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静悄悄，这里躁动不安

　　辽阔草原上，游牧经济占据中心地位，手工业和冶金等附庸生产领域虽得到一些生长，但还是限于最边缘的位置；内陆乡村，铁犁牛耕的耕作水平继续向前发展，随着人口逐年增长，人均耕地面积逐年下降，人地矛盾日益尖锐；沿海广州口岸，西洋商船陆续前来停泊做生意，因厦门、云台山和宁波等地闽江浙海关被关，广州成为唯一通商口岸。这是十八九世纪的中国，在被现代化冲击的前夜，这里表面维持着千百年来的平静，内里却已躁动不安。

　　最后的图景

　　从草原游牧、内陆农耕到沿海贸易

　　“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髙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到达分隔中国与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所包括的是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里是中国内陆边疆，美国20世纪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2月）一书中将之称为“长城边疆”。比他早一个世纪的清人陈其元撰写的《庸闲斋笔记》也曾经有一笔，“青海二十九旗，喀尔喀八十一旗，蒙古游牧五十九旗，滇蜀边番数十土司。”两者说的疆域构成了中国草原社会的大致范围。“长城边疆”和青海等地是主体，而“滇蜀”局部亦有草原社会。

　　草原上，人们“逐水草而居”，由牲畜提供日常生活中的食物、衣着、居住、燃料和运输。到十八九世纪，手工业和冶金等附庸生产领域虽得到一些生长，但还是最边缘。游牧经济的地位牢靠依旧，同时也是传统中国最主要的两大经济形态之一。另一大经济形态是以精耕细作实现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土地是其基础。它赖以发展的地貌，有平原、丘陵，也有山地。

　　从18世纪起，铁犁牛耕的种庄稼水平继续向前发展。期间，随着人口逐年增长，人均耕地面积逐年下降，根据《清圣祖实录》记录，1706年是6.76亩，而到1784年《大清一统志》则估计只有2.45亩。到19世纪，直至两亩以下。人地矛盾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这时候还没有出现一个领域能将富余的劳动力转移出乡村，使其中一些农民脱离土地。

　　清廷通过保甲和乡约等策略监控预防犯罪、维系治安，也稳定可能躁动甚至参与起义的农民。暴力和思想控制体系得到强化、扩展。清廷及其地方政府，同时建立了灾荒救济制度。这些举措的共同目的之一是控制乡村秩序，但收效甚微。一百余年后，政治学家萧公权说，“面对贫穷和动荡的上升浪潮，无论什么乡村治安体系、思想控制体系、灾荒救济体系，还是其他控制工具，都无能为力。”如今，读者经由他多次再版的《中国乡村》（版本：九州出版社 2018年2月）还能感受到这些矛盾和无奈。

　　然而，十八九世纪的中国，除了游牧和农耕两大经济形态，一些沿海边缘地带还兴起了一种与传统经商不同的贸易。商人们来自荷兰、瑞典、英国和法国等地，他们把商船停泊在广州、厦门、云台山和宁波等口岸，与中国做生意。他们购买茶叶、瓷器和丝绸等商品，装上船，付清账单，再驶出口岸，但到后期也参与走私鸦片、大米等。

　　如果通商干扰到地方政务和政治稳定，就会被终止交易，甚至通商口岸也会被关闭。清廷希望通过贸易提高关税收入，但前提是既定统治秩序不被冲击、不被打破。为此，清廷于1757年关闭厦门、云台山和宁波等口岸，只留下广州作为唯一口岸。广州也曾因其优势较成功地平衡了“贸易增长”与“秩序稳定”。美国历史学家范岱克通过他的《广州贸易》（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4月）呈现了这一奇迹是如何出现的，并称之为“广州体制”。

　　只不过，广州的贸易体系也终因无法克服危机，维系难度与日俱增，于1842年走向消亡。这一年，清廷治下的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从广州到内陆乡村，再到千里之外的游牧经济秩序，都自此被逐步改变。

　　面临挑战

　　文明古国被迫调整姿态

　　1842年以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持续至今；而期间基于这一议题去思考游牧、农耕和商业的，影响较广者包括20世纪的历史学家钱穆与社会学家费孝通。钱穆认为“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安定的，平稳的。”同理，费孝通也说：“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伺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个身子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产生的。”

　　他们都指出游牧和商业是移动性的、扩张性的，历史上两者也都曾经冲击过农耕文明。元朝和清朝等历史时期，游牧民族统治者虽然通过军事，在政治上控制了内陆地区，但还是需要被迫接受农耕文明以实现统治。现代商业的扩张性，才是致命的。

　　也由此，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第一次遭遇巨大的挫折，丧失尊严，不得不调整姿态弯身向英美法等国家学习，包括洋务运动、公派小留学生等举措。

　　众所周知，费正清、列文森等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为此发展了一种观点叫“冲击-反应”，影响深远。按他们的说法，西方是冲击者，中国因受到冲击才被迫作出反应，比如费正清就说，“西方的冲击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向中国“注入了引起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列文森也认为，“鸦片战争后，欧洲的工业主义和商业事业开始成为传统的中国社会的催化剂。”

　　然而，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假定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就是“现代-传统”二元对立关系，具体表现为“落后-先进”、“乡村-城市”、“农业-工商业”等；随着20世纪下半场，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后”主义崛起，他们很快遭到质疑和批判。走出“西方中心主义”遂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思想诉求。

　　“西方中心主义”显然回避了现代文明的阴暗面，比如市场扩张中的野蛮、暴力或环境破坏，经过不断规训才更注重公平和平等；但反之，质疑者或批判者也无法回避商业社会在战争和经济竞争中胜出这一事实。

　　纵观人类历史，思想立场或“主义”的竞争难分输赢——不是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而是论战双方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失败者。战争或经济竞争，孰胜孰败则一目了然。战争是残酷的，纯粹的经济增长也不是未来的方向。现代文明不像被宣称的那样完美，但它何以更可能解放个体、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一个至今都有争议但也不过时的问题。在十八九世纪的古老中国，从草原到乡村，再到沿海口岸，都无法预料这一文明形态可能带来的局面。

　　撰文/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