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 并非直接的“社会问题”电影

　　【今日看片】

　　在刚结束不久的第71届戛纳电影节，李沧东的《燃烧》入围主竞赛单元，并且凭借场刊3.8分的高分（满分4分）成为戛纳场刊史上最高分。仅隔不到一个月时间，《燃烧》的好评便在评分网站上呈两极分化态势，有人大呼这是杰作，也有人批评它“浅陋低级”、“直白拖沓”，“戛纳场刊最高分根本名不副实”。《燃烧》何以引起两极评价？究竟该如何评价这部电影？

　　从小说到电影：充沛的文学性

　　《燃烧》的故事主体改编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烧仓房》。小说本身并不复杂，“我”、他、她三人相识，他和她在一起，有一回他告诉“我”他有烧仓房的癖好，他认为那些废弃的仓房毫无用处，他还向“我”透露，他下一个打算烧掉的仓房就在“我”家附近。“我”找出了家附近的仓房，经常跑去查看，都没有被烧掉。可就在这时，“我”发现“她”消失了……小说就此结束。

　　《烧仓房》有着典型的村上春树小说的调调，边缘的人物、清冷的氛围、简单的情节、饱满的情绪，这其实是一个细思极恐的故事，但村上春树的处理非常“轻”，他无意深挖仓房与女孩之间的关联，或者三人的复杂关系，只在意于传递某种悬疑和虚无的情绪，把人击中，然后迅速翻篇。

　　从《烧仓房》到《燃烧》，许多人认为这是“最好的村上改编电影”，李沧东最大限度地在电影中保留了小说的文学性，并且进一步放大。作为电影大师，李沧东之前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充沛的文学性和诗意。文学性既来自于李沧东现实主义表达、批评和阐释的流畅和深度，更来于他赋予人物的那种深沉的悲悯情怀，并由此延展出的超现实现象。

　　在《燃烧》里，李沧东放弃了他擅长的写诗，而是借助村上春树小说的情绪来凸显出电影的文学性。比如他放大了小说的悬疑，让电影中布满了猫、手表、枯井等符号，虚虚实实、亦真亦假；他也着力于人物的生存状态，女主角那段迎着夕阳的裸舞由此显得意味深长……

　　李沧东对文学性的追求，让电影层层叠叠具有丰富的解读空间，但这也极大阻碍了观众对电影的直接感受和理解。这或许是电影评价两极分化的根源。

　　迷人之处在于虚实结合

　　《燃烧》对《烧仓房》的一个最重要的改编是，李沧东放大了三人之间的阶层差距，并放置于韩国的现实社会中，这让电影具有了尖锐的现实批判性。关照现实、批判现实、反思现实，可以说是李沧东电影创作生涯始终贯彻的立场。

　　刘亚仁饰演的钟秀，来自农村，从小与脾气暴躁的父亲长大；他在首尔从事最底层的体力劳动，却一直梦想着成为小说家。在首尔他遇到同村的女孩惠美，并爱上了她。但一趟非洲旅行后，惠美结识了富家公子本，并成为情侣。没有人知道本是做什么的，他不用工作，却住豪宅，开豪车，一直在玩，身边始终有新女伴。钟秀感受到了本带给他的无形压迫，他想不通为什么韩国有这么多“盖茨比”。

　　本告诉钟秀他有烧塑料棚的习惯，随着惠美的消失，钟秀很快将塑料棚和惠美联系起来。在本看来，他专门烧那些没有用的，又脏乱碍眼的塑料棚，这些塑料棚，即使消失了也没有人会在意的。当钟秀质疑他无权断定哪个是无用的时，本的态度是轻蔑的，他认为自己是审判者，塑料棚只需接受自己的命运即可。如果塑料棚真的意指女孩，足见有权阶层对社会底层的践踏和褫夺是多么丧心病狂。

　　但《燃烧》的迷人之处在于，它在虚实之间游荡，以及无限的回味空间，它并不是有些影评人所诟病的粗浅直接的“社会问题电影”。如果是“实”，那么钟秀最后的报复将是对有权阶层的有力告诫，有恃无恐的剥削最后只会是“吾及汝偕亡”。如果是“虚”，一切只是钟秀的臆测和“写作”，那么三个主角被暗无天日的虚无（电影中所说的“great hunger”）所困也会令观众心有戚戚：我们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到底在追求些什么？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

　　电影没有给出答案，就像李沧东说的，世界静默如“谜”。幸运的是，始终有人在孜孜探索。

　　□曾于里（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