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否定“先予仲裁”：制度创新须先合法

　　■ 社论

　　“先予仲裁”被最高法否定，不是否掉制度创新本身，而是要求创新回到法治轨道上。

　　近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湛江仲裁委的隔空“互怼”，引发学界业界广泛关注：前者官方微信发布《厦门中院对“先予仲裁”执行说不！》一文，指责湛江仲裁委根据“先予仲裁”模式做出的网络仲裁裁决。6月1日，湛江仲裁委发长文回应，表示“地方法院无权否认。”

　　这迎来了“一锤定音”。据报道，最高法日前就仲裁机构“先予仲裁”裁决等法律适用问题做出回复，明确表示，法院应当就先予仲裁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执行申请。目前，湛江仲裁委已不再提供这种形式的合作。

　　“先予仲裁”，通俗来讲，就是在纠纷尚未发生时，就以债权纠纷等为假设前提“未审先决”，以调解方式结案，并出具调解书或制作裁决书的新型“仲裁形式”。这也是湛江仲裁委2016年推出并曾着力推广的创新之举。

　　这类新仲裁方式的确有若干“优点”，如结案时间短，审理、举证、送达环节程序简化，省略了保全程序、降低维权成本，防范债务人的违约风险等，尤其是“给不少机构贷后催收带来方便”，故而得到了包括银行、基金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及网贷平台在内的许多机构青睐，“2017年，湛仲（湛江仲裁委）已办结‘网仲’案件159万多件”。

　　既然是好处颇多的创新，为何被最高法否定？答案就在于，作为一种民间准司法形式的仲裁，本是为解决当事人争议纠纷而生。仲裁启动不以纠纷的已然存在为前提，仲裁过程沦为“复读机”，则是对现行仲裁制度的实质颠覆。

　　仲裁也好，诉讼也罢，都应严格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这是法律赋予的救济手段。从表面上看，“先予仲裁”似乎是双方自愿，可一旦签订了所谓“调解协议”，《仲裁法》赋予当事人的申请仲裁员回避、提供证据、答辩等基本程序权利都将被剥夺。对于地方法院，面对“木已成舟”的仲裁裁决书，如果“依法”强制执行，难免湮没当事人的法定权利。

　　正因如此，阳泉中院、厦门中院都对“先予仲裁”提出了异议。但对仲裁机构而言，言语抗争不具有多少约束力。对于厦门中院的“不配合”，湛江仲裁委在“无权否认”的表态后，还称“全国已有100多家中级法院执行了湛仲此类案件”，大家“取得了一致的共识”。好在，双方“耿直”而不避讳的观点碰撞，把在法学界掀起已久的“先予仲裁”争议摆上台面。

　　审视最高法的最新批复，以司法解释“准立法”的形式，明确将“先予仲裁”裁决排除在立案执行范围之外，不仅有利于解决网络借贷合同纠纷，也为以后办理其他合同纠纷、财产权益纠纷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执行案件，提供了权威可靠的规范依据。

　　现实中，机制创新和实践的碰撞，属“公”的机构政策或意见打架，未必是坏事，很多理都是越辩越清。最终在更高层面的积极呼应中，及时对问题进行纠偏，也算是良性互动。

　　肯定纠偏机制之外，也要明确机制创新的原则。法治从不是一潭死水，浪奔向前的社会也需要制度“鼎新革故”，“先予仲裁”的初衷就值得肯定。可创新不能轻易突破法律框架和法定程序，更不能以随意压缩权利为代价。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对“先予仲裁”说不，就证明了这点：只有机制创新回到法律轨道上，方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