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前辈最辉煌的戏，是向死求生的挑战

　　梁冠华有个账本道具，演出结束账本便成记事本，当天演出场次、表演状态，都被记录在上，每演必更，被剧组演员戏称为“变天账”。采访当天，已记录333场；杨立新从1986年参与初版饰演卖耳挖勺老头，到1999年被调换到“秦二爷”至今，已32年；濮存昕回忆起1999年请黄宗江看林兆华版的那场首演，觉得那时表演“常四爷”就像初恋时不懂爱情般生涩，到如今他依然每场都在思考如何更好。

　　他们是《茶馆》“第二代”，尽管观众看到现在的他们在舞台上游刃自在，但这几十年来占据他们心尖的关键词多半是“害怕”，甚至坦言，接这部戏，是场向死求生的挑战。

　　梁冠华饰王利发 1999年版起饰演至今

　　接演王利发，从高兴到只剩害怕

　　于梁冠华而言，自1999年林版《茶馆》首演开始，王利发便一直是集变更与传承、挑战和成全的复杂角色。他此前从未奢望过能有机会出演王利发，最初接到这个角色时既高兴又害怕，到后来高兴越来越少，害怕渐渐成了唯一的关键词。

　　促成这一切的是导演林兆华。当时这部戏几乎集合了人艺所有中青年演员，演员的角色常有调整，而梁冠华一直是林兆华不变的选择。林兆华在《茶馆》导演手记中有着这样的记录——选择梁冠华演王利发，和我对这个人物基调的理解有关，幽默是很重要的一点，梁冠华幽默超群。如果让他模仿于是之，没有问题，但不能那么做，要赋予角色新的东西。

　　首演那年梁冠华36岁，面前是于是之这座高山。老版《茶馆》珠玉在前，于是之版王利发在梁冠华看来已是登峰造极的表演，“如果一个新角色、新戏，两人同时从零创作，那我可能还有信心。可于是之先生已经完成了1000%。”在头三个月的排练期里，梁冠华最大的期待是观众觉得他接上了班。他小心地僭越着经典的边界，接壤着自我对角色的理解。演出后，有些看过老版《茶馆》的观众评价他和于是之的表演各有千秋，林兆华觉得这是一种很高的认可。

　　演第三幕就会想起于是之的提问

　　饰演王利发后梁冠华总会回忆起一个瞬间，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他在卫生间偶然听到于是之和另一位老师的对话，于是之问对方，“你觉得王利发是什么时候决定死的？”梁冠华当时无法理解这个疑问，“哎哟，这个至于吗？都演了这么多场了，还会有这种疑问？”

　　那时于是之身体尚健，距告别演出也还有几年，距梁冠华自己出演王利发时也相隔十多年。然而于是之的这句疑问就像舞台上一个绵延数载的伏笔，直至他接棒成了“新掌柜”才得以浮出水面。老舍先生在原著中，并没有明确地交代促成王利发赴死的原因，他把解读的权利留给了观众，也留给了演员，梁冠华说“现在只要演到第三幕我就会想起当时老先生这句话，我仍在努力地理解老掌柜最后的心理活动。”

　　遗憾没能与于是之聊王利发

　　梁冠华说：“我是剧中三个重要老头（常四爷、秦二爷、王利发）中唯一没有得到上一辈儿真传的。”复排《茶馆》时，蓝天野、郑榕身体都很硬朗，对于角色的继承者杨立新、濮存昕都有角色上的指导，那时于是之已不能下床，梁冠华就靠录像和笔记来学习这个人物。虽然不敢想象超越，但能与之比肩的心总是有，他给角色加了一点水词和小动作，将一个愁苦的掌柜形象用幽默感稀释些许，而于是之与林兆华，共同成为他灵感与勇气的供给。梁冠华回忆于是之课堂上讲解《茶馆》，在技术层面会说到舞台表演时的自我抽离与监督，这些丰富了他的表演技巧，然而角色上的亲近与承袭却一直缺位。梁冠华遗憾没有得到于是之对他这一版表演的评价。“如果以我对他的了解，他首先肯定是鼓励，也一定会提出很多他自己的想法和心得。”

　　遗憾之中也有梁冠华的私心，他始终觉得老版《茶馆》面世时有些细节可能不完全是老舍的创作本意，他在想如果于是之先生健在，他一定会跟他探讨下角色，“到底王利发是愁苦地过60年好，还是很阳光幽默、很善解人意，见人都是说好话地过了60年好。”

　　杨立新饰秦仲义 1999年版起饰演至今，现兼任《茶馆》执行复排艺术指导

　　本想等老观众都不看戏了再演

　　1986年杨立新开始参演《茶馆》时对这个戏并没想太多，但等到90年代初，有个现实问题出现：“到90年代很多演员都已六七十岁，甚至更年长。我们这一代跟着他们工作了一二十年，同时也要面临着他们即将退出舞台。以《茶馆》为代表的一批剧目，像《骆驼祥子》、《蔡文姬》、《雷雨》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院团如果压箱底的宝贝失传，那无疑代表着一个经典时代的逝去，而人艺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当时30多岁的人，要接过前辈们60岁时演的最辉煌的戏，这是场硬仗，也是一个向死求生的挑战。”杨立新说。

　　重排《骆驼祥子》时杨立新就曾半开玩笑地说，“对我们这辈来说这太难了，必死无疑。”在他看来自己这代人没坐过洋车，更没拉过洋车，“我们建立的形象，无非就是从照片上看来的。那时还没有网络，我们只能去看北洋画报，翻资料去查。而且他们（老一代演员们）在舞台上40多年了，而我们全部的生命还不够40年，怎么接？《茶馆》也是一样的问题。”

　　杨立新曾笑着对老一辈《茶馆》人说，“等看过你们戏的人都不看戏了我们再演。”但玩笑归玩笑，当1999年真正在林兆华导演下接棒这部经典时，杨立新依然咬牙顶上。“一开始分配给我的是庞太监，后来就调整我去演秦二爷了。我表演习惯是一旦遇上重新排的戏就绝不看以往的戏，从剧本重新入手。”

　　重新细究老舍剧本人物线索

　　老版《茶馆》中“秦二爷”一角由蓝天野塑造。对于他的表演杨立新说，“可以借鉴，但不能完全借鉴。我得自己来。”而为了彻底摸透“秦二爷”的人物底色，杨立新从老舍的写作意图开始，反复琢磨着剧本中的细节，就连第一幕中，初秋早晨的茶馆，阳光应该从舞台东西南北的哪个方向打来，他都研究得一清二楚。

　　“而且秦二爷是一个政治人物，”杨立新解释说，从他的登场，到后来出门碰上庞太监，再到“实业救国”的抱负，他从句句台词背后暗含的内涵中抽丝剥茧般地分析出了人物背景，以及他在这个戏里所起到的作用。不仅如此，他还从老舍的经历入手，去仔细研究他的写作目的，“这些都弄清楚后，人物的行动线索——干什么来了、碰上了什么、怎样处理的，这些倾向就基本上明白了。如果光看人家怎么演是得不到这些信息的。”

　　能做到相似于初版就不错了

　　杨立新除了担纲“秦二爷”，近几年他被委任接棒新一轮巡演的复排大任。“没什么不一样的，”在提到他手下的《茶馆》与此前版本是否有不同时，一直坚持对经典“全面继承、谨慎创新”的杨立新爽然说道，“我们能够达到，或者说相似于当初的版本就不错了。”

　　这轮60周年的演出《茶馆》只有七天排练时间，也更换了新的演员，提到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戏里，新演员如何“演好”，杨立新说重要的还是多读资料，“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咱先把北京的地图拿来，从让大家建立起‘北京城’的概念开始吧。”

　　濮存昕饰常四爷 1999年版起饰演至今

　　从秦二爷变常四爷，是机会

　　提到1999年的《茶馆》重启，濮存昕坦言，“没有林兆华，也没有人能担当起《茶馆》重排。”1992年第一代“茶馆人”告别演出时，报纸标题写着《人艺旗帜能打多久》，《茶馆》由新一代人艺人接手重排被看作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不是由一两个演员就能挑起来的戏，必须有团队集体水准保障才能演。在濮存昕看来林兆华基本重新修订了《茶馆》，“林兆华有创新冲动，想继承同时他想改。”以前老舍亲自删掉的段落，林兆华捡回来：幕间，不用大傻杨说数来宝来串场，改为叫卖，用卖东西的吆喝声——北京市井民生中特有的一道风景，来体现换场；不关大幕，就当着观众面儿，舞台在演变。（注：此变动仅为林版《茶馆》，现公演的版本已恢复成焦版）

　　在复排近一个月的时候，林兆华根据排练情况重新调整了角色，濮存昕从“秦二爷”变成了“常四爷”。起初濮存昕感到很吃惊，“因为我的形象、性格都和郑榕老师相差太远了，但我知道林兆华不随便，他经过了审慎的考虑。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一次机会，我不是只能演小生，想挑战一下。”

　　郑榕指点“千万别去演耿直”

　　老版中郑榕身型伟岸魁梧、声线沧桑，而濮存昕外形儒雅斯文，声音圆润。虽形象上不符合常四爷惯有“硬汉”的想象，但濮存昕觉得自己有与常四爷命脉相似之处——胡同里长大，当知青时出去卖菜，“文革”时卖小报。“我有过大起大落，能理解常四爷对世道的控诉和对美好的期许，他希望平等，每个人都讲理。我们这年纪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积累。”

　　郑榕对濮存昕很鼓励，他希望濮存昕走自己的路子，别照他的样子演，还把对常四爷理解上的偏差也都告诉了濮存昕，让他千万别像自己一样再走弯路，“他（郑榕）说千万别去演耿直，别去想他代表着劳动人民这样的正面角色。常四爷是来消遣的，是一个悠闲的旗人。但他上来那么一会儿工夫就打了三架。为什么？他是不得已。”

　　除前辈指点外，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表演密码”？濮存昕想到了电影《火烧圆明园》里李岩演的僧格林沁，“当时我觉得瘦瘦的脸，鹰钩鼻子小胡子真像旗人（注：常四爷也是旗人）。那是个王爷，最后把外国人摔到水池子里去了。也是一代名将，带领着千军万马，最后被洋枪洋炮给消灭了。可以说我有时候参照了李岩老师那点劲儿。”

　　依然在思考如何演得更好

　　1999年版《茶馆》首演时濮存昕请了黄宗江去看戏，看完戏没听到一句夸奖的话，仅剩一句：“行，拿起来了。”如今再回忆起19年前的那场演出，濮存昕说“当时我还没到火候，黄宗江老师能说什么？说你也改不了。”

　　但舞台的艺术魅力也在此——会一直改变。濮存昕说第二代“茶馆人”一直在进步，如今他们在排练的时候，也依然在不停思考如何可以演得更好。这一轮复排排练时杨立新跟濮存昕探讨一句台词的说法，“杨立新认为，常四爷对流氓卖孩子要有非常鲜明的态度，不能笑，嘲笑都不行，要厌恶他，冷冷地阴阴地去说，‘刘爷，您可真有个狠劲，给拉拢这路事！’而我之前的表演方式是嘲笑他。我说好，试一下这是两种表演上的选择。艺术是无止境的，都可以探讨的。”

　　人艺的灯在亮，幕在开。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不管有几个人会进来剧院看戏，濮存昕说他都会坚持演下去，“我们潜心做了一辈子戏，就是希望让尽可能多的观众来看。”

　　《茶馆》如何接班？

　　《茶馆》演了700场，曾经的青年演员如今已是人艺舞台的中流砥柱。然而随着这批演员渐渐老去，人艺重又面临着《茶馆》接班人的问题。

　　梁冠华：我确实有青黄不接的担心，《茶馆》于人艺于我的意义已不仅仅只是部作品。这几年年轻演员冒头的屈指可数，而《茶馆》又是大群戏，仅有几个拔尖演员撑不起。观众也在变化，去年演出时后台几乎被吴刚的粉丝“攻陷”，人家吴刚之前舞台上演了多少好角色，都不如演个影视剧受人关注。这个场景很像舞台上第三幕最后，常四爷、秦二爷和王利发坐在空荡的茶馆里。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如今观众的审美大多被影视剧所塑造。且人艺的美学标准也愈发难以影响观众，人艺现在缺少权威，原来是焦菊隐，他的风格贯穿着整个剧院，焦先生去世后还有像于是之这样的先生在传承，随着这些老先生的退休、故去，这种感觉就开始坍塌了。另外新人需要大众、媒体的鼓励，王利发我不知道自己还会演多久，变数是身体状况，有时连演多场后台上会有点儿松，只能靠技术弥补，在我表演盛年时所有的表扬都很含蓄，明明是新版演出，宣传依然以上一代的为主，有时候真的就觉得我们到底在干吗？现在有新演员开始上台，希望也能给他们多点鼓励。

　　杨立新：之前有次座谈我就说以后肯定越来越难演。虽然有点不大中听，但我们现在比不过他们老同志，以后也会越来越难。为什么？因为写这戏时老舍先生在，焦菊隐先生也在。1958年排这个戏的时候，有老一点的同志，他的父亲或者爷爷，都有可能是前清过来的，但现在这个历史背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甚至现在可能跟一些年轻人说历史背景，他都不知道。所以就不好演。难度越来越大。

　　濮存昕：1999年时还没有那么多影视剧拍摄的干扰，挣钱也还没那么疯狂，剧院能组织起最强、最合适的阵容，如今难了。特别是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最高境界就是诗意、诗化，能够演绎出弦外之音，话中有劲儿，但这个东西是教不会的，现在的年轻人去“偷”知识吧，你在剧院里偷还不够，你得四处去看，（人艺）旁边就是美术馆。记得表演在台上的自我要求是气定神闲，不是炫技和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