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将芜 乡土崩溃前的平静

　　描摹19世纪中国的乡村图景，很难几笔带过，也无法一概而论。富庶怡人的村落、焦黑贫瘠的土地、辛勤劳作的乡人、中饱私囊的官吏，都是特定史料为我们呈现的众多面相之一。它们或多或少能映画出某时期某地域的乡村形态，却也需要被置于历史与社会的脉络中，才能进一步判辨其虚实真假，或偏见与否。

　　萧公权于上世纪50年代完成的研究专著《中国乡村》，即在搜阅大量中外文史料的基础上，考证19世纪清王朝的乡村基层统治体系。资料来源除了官方正史，还有地方县志、私人著述，以及西方在华人士的书信、游记。其中不乏对当时中国乡村的景象和活动的生动描写及详细记载，让我们得以再现19世纪的中国乡村一瞥。

　　农民 顺从坚忍

　　“到处都是桑树、水稻、烟草、攀援在竹架上的葫芦；所有农民——男人和女人——都在辛勤劳作，一起用力，脚踩水车灌溉田地。”

　　这番祥和安定、生机勃勃的农作图景，是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柯克（George W. Cooke）在他记录的1857年嘉兴之行中为我们留下的。那时，太平军与清军还在其他很多地方互相牵制交战，而浙江此处忙于精耕细作的繁盛村落显然并未受到太多影响，“今天，我们遇到在从事这项灌溉工作的农民肯定有一万名之多”，柯克把他沿途所看所感都记在了《中国：1857-1858年纪实》里。

　　对动荡的外界全然不知，从来都更在乎过好自己的日子，这好像就是大多数目不识丁的乡村大众给外人留下的印象。1850年便来华并在中国生活了60余年的美国传教士兼教育家丁韪良，在他19世纪末的《花甲忆记》中也提及，“据说几千年前，尧帝在视察途中听到一位老人击壤唱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今天的皇帝如果也作同样视察，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

　　“帝力何有于我哉？”一句沿袭千年的反问，仿佛早已润上世代农民的底色。他们平顺、坚忍，“对政治漠不关心、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不满意”，既不会主动效忠朝廷，也不愿刻意反对它。遇到类似灾害或饥荒的难事，他们更直接的应对也是“忍”。出生于上海，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鲍大可在1948年未刊发的论文《四川地方政府笔记》中也有相应表达：“农民虽然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却忍受着。在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包括物质的和社会的——之间存在着看上去十分稳定的平衡。”

　　这种“看上去”的平衡，实则并不能承受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和人口压力的冲击。历史学家罗尔纲曾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人口压力》一文中估计，18、19世纪中国乡村人均可耕地数量一直在下降，从18世纪中叶的3.86亩，到1812年的2.19亩，再到1833年的1.86亩，“农民手中早已不拥有足够的土地（每人3亩多）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1896年河南《鹿邑县志》里记下“农苦而不勤，播种既毕，旱涝皆听之于天”；安徽《蒙城县志书》则写有“其土地薄卤，田无灌溉之源，家无累世之富”；1908年四川《绵竹县乡土志》中评论，“每人约占田二亩六分零……仅给衣食，若遇冠婚丧祭、水旱偏灾，则负债失业，流离转徙，此民之所以日即于贫。”当土壤的贫瘠导致积粮的短缺，沉沦的经济引发村庄的衰颓，非常时期的地方社会很容易陷入“失控”危机、触发暴力，而这也正是清廷一直以来所极力避免的。辽阔疆土如何确保安全，清帝国政府对乡村的基层控制体系也正缘此建立。

　　乡村 控制无力

　　具体研究19世纪帝国控制的《中国乡村》里，萧公权逐一勾勒了保甲、里甲、粮仓、乡约四大乡村政治体系，分别对应着清王朝在治安、税收、赈灾和思想上渴望建立的秩序。

　　相较于村庄这种自然发展起来的组织，保甲和里甲制度明显都是人为设计的体系。以保甲为例，大体来说，即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以此来设置一套独立的基层组织。保甲的职能在于维系治安、监控预防犯罪，里甲则负债征收赋税和摊派徭役。二者常被混淆，原因在于，初始阶段它们都需要对一定区域内的人丁户口进行编审排查，保甲是为了摸排后有效监管，里甲则为了登记后方便税收。然而，这两种制度在19世纪的推行效果都不甚乐观。

　　担任过云南广通县知县的何绍祺，在1844年上任伊始就写下，“今之保甲，虚贴门牌，隐匿不知，迁徙不问，徒饱胥役，即诩善政。民病盗喜，官乃恬然”；里甲也面临“赋有常经，徭无定额，日久弊升”等诸多难题，一方面全额税款很难收齐，另一方面，则由于税吏和乡绅从中作梗，牟取私利，使得处在更底层的平民乡亲们往往被摊派更多。1897年广西《容县志》中便有记载“时赋耗无定章，任意浮收，凡征银一两者，加收银七八钱，其不及一两者倍之，至二三分之户，则收至二三钱不等，民苦无告。”

　　防止饥荒的地方粮仓体系，也会面临官吏腐败无能以及农民积余匮乏的阻碍。虽然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地区，遇上正直得力的官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挡住艰难时期灾荒的不良影响。但更多情况下，普通农民们并没有富裕的余粮捐出贮藏，也不能一直指望乡绅富民的慷慨解囊，久而久之粮仓制度名存实亡。针对乡人大众、作为通俗教化工具的乡约宣讲体系，也并未如预期发挥功效。

　　无论是顺治帝最初创立颁布的《六谕》，还是康熙帝扩充的《圣谕》十六条，抑或雍正帝撰写的万字《圣谕广记》，其实越到后来越会发现乡约讲习制度推行日益艰难。同治帝在1865年发布的上谕中也不满当时的“人心风俗败坏滋深”，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乡约体系的荒废。而实际上“无知”乡人悲惨凄凉的生活处境，才是他们无心无力接受这些训示影响的根源。

　　正如萧公权在“乡村控制的局限”一节中小结道，“面对贫穷和动荡的上升浪潮，无论什么乡村治安体系、思想控制体系、灾荒救济体系，还是其他控制工具，都无能为力。”

　　冲击 西方影响

　　毕竟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给村庄和村民带来的破坏无法恢复和估计。1849年，浙江某地发生持续水灾，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柏察（Evariste -Régis Huc）在《中华帝国纪行》（1855）中便记载，“一切苦斗徒劳无益后，村民们开始成群结队，背着口袋，流浪他乡，到处乞讨。他们看上去又脏又丑，衣不蔽体；头发直立、粗糙，脸部缩在一起，嘴唇呈青灰色。这些不久前还是爱好和平、勤劳的农民，明显受绝望的驱迫而更容易做出各种暴行。”

　　这种从苦痛和人心中升腾出的绝望，其实是19世纪中叶中国乡村社会逐渐瓦解的内因，再加上后来西方宗教文明以及现代工商业的强势注入，加剧了清王朝的混乱与危机。在到达1900年义和团之乱顶点之前，其实有无数次排外运动，它们要么源自乡绅和儒者最直接的反对，因为正是所谓西方的这些新思想、新观念声称要取代他们曾经坚守多年的传统文化；要么是依托家庭手工业谋生的普通村民，因为外来商品夺走了他们的生计而产生出怨恨心理。

　　鸦片的贸易扩张和吸食成瘾，也好像让乡村完全换了一幅图景。美国医生满乐道（Robert Coltman）在《中国人的现在和未来》（1891）中就报告，“山西省一些村子里，男女老少都在吸食鸦片。走近这类村子，一看到破败的房屋和庙宇，立马就知道整个村子是由烟鬼组成的。山东省，几乎每个村庄都有鸦片烟馆，所有庙会和市场都在出售鸦片烟。”

　　烟鬼和烟馆聚集的乡村，除了烟雾缭绕，就是败家丧身。“街上没人卖菜，仅有的一两间店铺也关着门。房屋的阴影里，几个男女躺着或蹲着——看上去都麻木不仁。他们的脸像皮革一样皱巴巴，眼睛无神，迟钝……即使是女人手中抱着的婴孩，也是皮肤干燥、脸色憔悴。”赤贫和麻木早已让乡村丧失活力，只有相对平静的社会才有可能让百姓安分守己。

　　怡人和谐有可能曾经存在于清王朝的全盛时期，但不得不承认随着时间变迁它逐渐在19世纪消失殆尽。水旱天灾，贪腐人祸，终将落后贫穷乡村那些绝望无助的乡民逼上求变的道路，追随能让他们生活处境变得更好的人。不过，这里所概述的19世纪乡村毕竟只能呈现个别侧影，因为终是一个个不同的村落和一个个不同的人，曾经扎实地生长在此。无法抹去，也无从忘怀。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