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隐开“心象”，是之留“戏魂”

　　《茶馆》之所以成为长演不衰的经典，与焦菊隐、于是之等老一辈艺术家的精雕细琢磨戏分不开。《茶馆》的成功，导演焦菊隐有着巨大的贡献，他不但在理论上发展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提出要求演员通过认真阅读剧本和深入现实生活，在心中形成角色形象后，才能创造人物形象的“心象说”。并且在舞台现场表演上，经常能够提出独到精妙的见解，令演员获益匪浅。

　　于是之在《茶馆》中扮演的王利发是中国话剧史上最经典的角色之一，作为焦菊隐“心象说”最大的受益者，于是之对于《茶馆》剧本的熟悉程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翻译家、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告诉记者，于是之自己数过，纯粹舞台上的对话，第一幕有22人说话，字数一共3103字，第二幕有19个人说话，字数5906字，第三幕24个人说话，字数8668字，大傻杨的数来宝是784个字，《茶馆》中对话和数来宝出现的数字是18461个字。童道明坦言，老舍先生自己都不一定知道剧本有多少字，“于是之把每一幕的字都数了一遍，加在了一起。”

　　在《茶馆》告别演出谢幕时，观众现场将写有“戏剧魂”的条幅送给眼含热泪的于是之，他坦陈心声：“感谢观众的宽容！”

　　新京报采访第一代《茶馆》老艺术家蓝天野、郑榕以及梁秉堃、童道明等专家与亲历者，还原经典创排幕后。

　　焦菊隐

　　演戏是欣赏者与创作者的共同创造

　　《茶馆》的导演焦菊隐是二十世纪中国话剧艺术界一位空前的戏剧革新家，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从西方舶来的话剧艺术，注入了中国的魂魄。

　　焦菊隐发现，解放后我们的表演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否定外部形体表演，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强调内心，实际上就是表演情绪。“内心不是自个儿能长出来的，没有外部表现，内部东西怎么出来？”

　　在1952年排演《龙须沟》时，焦菊隐从外文杂志上看到了形体动作表演方法。之后有苏联专家专教形体动作方法，焦菊隐就拿着笔记本，认真地听课、学习。苏联专家来上课的第一天，就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公式，“动作=愿望+目的”。焦菊隐接收到了这个讯息，演戏就是行动。焦菊隐曾经担任过三年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校长，戏曲中，一上场“我要干什么”的愿望就很强，要干的时候就得表演了。焦菊隐把戏曲的运用“升级”，化在了舞台表演上。于是他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发展基础上提出“心象说”，演员要产生心象，才能创造人物形象。心象得从生活中获得素材，是一个内外统一的整体。这要求演员不仅要体验人物的内心活动，同时也要体验相应的外部特征。“仅仅有情绪是不够的，要知道这个人物是什么样子的，他是怎么说话的”，《茶馆》中饰演常四爷的郑榕认为，“心象说”表演理论对演员的帮助很大。

　　《茶馆》建组之后并没有马上排戏，焦菊隐首先布置演员去体验生活，要到生活中去寻觅了解有关老北京的人和事。在当时饰演秦二爷的蓝天野看来，那时候演员体验生活，都希望从生活中找到自己角色的原型，以至于排练前，导演又要求演员们根据这阶段体验生活的收获，做自己角色的生活小品。至今回想起来他与童超合作的那段人物生活小品《鹌鹑斗》依旧精彩至极，可以说《茶馆》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演员们在对自己人物的酝酿过程中揣摩出来的，因此这些体验对于演员一生的表演创作来说都十分的珍贵。

　　郑榕回忆说，《茶馆》中第一幕人物各自上场，大家都是干什么来了？找乐来了，找人来了，谈鸟来了，都有一个目的。“上台就要想我干什么来了？对面是谁？这是什么环境？不能硬去想表演。这个规则，给我引了路。”

　　国家一级编剧，今年已经82岁高龄的梁秉堃，也深深记得焦菊隐的戏剧观——“演戏是欣赏者与创作者的共同创造，这是焦先生在1963年提出来的理念。全世界这么提的他是第一位，”梁秉堃说，“老舍先生了不起，是因为他虽然有结论，但还是要调动欣赏者去思考。焦菊隐先生了不起，是因为他首先提的就是欣赏者——不是我在这儿傻演，你在那里傻看，回去之后便全忘了，不是。后来我跟焦先生谈这事儿，他说他就是冲着观众写的，他回去三思，什么是决定这个戏成败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梁秉堃看来，焦菊隐的伟大，还在于他把话剧这种源于西方的艺术，变成了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这点焦爷是大师。他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当过校长，又在法国讲过话剧，中西合璧他全懂。所以我觉得他排的《茶馆》，也是充分利用的这个条件，等于导演、演员、作者一起使劲。”

　　梁秉堃记得，在排练时，王掌柜在说那句台词“我怎么连窝头都吃不上啊？这是谁的主意，谁的主意？”时，焦菊隐特地让他背冲着观众说，“当时正好排着戏，王掌柜说着就转过脸去了，他意识到之后，就说对不起，我这应该冲观众说。但当时焦先生在底下，他说，不，你就背对观众。”梁秉堃感慨道，“你看，这都是高招。就大家都冲观众说，突然有一个不冲观众说，观众准注意他，反而觉得他重要了。所以我就说，别轻视咱们中国这些艺术，里头藏的东西太多了。也正因为如此，这部戏的寿命才越来越长，观众每次看《茶馆》，感受应该都不一样。”

　　于是之

　　好好演戏，有空看书

　　原本《茶馆》的创作是为了配合宣传第一部宪法以及普选，老舍把它写成了一群小人物的故事，结尾是为了掩护一个革命者，于是之饰演的王利发中弹牺牲，借此来宣传革命。梁秉堃回忆道，在创排初期，《茶馆》的第三幕原本没有“仨老头撒纸钱”这段点睛之笔，“原本第三幕是王掌柜拿着上吊绳上吊，秦二爷一脑门子丧气回家了，常四爷上街上卖菜去了，然后就这么结束了。但是呢，于是之是非常爱动脑筋的演员，他总感觉缺点什么，于是大伙儿都撺掇他说，你去提呀，明天老舍先生就来。后来，于是之果真去提了意见。但他回来之后却跟我们说，坏了！我捅娄子了！我说，怎么啦？他说，老舍先生听了之后就嗯了两声，没有任何表态，我太不知趣了，我就一演员，指挥人家这么大作家。”梁秉堃笑着说，于是之这人有一特点，就是容易后悔。“当时我说，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已经挽回不了了，就等等吧。”结果，三天以后，老舍写出了第三幕现在的结尾。

　　“仨老头撒纸钱”，已然是如今公认的《茶馆》中令人过目难忘的华彩乐章。但当时，在看到老舍更改的剧情之后，于是之觉得还是不太过瘾。“于是之开始跟老舍这么提议的：他们三个人有着不同经历，但是对人生都有自己的看法，让他们分别总结总结人生好不好？这样这个戏结束得更有力量。但老舍拿出来之后，就是现在这一版，于是之当时就傻了，说不是我这个意思呀？可是，他越看越觉得，老舍高明，他让常四爷、秦二爷和王掌柜都提了问题，却引而不发。这才是写戏的方法。他启发人们去思索，而不是简单地下一个结论，高手才会这么写。”

　　在梁秉堃的心目中，可以称之为他的指导老师的人，有两位：一位是曹禺，另外一位就是半师半友的于是之。随着表演越来越精湛，于是之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俨然成为了顶梁柱般的存在，“当时跟他同样有名的好些演员，都去拍电影了，那时候拍一部就几十万，虽然比不上现在，但在当时是很高的。但他就跟我们说，算啦，我就好好演戏，有点空就看书。”

　　“这就是对艺术的坚守，戏比天大。”在童道明看来，如果不是北京人艺有焦菊隐和于是之这样一批老艺术家，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