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我选择了人生的另一个旋律

　　改革开放40年——1978：让现实告诉未来

　　1978年,我没有选择用声音歌唱的人生，但是人生其实充满着各种旋律让我们投入并热爱。

　　1978年，对中国和中国人来说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但是身处那个年头的人，特别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完全无法预知来自1978年某些主动抑或被动的选择，会决定了后来人生的轨迹。

　　1978年，很幸运地考上重点高中

　　1978年有很多的事情，都在悄悄地影响着我的人生。

　　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邻居家的一位姐姐考上了湖南铁道学院，在1978年初离开天津去上学。这件事成为我父母激励我好好上学的理由。有一天，父亲拿来一本非常旧的英汉词典和一本《古文观止》送给我——真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出来的，因为“文革”期间家里跟封资修有关的书籍都上缴或清理了。

　　当时，我对于读普通大学的兴趣并不高，但是那本旧旧的英汉字典的存在，好像时时在提醒着我。

　　1976-1978年，我读初中。我的初中在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度过的，书没有读多少，但是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没有落下。

　　原本我是在马场道的第四十一中学就读，为了学唱歌，在没有告知父母的情况下，我姐姐大着胆子把我的学籍从比较体面的中学，转到坐落在天津有名的三不管地界的谦德庄中学。

　　之所以要离开马场道的中学到三不管的谦德庄，就是冲着学声乐去的。“文革”中，天津市的初中或者高中毕业生有很大一部分要奔赴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学个一技之长，除了自己的爱好，还多了一种就业的可能，可谓一举两得。当时谦德庄中学的音乐老师是陈廷定先生——一位五十年代从泰国回来的爱国华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的男中音，因为不清不楚的家庭背景，就被丢在了天津三不管的中学当音乐老师。他听了我用青涩的声音唱的一首歌，就欣然接受我做他的学生。他说我“本钱好”，有培养前途。

　　也就是说，1978年上半年，我还在揣着一颗有朝一日做歌唱家的雄心。当时报考音乐学院的条件之一是要高中毕业，所以，我没有像很多同龄人那样选择读中专技校，而是计划着读高中。

　　就在1978年初中最后一个学期即将结束、也就是我中学毕业之际，老师宣布了一个通知，天津市恢复重点高中，读高中需要进行一次考试。记得我被分配到新华中学的考试点考试，没有任何复习准备，也没有紧张与焦虑。这么轻松地经历了人生（后来发现十分重要）的一次考试，考试后也没有多想，认为只要能上高中就行。不过，我的运气非常好，全校只有4名同学考上重点高中，我就是其中之一。

　　收起音乐梦，有了大学梦

　　于是，1978年的秋天，我进入了天津市的海河中学。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父亲很认真地对我说，不要再唱歌了，好好读书，准备考大学。我父亲一辈子喜爱读书、向往斯文，由于幼年失怙早早进入社会谋生，没有机会读大学，而我的兄长们也因为“文革”失去上大学的好时机。我不忍心让父亲失望，就收起了学音乐的梦想，进入了学习的轨道。

　　其实不仅仅是父亲，全家人都在为我准备高考保驾护航。那个时候，自行车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姐姐把她的自行车让给我，自己跑着去单位上班；妈妈每天几顿饭一点儿都不马虎（高考结束后，我就成了一个小胖子）。说实话，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父亲期待的眼神，真怕最后的结果辜负了他。

　　高中的音乐老师知道我有声乐方面的特长，好几次找我去参加市里和区里的文艺活动，都被我拒绝了。坦白地说，喜欢唱歌的人都有瘾，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够将天赋和爱好搁置起来，需要内心的坚持。

　　从1978年秋天开始，我不再接受陈廷定老师正规的声乐训练了，他虽理解但还是有些失望，因为他对我有期许。尽管我没有继续在声乐方面下功夫，但是曾经受过的声音训练和对美声的欣赏，让我受益终生。记得有一次，我带着挪威学生参加活动，唱了一首“索尔维格之歌”。挪威的教授和学生都很吃惊，因为这首歌曲的作曲家格里格是挪威人的英雄，他们没想到一位中国教授竟然可以用美声演唱被誉为“挪威第二国歌”的歌曲。

　　当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帆从1978年扬起的时候，这一年初夏的一次考试也决定了我的命运。后来，我进入重点中学、上了重点大学、读了博士、做了重点大学的教授。我没有选择用声音歌唱的人生，但是人生其实充满着各种旋律让我们投入并热爱。

　　□范丽珠（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