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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教育40年:从现实课堂到网络世界

2018年06月25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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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一家网校的数学老师正在与学生互动。
6月13日,在学而思网校的一间小会议室内,课题组的老师们正在讨论网络直播教学问题。A08-A0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1978年夏,恢复高考第二年,北大医院的一间传达室里,一群学子正在紧张地补课。上课的老师来自北京四中,学生则是四中和周边单位的职工子弟。黑板、桌椅等都是临时借来的。

  这不是一家教育系统内的普通高中,而是一群想要上大学、想靠知识改变命运的人主动汇聚到一起,在民间自教自学,自己“收费”,自我管理。

  大约10年后,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官方文件中,首次为这种教育形式正名——社会力量办学。1993年,国务院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又将它表述为民办教育。

  40年后的夏天,云南小城威信,即将高考的常远(化名)正对着电脑学习。由于出生时重度缺氧造成不可逆转的脑病,他的语言和肢体能力存在严重障碍,无法在公立学校正常就读。一家民办教育机构的网络课程为他打开了接受教育的另一扇窗。

  40年里,民办教育已从线下发展到线上,不断普及,更加便利。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它为更多受众“解锁”了受教育的更多可能。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学校”

  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里,民办教育在中国几乎绝迹。因为“旧教育”是1949年后社会主义浪潮的改造对象。

  1950年2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报告中提出,“坚决地和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改革旧教育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和制度。”

  两年后,教育部发出“关于接办中小学的指示”,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的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管,改为公办。

  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被“文革”耽误了10年的学子们开始备考时,一群北京四中的教职工才自发地行动起来,为孩子们辅导功课。“我教语文的,就给你们家孩子辅导语文;你教数学的,就给我们家孩子辅导数学。”当时的组织者廖锡瑞之子、后来精华学校董事长廖中扬说。

  但这种交换式补课效率很低。为了让更多的教职工子弟受益,四中老教师、学校有名的热心肠廖锡瑞被大家推选出来,组织了一个子弟升学辅导班。

  因为是民间自发组织,补习班没有固定的上课地点。四中教室、北大医院西门传达室,都出现过学子们“打游击”的身影。一周上两个半天的课,囊括文理各个学科。学生少的时候只有六七个,多的时候也就二十个。

  廖中扬回忆,因为都是教职工子弟,“能教课的老师不用给费用,不能教课的就出点饭票。”授课老师的回报多是饭票。也有现金,上一节课拿十几块钱,摊到每个学生头上,不过一两块钱。“我们老爷子没有任何个人收益。”

  辅导班一办就是10年,班上的学生逐渐从北京四中扩展到北大医院等周边单位,“类似于几个单位的互助组,福利”。

  这群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在那年夏天的“游击队”,其实成了民办教育恢复的雏形。回忆往昔,廖中扬感慨,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学校后来的发展。

  “以前是无证经营,想合法都不行”

  但最初10年,四中的子弟升学辅导班始终处于灰色地带。没人说他们违法,也没人承认他们的合法身份。

  廖中扬说,当时虽没有人说闲话,但“总归不敢明目张胆、大张旗鼓”。

  直到1987年7月,原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第一次明确了此类补习班性质和地位:社会力量办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办学的补充。

  至此,“游击队”的心里才有了底。

  规定出台没多久,廖锡瑞就从四中退休了。“当时老爷子岁数大了,跑不动了,我们家住航天桥。”廖中扬回忆,时任四中校长建议,在航天桥附近找个地方继续办补习班,还由廖锡瑞负责。就这样,精华培训学校的第一个培训点在北京海淀的紫竹院南路拉开帷幕。

  学校成立后,面向全社会招生,不再局限于附近单位子弟。同时开始正式收费,每个学生每周32元。

  老师们的工资不低。廖中扬说,“那时候(普通学校的)老师月工资高点的100多,低点的六七十。在我们这儿上半天课给50,大家还是挺满意的。”

  为了招收更多学员,每到周末,还在读大学的廖中扬就出去贴海报。他至今保留着一张当初的海报,四开大的黄纸上,用红黑两色毛笔写着长长的广告词:由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金奖获得者和北京市多届多科高考状元及中考各科成绩位居市区前列者之原任、在职特优教师面授辅导。

  更大的改变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对民办教育的鼓励政策进入了快车道。

  1992年9月,原国家教委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精神,公布了《关于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要特别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以职业技术教育、基础教育、继续教育、社会文化生活教育和助学性质的高等教育为主的各类教育。”

  同年,精华学校终于从海淀区教育局拿到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以前是无证经营”,廖中扬笑称,因为此前对社会力量办学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你想合法都不行。”

  次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又明确提出,国家对民办教育要“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16字方针。

  对此,时任海淀区教育局局长王家骏曾对新京报记者回忆,当时北京市教育部门的领导对放开民办学校有点迟疑,怕对公立学校造成冲击。有人担心,“民办学校办垮了无所谓,办好了,公立学校怎么办?”

  但此后的事实证明,公立学校与民办教育并行不悖。民办教育,尤其是民办非学历教育,更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蓬勃发展。比如1993年俞敏洪创立了新东方学校;1994年尹雄创办了巨人教育;1995年,前身为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勤工俭学中心的昂立教育启动了英语培训业务……

  2006年秋天,新东方更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敲钟,成为中国大陆众多教育机构中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

  此后,博闻网、中网教育、学而思等一批民办教育类企业相继在美国上市,将中国民办教育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机遇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信息化建设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这也为互联网+的民办教育打下基础。

  进入新世纪后,传统的民办非学历教育逐步向线上转移或发展线上业务,比如新东方在线、学而思网校等。与此同时,一批专门从事线上教育的机构也开始崭露头角,比如101网校、北京四中网校等。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7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已达1.44亿,手机在线教育用户1.2亿。报告预计,未来互联网教育用户规模将继续保持5%左右的快速增长率,而在线教育市场将以超过20%的增速发展。

  在“2015国际远程教育发展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丽指出,随着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递减,传统教育体系将难以负荷,可持续、全覆盖的教育和培训将难以为继。而这正是互联网远程教育的发展机遇。

  为身体情况特殊的常远提供网络课程的学而思网校,正是借着这样的契机于2010年正式上线。其代表的互联网+时代民办非学历教育,利用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触感互动等互联网技术,“解锁”了层出不穷的教学新模式。

  学而思网校文科负责人陶晓丽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她教授的语文课上,学生们最喜欢的是两分钟的演讲环节。“以前只有少数学生才有国旗下讲话的机会。但在网课里,我会鼓励每一位学生展现自己。”陶晓丽说。

  一次,在课程讲到元曲《感天动地窦娥冤》时,课后演讲主题是“假如你是窦娥的辩护律师,你会怎么为她洗脱冤屈?”学生们的表现让陶晓丽惊喜。

  有人从证据着手,说张老儿是被毒死的,要看他是从哪里买的毒药。古代没有摄像头,但药店前的土路上留有脚印,药店的伙计、周围的邻居都是证人。还有人从杀人动机上分析,认为窦娥天性温顺,且没有杀人动机。

  孩子们之所以踊跃参与,除了话题本身有趣,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用网校APP录制了演讲视频。视频中,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形象添加会动的小耳朵等动漫元素,还能美颜。孩子们会把这些视频分享到微信朋友圈里,得到更多人的赞赏和反馈。有学生曾经告诉陶晓丽,姑姑、舅舅看了视频都夸他,他更有自信了。

  在英语课堂上,老师朗读后,学生们开始跟读。学而思网校自主研发的“AI老师”,能够利用语音识别技术精准识别学生们的发音是否标准。“AI老师”还会做出评判,并把每个学生的分数反馈给辅导老师。辅导老师会根据反馈情况,有针对性地纠正学生的发音。而传统课堂上,老师很难详察每一位孩子的发音情况。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AI老师”可以随时表扬学生,只需念出这个学生的名字,相应学生的屏幕上就会出现奖状、鲜花、点赞等效果,还会发放可以在网校商城换物的金币。学生作业也由辅导老师和“AI老师”共同批改。“孩子拍照把作业交上来,只要一秒就能拿到批改以后的作业,批改准确率能达到99.5%”,学而思网校AI老师研发部负责人彭守业说。

  为了提升学生们的课堂专注度,在征得家长和学生的同意后,网校“AI老师”借助表情识别技术,通过摄像头捕捉学生们的面部表情和动作变化,分析出他们兴奋、专注、分心、离场等学习状态。在“AI老师”的帮助下,老师能够实时了解到每位学生的上课状态,并调整授课状态和节奏。

  “最主要还是通过课程本身吸引孩子。”学而思网校理科产品总监张杰说。比如在数学课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播放一小段与课程相关的动画片。借助动画片的剧情,自然加深孩子们对加减法知识的掌握。

  “让孩子们都有机会听到优质的课程”

  互联网的特征之一是普惠。互联网时代的民办教育也不例外。

  陈丽曾表示,互联网环境下的课程与教学模式能为学习者提供现代化的课程、无地域限制和歧视的学习机会。正式上线8年,学而思网校已向全国超过800万中小学生提供了在线课程。

  2018年6月初的一个上午,远在云南威信的常远已在网上学习了两个小时。电脑的另一端,绰号“南瓜”的数学老师郭化楠正在北京的一个直播间内讲课。常远是他的超级粉丝。

  常远是在初二时接触到学而思网校的。由于特殊的身体状况,高中后,他就不能去公立学校读书了。5分钟车程的路,他得走上一个小时,而且需要人搀扶;在课堂里,他写字极慢,跟不上老师讲课的进度。

  在家里,每天早上9点多复健完毕,常远都会打开网课直播页面,背景是浅绿的护眼色。页面左侧是课件;右上角,一名女性英语老师正在讲解介词的用法。结合某年高考该知识点的错误率,老师提高了声调,提醒大家加强记忆。右下角的讨论区里,不断滚动着同学们的讨论。

  与普通高中相比,常远可以在家反复观看网络课程视频,“不用再担心写字慢跟不上了”。看直播时,打字流畅的他,还能和别的同学一起在讨论区发言。这种参与感,是吐字困难的他在学校里难以体会的。

  在网络课程的帮助下,常远上大学的梦想或许很快就会实现。今年的高考成绩刚出,成绩上线的他已经想好了志愿——计算机专业。因为计算机专业人机交互更多,对于不能正常说话但能流畅打字的他而言,相对更容易。

  “互联网极大地增强了教育的普惠性,让边远山区的孩子,以及像常远这种情况特殊的学生,都有机会接触以前只有一二线城市学生才能享有的教育资源。”学而思网校总经理陈宁昱说,借助网络,他们可以让全国的孩子都有机会听到优质的课程。

  陶晓丽告诉新京报记者,以前她在线下班授课费用很高,而且能够听到课程的学生数量非常有限。与实体课堂相比,网校课程的费用较低,受众更广,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地区之间、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教育资源。

  陈宁昱说,他们最近还邀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卡尔·威曼来网校讲座。“如果换成线下,想组织一个几万人的讲座是非常困难的,场地就是个大问题,而且基本只有北京的学生才能参加。”但网络,让一切成为可能。

  为这种可能性奠定基础的,是整个国家网络基础设施的进步。陈宁昱说,“以前3G时代用户体验很差。后来从3G升级到4G,以后还会到5G,整个国家网络基础设施的进步,对在线教育是非常大的发展机会。”

  现在,陈宁昱期待着国家能进一步扩大网络覆盖范围。或许在未来,在贫困闭塞的山区里,学生们也能在公立学校的课程之外享受到优质、有趣的网络教育。“我发自内心地觉得在线教育是未来,我们希望能跟更多人一起做这个事儿。”

  改革亲历

  王文源 51岁,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秘书长

  1999年,我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时,接到了全国人大委派给我的关于《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立法专题委托研究。

  自1993年国家开展民办教育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数量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很多实践问题仍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比如民办学校的性质和产权没有法律界定,这让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对学校能否长期办下去、对财产权心存担忧。这也导致了他们在投资办学、扩大规模时有些犹豫。

  一些内部管理问题在当时的法律条文里也没有规定。比如学校收费、教职人员规范、课程设置、如何招生等,包括毕业证书、办学许可证等都没有统一的格式。所以当时急需一个规范性的东西,国家认为必须要通过立法来解决。

  我们这个项目进行了一年多,围绕着民办学校的产权问题、营利或非营利问题和学校的招生、师资、收费等各种具体规范展开调研。

  我记得当时围绕着民办学校举办者能不能获得收益的争论非常激烈。有的观点认为,现实中民办教育满足了国家需要,为了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发展教育事业,应该允许收益。我个人是支持这个观点的。但也有人认为,民办教育就应该做贡献,用教育挣钱是不光彩的。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在少数。还有一个重大的争论在于,如何界定民办学校的基本属性和财产权。是属于办学者的,还是社会、政府的?

  当时这些争论可以说非常的激烈,所以立法草案历经三次审议,仍然没有通过。直到2002年全国人大组织到廊坊大学城进行立法调研后认为,从国情和民办教育实情出发,为利于调动和保护社会力量投资办学的积极性,提出了“允许举办者或出资人取得合理回报”的思路,草案在四审才最终顺利通过。

  这对于长久以来一直忧心的民办教育者而言,无疑是一颗定心丸。而“允许举办者获得合理回报”也调动了社会力量的办学积极性。我认为这是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最核心的东西,是一个亮点。

  可以说,《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给了整个社会一个信心。国家对民办教育的发展是长期鼓励的,有法律保障,也有了很多基本规范。

  改革辞典

  民办教育

  相对于公办教育的教育形式,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

  改革物语

  精华学校招生海报

  2016年,精华学校创始人廖锡瑞按原样重新手写了一份当初的招生海报。唯一不同的是,电话号码已从7位升至8位。

  新京报记者 王婧祎 实习生 丁文婷 北京、云南昭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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