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6:书评周刊·主题
 
前一天  后一天

数字版首页 > 第B06:书评周刊·主题

变法失败后的逃亡

2018年06月09日 星期六 新京报
分享:
图为北京日本公使馆。
伊藤博文,日本政治家。在离职内阁后曾访问中国,对当时的维新变法提供支持。

  在这座数百年来由青砖灰瓦和金顶朱墙组成的城市里,东交民巷是个古怪的所在。从1861年鸦片战争后第一座英国使馆在这里建立以来,它就像是西方的一块飞地,空降在这座古老东方帝国的都城之中。大理石和水泥搭建的高楼大厦与周边低矮的四合院混在一起,显得格格不入。无论是它嵌入这里的方式,还是这里出入的人员,抑或他们的为人处世方式,都与这个古老国家迥然不同。就像两块本来并不匹配的拼图,被勉强拼到一起,但在漫长的相处中,却逐渐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结。

  无法交融的现代与传统:

  两种情结的交错之地

  从某种意义上讲,戊戌变法就是这种情结诞育的婴孩儿。它的哺育者康有为及其同党们,既希望它流淌着尧舜周孔古老而神圣的血脉,又试图让它吮吸西洋现代文明的乳汁。因此,当变法者们为婴孩儿寻找乳母时,就必然会与东交民巷里的洋人们发生联系。

  王树槐在《外人与戊戌变法》中就一一分析那些为变法充当乳母的外国人。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则成为康梁等人获取西学最重要的知识仓库,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大段照搬这份报纸上的内容。李提摩太成立的广学会,对变法鼓吹甚力,在1895年10月17日,他第一次与康有为见面,一见如故。他译述的《泰西新史揽要》是如此驰名,被时人许为“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时,更以此书作为教材课授生徒。在蒙召对后,他还将这本书呈递给光绪皇帝。不过他意料不及的是,皇帝早在三年前就是这本书的热心读者了。光绪帝的近臣孙家鼐在1895年10月12日第一次会面时,就告诉李提摩太,他“每天同皇帝阅读这本书,已有两个月了”。

  1898年,已经擢升权要的维新党人,当然与这些外国乳母的关系更加紧密。各国公使驻节的东交民巷,也就成为他们往还交流之所。注目同样也是相对的,东交民巷也同样对这些朝中新晋侧目而视。东交民巷各国使馆的文书、电报和信函不断发往母国,随时报告这场变法运动的进展。

  其中最关注这次变法的,当属英、日两国。他们对维新党人的好感来自于后者的投桃报李。在康梁等人的国际观念中,中国外患之首乃是俄国。俄国对领土贪求无厌,蒙古、新疆和东北已被它视为口中膏腴,必欲吞之而后快。相形之下,英国对华利益在于市场开放,日本则是同文同种之国,更何况维新党人的知识来源主要来自美英,而日本又一再向这些变法者们频频示好,待以殊礼。而且从远东格局来看,日中两国在防御俄国方面还有共同利益,俄国在东北的势力扩张,对将东北沃土视为囊中物的日本,乃是一大打击。就像杨深秀所言:“日人患俄人铁路之逼迫,重念唇齿辅车之依,颇悔割台相煎之急,”,故而对中国频频示好:“大开东方协助之会,愿智吾人士,助吾自主,振我游学,供我经费,以著亲好之实,以弭夙昔之嫌”。

  “以利相交者,利尽而疏”,中国古代先贤如此谆谆告诫,要警惕那些出于利益而结成的友谊。但在1898年,这句中国哲言在外国似乎失去了部分效力。9月21日下午两点,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和几天前来华访问的伊藤博文刚刚吃完午饭,正在聊天。伊藤来华访问的目的之一是协助中国变法,一天前,他刚刚按照日程安排,受到光绪皇帝接见。但令他奇怪的是,这场本应互相交换改革经验的对话,却变成了数分钟的问候寒暄,之后就匆匆结束。这一困惑,几分钟后,就被一名不速之客的到访解开了。

  梁启超的逃亡路线:登上日本军舰

  眼前这个“脸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的年轻人正是梁启超。他告诉林权助,宫中发生政变:“皇帝以变法之故,思守旧耄耋老臣,不足以共事,思愿易之,触太后之怒”,因此太后发动了政变。他告诉林权助,搜捕康有为的谕旨已经发出,自己也很可能在缉捕名单上,三日之内,就会被绑缚市曹处死。但他冒死前来,只是为了请求林权助“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说完便“仓皇而去”。

  在林权助多年后的回忆中,梁启超自誓就死的悲壮辞色显然深深打动了他。他将刚才与梁启超的笔谈转述给伊藤博文后,也得到了后者的激赏:“姓梁的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钦佩的家伙。”

  林权助打定主意,如果梁启超回来,就要救他出脱死路。当天晚上,公使馆门口突然响起一阵骚闹。林权助正在奇怪的一刹那,突然看到梁启超飞快地跑了进来。伊藤博文和林权助将他藏在使馆一间屋子里,伊藤决定让梁启超逃亡日本:“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之起伏跌宕,不亚于好莱坞大片《胜利大逃亡》,只是历史没有为这些演员安排特效烟雾。林权助和伊藤博文制定了周密的逃亡计划,由于通缉令已经发出,门房报告公使馆已经遭到中方暗探的监视。林权助将梁启超剪去辫子,改换成打猎的样子,让当时从天津前来的领事郑永昌护送他搭乘火车前往天津。

  梁启超在天津领事馆里躲避了三天,直到9月25日晚上9点,他才与郑永昌和另外两名日本人从英租界的紫竹林码头悄悄登上一艘中国船只,前往塘沽港,转航赴日。就在这个晚上,梁启超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一艘北洋大臣的小蒸汽快船“快马号”尾随跟来,并且在凌晨两点左右,追上了梁启超等人乘坐的小船:

  “快马号上乘坐清国的警部、持枪的士兵和其他二十多名中国人,他们声称下官之船中潜藏着清国罪犯康有为。下官再三辩解,拒绝搜查,但他们置之不理,强施暴力,用绳索将下官之船缠上,强行向天津方向拖去”。

  在5天后发给日本外务省的机密报告中,郑永昌记述了这次历险,他与前来逮捕的中国官员舌战了两个小时,终于说动他们转乘自己小船一同前往塘沽,再作解决。

  这可能是梁启超人生中最漫长的五个小时,在他藏身船舱外的甲板上,与抓捕他的中国官兵,两者只有一墙之隔。早晨七点钟,小船终于抵达塘沽。郑永昌看到停泊在港口的日本军舰大岛号,急忙摘下帽子挥舞,让他们放下舰载快艇迎接。“清国警部与士兵见到此情形便打算各自逃走”,郑永昌要求他们“按双方在新河附近协议来展开充分的讨论”,得到的回答当然是“已无谈判之必要”,可以想见郑永昌看着中国官兵仓皇离去时嘲讽的微笑。当梁启超踏上日本军舰甲板的那一刻,他安全了。

  康有为的逃亡路线:被英国记者发现身份

  就在梁启超胜利大逃亡的同时,康有为也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小小风波。这一次,庇护他逃出险境的是英国人。早在9月21日通缉令下达的两天前,他就已经觉察到情势有异,在接到光绪帝催促他前往上海督办报纸的谕旨后,他将事务委托给弟弟康广仁和梁启超等人,前往天津塘沽搭船。他本来已经预定乘坐9月21日下午4点轮船招商局的海晏轮前往上海,但因为嫌官舱空气恶浊,所以临时改搭上午10点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轮。让他意想不到的,正是这次临时决定救了他一命。几乎与他登船的同一时刻,通缉他的谕旨随即发布。但他在船上一无所知。在烟台停靠时,他甚至下船买了著名的烟台梨。而更巧合的是,烟台官员正在胶州出差,没有及时收到通缉他的电报。但当9月23日,他抵达上海时,通缉令已是街知巷闻,到处都是查拿他的官兵。上海道蔡钧的秘书将一张康有为照片交给英国驻沪代理领事白利南,要求他协助搜查所有从天津开来的英国轮船。当白利南问他康有为究竟犯有何罪时,这名中国秘书找了一个极为拙劣的罪名:康有为进献红丸毒药弑君。这不过是明末三案中“红丸案”的翻版。

  “这是你的照片吗?你在北京杀了人吗?”

  《泰晤士报》驻沪记者濮兰德将照片对着眼前站在甲板上的康有为看了又看。他正是奉白利南之命,前来拦截康有为的。他出示了一张上海道通缉告示,告诉康有为他被控进毒杀皇帝的谋逆之罪,命令将他“秘密逮捕,就地正法”。

  (下转B07版)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