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 我们怕面对身体，下个十年想画人

　　蒋勋70岁了，他说已经准备好做最后的功课——跟自己的肉身告别。

　　6月7日，上海，阳光正浓。碎砖铺设的圆明园路97号安培洋行佳士得艺术空间即将迎来蒋勋在大陆的首次个展《天地有大美——蒋勋的艺术人生》。大陆很多人知道蒋勋，是读他的《孤独六讲》，听他的《蒋勋细说红楼梦》，或是看他的美学著作，却少有人能见到他的画作、书法。展览开幕前一天，在这栋老洋楼里见到了蒋勋，聊艺术、聊身体，聊他认为比美、比艺术更重要的课题——生命。

　　“别人问我，你接下来还有10年，要做什么？我想要用油画来画人体”，虽然他说已开始做生命的功课，但是创作的激情仍旧旺盛。

　　怕展览

　　好像衣服还没穿好就拉出去给人家看

　　蒋勋很怕展览，他说因为展览要跟别人对话。当被问及第二天展览就要开幕，是否忐忑，蒋勋脱口而出：“很严重”。

　　写诗、画画或是写小说，蒋勋都觉得是生活中随性、自在的东西。他喜爱这种随兴所至，“因为在中国文人的传统里，很多被后世尊为杰作的都是很随意留下的笔记或心事”。他每次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看王羲之的《奉橘帖》都颇有感触：“‘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十二字。王羲之送了三百个橘子给朋友，怕他不识货，就提醒他霜还没有打过。这十二个字就像一则便条，我相信他大概也没想到，有一天这个东西会被裱起来，皇帝都在上面盖章，变成传世的遗作。”

　　蒋勋直言，他害怕的展览是《拿破仑加冕图》这样的展览。因为这幅画里有作假的东西——画中拿破仑的母亲其实并未出现在加冕式上。“它是一个拼装组合，伟大的历史名作是可以作假的。可是‘奉橘三百枚’这么随意，它是一个真性情。”

　　这次展览有不少蒋勋随性的作品：“只因为小小的一梦，就有了你我，和你我以为的繁华”，这是他2010年在八里所写；“此生是种子，来世要飞成漫天的花絮，此生是蛹，来世要化作遍山的蝴蝶”，这是他2014年秋分所写。

　　2010年因心肌梗塞，蒋勋做了支架手术。每天打坐，读《金刚经》，还要依照医嘱，一天走一万步。“走到画室，开始磨墨，写今天是春分或芒种，然后写几句河边看到的东西。当这些被展览出来之后，我会吓一跳，好像衣服还没穿好，就拉出去给人家看，所以能免则免。”

　　当来到安培洋行看到展览空间后，他稍稍安心了。因为这栋洋楼不像一般的画廊，在窗户跟窗户之间就挂着一张蒋勋的作品。“看画的人看看画，也可能看看窗外一棵树在阳光里摇曳，”蒋勋希望这个展览讲更素朴的心事。

　　怕父亲

　　那一横不平你就觉得犯罪了

　　童年的蒋勋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习字。因为父亲出身黄埔军校，非常严格，蒋勋对父亲既尊敬又害怕。“他写字，横平竖直。那一横不平，一竖不直，你就觉得犯罪了。”

　　谈起父亲，蒋勋更多是佩服他的自律：几乎每天5点起床、扫地，一入夜就睡觉。“我害怕同时也敬畏他，他身上有一种非常高的纪律。他可以睡在一个很窄的条凳上不掉下来，我到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也不太知道他的喜跟怒的起伏，他连对自己情绪的克制都很严格。”

　　幸好他有一个“叛逆”的母亲总是鼓励他。母亲是满清贵族后代，是这个没落贵族家庭中的独生女，因此天生有种对“规矩”的叛逆。“母亲喜欢听戏，喜欢小说。我父亲觉得这些都是邪门歪道，他会觉得连看一场电影都是浪费，他就是踏踏实实生活”。

　　从小蒋勋就喜欢母亲，因为母亲放纵他、疼爱他。小学时，蒋勋会在演算数学的簿子上画漫画。当时，他喜爱叶宏甲画的《诸葛四郎》，但因为一个礼拜才出一次，蒋勋等不及就自己开始编故事，自己画。等到中学时，他跑到一个免费教大众写书法、画画的地方，找到萧一苇老师学山水。萧一苇是溥心畬的大弟子，他要求蒋勋做两件事：写小楷字、读《古文观止》。“溥心畬他们的教育认为，绘画的基础在书法，绘画的基础也就是读书”。

　　直到父亲去世，蒋勋才忽然意识到父亲对他的影响。“那个无形中的纪律跟规矩让你不离谱。你在生活里再怎么放纵——（1972年）到巴黎（留学），那个年代追求一种浪漫的青春——我还是觉得我要在那个规矩当中，不会太过”。

　　面对身体

　　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太恐惧、太害怕

　　1983年，蒋勋应邀创办东海大学美术系。正是在东海大学的时候，他开始大量创作人物肖像画。这次展览中，就展出了好几幅上世纪90年代蒋勋用水墨画的肖像作品。“我在东海大学做系主任时，学生在画裸体模特，我就很羡慕。因为我的生命里没有碰到这个东西，”蒋勋说，此前，他一直在画山水、画花，“可是面对人体是恐惧的，我连自己的身体都没有好好认识。”

　　大学教书那些年，蒋勋会邀请几个比较熟的学生到他家中，不用刻意摆姿势，随意坐着就开始画了。画中有来自台湾南部高雄的男孩，那种野野的生命，是蒋勋从未在传统水墨中体会到的。蒋勋当年这批肖像画都是用水墨设色，他想能否突破下水墨对于颜色的限制。“你会发现画里面的颜色都常常附着不上去，因为宣纸不太容易上色。”

　　现在，蒋勋开始用油画来画人体了。“别人问我，你接下来还有10年，要做什么？我想要用油画来画人体，”蒋勋说这是所有中国人都需要做的功课，“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太恐惧、太害怕。我们没有像凡·高那样，面对着镜子画20张自画像，他把自己所有的焦虑都画下来了。现在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的凡·高作品中，每一张自画像都动人。”

　　蒋勋认为，中国文化中很难找到像凡·高这样勇于面对自我身体的艺术家。宋代以后，画中的“人”就走到深山去了。“永远都是小小的，一点点，看不出五官，看不到表情，”蒋勋说，他曾让学生在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里找到画中的七个人，学生都找不到。“像（元末明初的画家）倪瓒，别人问他你画里怎么都不画人？他回答，当代哪里有人？他有一种孤高自赏，”但在西方艺术史中，艺术家在不断地画人，无论是高贵的、卑贱的，富贵的、还是穷苦的人。

　　蒋勋说，不止是对于画家，连艺术收藏界对于“人像”也是“害怕的”。2015年蒋勋在台东办过一次展览，作品中有花、山水，也有人像。最后只有人像作品没有卖掉。“他们（藏家）也不太知道人像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就给自己设定接下来10年，看看能不能做这样的功课——请一个人到我的画室，让我面对他的身体记录他的身体，对我是难度，对他也是难度。”

　　面对生命

　　认真去做生命的功课，不等于是否做好了

　　2014年10月，蒋勋来到位于花东纵谷的池上做起了驻村艺术家。池上以大米出名，来到这个地方，蒋勋第一次觉得作为知识分子的羞赧——他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在池上，他向当地的农民学习，认识了稗与稻，也开始大量创作油画作品。其实，蒋勋很早就开始画油画了，只不过因为他没接受过油画的训练基础，老是失败。可是，他还是想画油画，因为他喜欢色彩。“色彩其实是一种感情。当我看到凡·高的画、高更的画，我好感动，因为它们里面的色彩是跳出来的。20世纪西方的绘画带给了我视网膜上非常大的快乐。”

　　这次展览中就有蒋勋画的池上，他看到纵谷因地壳挤压起伏连绵的山峦，云升雾卷，于是画下了《纵谷之秋》。在《池上日记》中，蒋勋记载了乘坐“第七车厢”的感触，高雄与台北有趟快车，其中第七车厢特别留给老人、身障者、盲人、孕妇等乘客。2014年的一趟旅程，令蒋勋意识到自己有很多生命的功课要做，比艺术更重要的功课，比美更重要的功课。“我觉得认真去做生命的功课，不等于是否做好了。从某一个角度说，凡·高也许是把自己生命的功课做得很糟糕的人，”蒋勋说。

　　亲人的离世，也让蒋勋对于“生命的功课”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还清楚记得告别母亲时，怀抱着母亲的身体，在感到悲伤的同时，他又觉得喜悦。“好圆满，因为她是在我怀里走的，如果她不在我怀里走，我会觉得好遗憾”。

　　蒋勋的母亲在医院，需要插管急救的时候，医生拿出了一张纸，是母亲很早就签好的“不准急救”。“我忽然觉得妈妈真了不起。她知道这个时候，儿子、女儿都为难，所以她早早签下了这样一个东西”。

　　后来，母亲住进了安宁病房，因为糖尿病的原因，失聪失明了。医生告诉蒋勋触觉很重要，蒋勋就抱着母亲，跟她念《金刚经》。“我拥抱这个我最爱的身体，我知道那个拥抱绝对不会是永远的，”蒋勋说，他接下来画人体同样需要面对这个问题，“我的身体要走，他（模特）的身体也要走。我在此时此刻留下了我看到的他的身体。我觉得艺术、美，其实在做一个无可奈何的努力。”

　　快问快答

　　新京报：你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蒋勋：我觉得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好幸福。

　　新京报：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蒋勋：我害怕我对生命不自觉地歧视，我害怕我对生命不自觉地一种贬低。

　　新京报：你最喜欢的味道是什么？

　　蒋勋：我喜欢空气里面的潮湿。我到欧洲才发现台湾那么潮湿，湿度都是到八十几度。欧洲大概都是20度以下。我刚开始没有觉得。有一天你发现皮肤发痒了，鼻子开始觉得不对，才发现其实你在触觉和嗅觉上有来自故乡的记忆。如果巴黎要下雨，打雷、闷，那个潮湿的记忆就出来了，那是我身体里的记忆。

　　新京报：如果你有超能力，希望是什么？

　　蒋勋：我希望没有战争。

　　新京报：你的人生清单中，排第一位的是什么？

　　蒋勋：好难回答。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自己很贪。放不下《金刚经》，放不下《红楼梦》，放不下埃贡·席勒的画，然后可以一直下去，就会发现，你都放不下。所以到最后说，其实修行都还早得很。《金刚经》一直告诉你，要放下，可是你就是放不下。所以，我不晓得。宋朝黄山谷（黄庭坚）写过一个诗贴，他那个时候在修佛，每天打坐。因为修佛就是眼耳鼻舌身都不要有反应，可是他忽然闻到花的香味：“花气熏人欲破禅”。他忽然就完了，“我破功了”。可是他好像也高兴，说就破了吧。

　　我这一个半月，每次在巴黎地铁看到叙利亚的难民，我就忍不住要哭。《金刚经》不是告诉你：“实无众生得灭度”，你每天读那一句，难道不懂，生命就是那样。可是我真的做不到。

　　我每天读一遍《金刚经》，它告诉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可是回到现实世界你就知道了，什么都放不下，所有东西都是牵挂。

　　新京报：如果你可以“复活”一件已经消亡的东西，最想让什么“复活”？

　　蒋勋：我在地上看到一片秋天的枯叶，我希望它能够再回到春天的枝头上去。

　　新京报：你此刻最想在哪里？

　　蒋勋：我希望在我的床上。

　　新京报记者 何建为 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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