对他就死的描述也最具有传奇色彩。他应该就是那位受刀最多的人。但这不是因为他无钱买通刽子手，而是因为他的凛然英气：“临刑神采扬扬，刃颈不殊，就地上劙之三数，头始落，其不恐怖，真也”。

　　殉难的前因后果

　　谭嗣同慷慨赴死的凛然，让他成为了这场失败的变法运动中最令人钦敬的英雄。他本身也具有一种悲剧性的使命感，笃信佛教的谭嗣同认为自己注定要为一项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事业献身，就像佛陀为了众生舍身一样。他是变法诸人中最忠实于本心和志愿的人，因为他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变法，而是掀起一场革命。

　　黄彰健在《戊戌变法研究》指出，谭嗣同早在1896年，就与梁启超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在一封写给好友欧阳中鹄的信中，他主张“保卫数千年之圣教，四百兆之黄种……满汉之见，至今未化”——这几乎与当时宣扬种族革命的孙文等人的言论完全吻合。由他主持创立的“南学会”的隐秘幽旨，即是践行谭嗣同心目中“兴民权”的革命理念。在写给另一位友人唐才常的信中，他更进一步指出，应该从事“亡后之图”，“保国保教”。而这里的“国”指的并非是被统治集团视为一姓私产的“大清国”政权，而是“中国”。他也提出应当设立议会以兴民权。这也就是维新党人所谓“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言论的由来。

　　谭嗣同的所言所行，恰恰也是康梁等人最初的打算。梁启超在湖南主持时务学堂时，批答学生札记，“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私下里，他更秘密编印清廷当时明令禁止的讲述清初扬州大屠杀事件的《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评语，秘密散布，以便传播革命思想。

　　因此，就像黄彰健所指出的那样，康、梁等人并非是一如既往对大清光绪皇帝忠贞不二的保皇党，相反，他们在最初时确实心怀异志。但康有为在得到光绪皇帝不次召见之后，却临事易志，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之中。在此之前，康有为曾经对朋友慨叹道：“望在上者一无可望，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但在得到光绪召见之后，他立刻表示自己终于找到了明主：“乃知圣明英勇，能扫除旧国而新之……吾为感泣，愿为效死焉”——转而由秘密反抗大清政权的革命者变成公开拥护皇帝的不贰忠臣了。尤其是在召对中，康有为更以帝师自诩，这意味着他已经自认自己与皇帝是一体两面，甚至后者还是他遂其志向的得利工具。他最忠实的学生梁启超自然也追随师命，改投保皇变法的门下。将昔日革命思想尽皆抛弃，和老师一道，成为皇帝的忠实捍卫者。

　　当康有为的对手们寻出他和他的同党昔日的革命言论，找出他和学生梁启超在时务学堂那些教唆革命的批语作为证据，揭发他“保中国不保大清”时，康有为当然只能矢口否认。但此时已经到了保守与维新两党彻底决裂，公开对决的9月17日。对此，他只能采取最极端的手段，联络探访进京述职的新军将领袁世凯，企图掌握兵权，发动政变，用武力方式夺取政权。

　　是革命，还是政治阴谋

　　谭嗣同就是受命夤夜前往法华寺拜访袁世凯的人。关于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不同的材料给出了迥异的叙述。康有为和梁启超编订的《戊戌政变记》说谭嗣同只是请求袁世凯出兵清君侧，保护皇上。而袁世凯的私人日记《戊戌日记》和另一份在1983年由戊戌变法研究者汤志钧在日本外交档案中发现的政变的另一名参与者毕永年写的自述《诡谋直记》则指出这是一场围攻颐和园，谋杀慈禧太后，企图重新进行政治洗牌的旷世阴谋。可以想见，如果政变成功，那么光绪的下场也不会好太多，这位性格孱弱的皇帝也许会摆脱强权养母的控制，但又会堕入以康有为为首的另一群支配欲极强的权臣手中。

　　当谭嗣同在那天晚上游说袁世凯时，他或许并未想到过自己的一番言论究竟会产生何种后果。他仍然是一位革命者，从始至终都未改变自己的心意。如果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可信，那么谭嗣同对他说的那番话很可能就是他的肺腑之言：“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毫无疑问，如果成事，这将是革命的先声。

　　影片《谭嗣同》里，虚构了一段谭嗣同与妻子李闰之间的诀别对话。李闰哭泣着劝谭嗣同不要自投罗网，对他说：“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孩子。”谭嗣同怅然长叹，回答道：“在这样的中国，多一个孩子不是多一个奴隶吗！”

　　影片的最后，暴雨大作，雨水混着泥沙将变法烈士的鲜血冲洗掉。就像逐渐被淡忘的记忆。

　　根据一则不知来由的诡异传说，每到晚上，菜市口旁的西鹤年堂药铺都会响起笃笃的敲门声，但店铺里的伙计不会应答，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白天被砍头的死鬼来买愈合伤口的金疮药。但这则杜撰的传说或许还有另外一层意味：让生者不要忘记死者究竟为何而死。

　　□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