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农妇获刑4年 广东高院改判无罪

　　2018年6月11日，在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拿到判决书时，72岁的曾秀珍把“腰挺得很直”。这份从广东省高院寄出的判决书，第18页写着“宣告被告人（曾秀珍）无罪”。

　　这7个字，曾秀珍等了8年。曾秀珍是惠州市惠阳区维布村村民。因为对村里一地块的转让不满，曾秀珍持续上访举报一年多。2007年11月23日，购地者以15万元的价格作为补偿，换其停止举报。事发两年多后，2010年4月，曾秀珍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捕，并最终获刑4年。

　　曾秀珍的儿子黄仕均说，曾秀珍“敲诈勒索罪”的背后，“政府就是想通过翻旧账，把我母亲控制起来，达到她不能再上访的目的。”包括当年办案者在内的多名知情者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曾秀珍于2010年身陷囹圄，与其就另一块争议地块，多次带头上访有关。一名要求匿名的一审证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在2009年9月中，曾秀珍就这一土地问题进京上访，当地耗费人力物力进行处置后，当地有一领导就说要“管一下曾秀珍”。

　　服刑两年半后，曾秀珍因表现良好提前出狱，并继续申诉。广东省高院再审判决书中，明确曾秀珍的上访“是一种正当的维权行为”，被举报者系主动提出补偿，因此不应通过刑事手段处理。

　　目前，曾秀珍及家人正在准备申请国家赔偿事宜。曾秀珍的儿媳告诉新京报记者，“具体金额并不重要，主要是告诉别人，曾秀珍不是犯罪分子。”

　　15万元的“私了”补偿款

　　维布村隶属惠州市惠阳区秋长街道，距离惠阳城区4公里左右，与深圳龙岗接壤。曾秀珍出生在维布村。近些年，日常照面，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喊曾秀珍一声“曾姨”。维布村一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村里人尊敬曾秀珍，不仅是因为年长，更是因为“曾姨做事能坚持，有号召力”，其称，曾秀珍的涉案，也“多少与这种性格有关”。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惠阳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原本是传统农业区的维布村，开始逐步迎来开发，并在21世纪初达到建设高潮。

　　新京报记者从惠阳区检察院获悉，2006年3月14日，维布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商议将一处名为“旱坑子”的村集体土地，以出租或售卖形式进行开发，涉及地块总面积3200平方米。“旱坑子”地块上，是村民种植的瓜果等作物。

　　开大会这天，曾秀珍正在惠州走亲戚，儿子黄玉灵作为家庭代表出席。在村干部主持下，大会通过了开发旱坑子地块的决议，并随即派人到现场，对村民地上作物进行勘查。曾秀珍家在旱坑子地块共有40棵龙眼和荔枝树。村委会工作人员确认后，当场补偿6200元现金。

　　黄玉灵说，自己收到钱后，母亲曾秀珍明确表示不同意卖地，要求黄玉灵将补偿款退还。当天，黄玉灵找到村干部退钱，但对方没有接受。

　　惠阳检方事后查明，大会第二天，维布村与购地者黄庆明签订协议，将旱坑子地块以每平方米200元的价格转让。此后，黄庆明又以这一价格，将其中2000平方米土地转让给李汉文、何振明、黄华坤、戴应波、李华山五人，用于建房。

　　曾秀珍的儿子黄仕均告诉新京报记者，上述几人都是外来户，在村里没有用于建房的宅基地。其中，何振明时任秋长镇城建办副主任。

　　上述2000平方米土地中，包括曾秀珍家300平方米自留地。从2006年4月开始，由于不同意村里的卖地决议，曾秀珍与部分村民一道，开始向国土部门反映旱坑子地块的违规建设行为。

　　关于曾秀珍等人反映的问题，2007年5月18日，惠州市国土局惠阳分局作出《关于秋长镇（街道）维布村村民反映秋长镇（街道）维布村双棚老黄屋小组卖地的调查报告》。新京报记者获得的上述报告显示，由于未办理任何用地手续，国土部门于2007年4月27日下发《停工通知书》，责令旱坑子地块停止建设。

　　多位维布村村民向新京报记者证实，即便是国土部门下发文件后，旱坑子地块的建设并未停止，到2009年左右，这一地块上陆续建起五栋别墅。

　　新京报记者在维布村看到，五栋外观呈淡黄色的别墅，坐落在旱坑子一带，四周用围墙和铁门，与周边民宅隔开。

　　长期举报下，几名购地者开始寻求与曾秀珍“私了”。从2007年10月底开始，李汉文等人与曾秀珍接触。曾秀珍提出的息访条件是，补偿一块300平方米的土地，或者现金20万元。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收据显示，2007年11月23日，曾秀珍以“个人果树款”名义收款15万元。收据上同时附有李汉文的签名。

　　作为交易条件，曾秀珍此后未再对李汉文等人的违规建设行为举报。新京报记者从秋长街道办获悉，2007年底之后，曾秀珍未再就旱坑子地块问题进行上访。

　　时隔2年被以敲诈勒索定罪

　　在曾秀珍看来，15万元是李汉文给的补偿费。而事发两年多后，这笔钱却成为曾秀珍的敲诈勒索所得，并直接导致其入狱。

　　2010年4月6日，惠阳警方在居住地将曾秀珍带走调查，并于当天办理刑事拘留。《拘留通知书》显示，曾秀珍所涉罪名是“敲诈勒索罪”。4月20日，曾秀珍被执行逮捕。两天后，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分局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4月30日，惠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显示，检方指控曾秀珍多次以“将先人骨灰罐摆到工地”，要挟李汉文等建房者。检方认为，曾秀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手段索取他人数额巨大的财物，触犯刑法，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审中，曾秀珍及其辩护人表示，从未发出上述言论。辩护人称，李汉文等人建房所用土地中，有300平方米是曾秀珍的自留地，15万元是补偿款，不是敲诈勒索所得，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2010年6月10日，惠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一审中，法院认为，曾秀珍非法占有财物的主观故意明显，客观上也取得巨额钱财，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构成敲诈勒索罪。此外，由于曾秀珍归案后拒不认罪，未能退回所得赃款，应予严惩。不过，惠阳区法院同时认定，鉴于案件中，被害人确实存在没有办理相关手续进行建房的事实，曾秀珍在此前提下进行上访，并据此进行敲诈勒索属事出有因，因此可酌情对曾秀珍从轻处罚。

　　惠阳区法院一审判处曾秀珍有期徒刑4年。因不服一审判决，曾秀珍提出上诉。2010年8月12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驳回曾秀珍上诉，维持原判。

　　当年9月7日，曾秀珍从惠阳区看守所转至位于广州从化的广东省女子监狱服刑。这一年，曾秀珍65岁，是整个广东省女子监狱里年龄最长的服刑者之一。因为年龄较大，监狱没有给曾秀珍安排劳动任务。

　　曾秀珍告诉新京报记者，服刑期间，自己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图书室里，自学土地管理法规，以及刑事上诉规定，并用所学写申诉材料。在监狱举办的法律知识考核中，曾秀珍时常名列前茅。

　　2011年8月初，狱中的曾秀珍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请求再审。9月26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其申诉。

　　2012年12月5日，服刑两年半后，因在狱中表现良好，曾秀珍获得减刑，提前出狱。

　　出狱后，曾秀珍以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为由，继续提出申诉。2016年5月2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书，认为曾秀珍一案符合再审情形，由广东省高院进行提审。

　　“一年超过250天在外上访”

　　在曾秀珍的代理律师葛永喜看来，曾秀珍“敲诈勒索罪”一案的案情逻辑并不复杂，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均没有证据表明曾秀珍主动提出赔偿。此外，曾秀珍的举报与上访，本身是行使自身合法权利。

　　不过，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令葛永喜感到不解的是，为何在付款已经超过两年，双方再无交集后，李汉文等人又将曾秀珍告上法庭，“按常理说，不大可能出现时隔两年多以后，受害人才出来报案的情况。”

　　关于李汉文的报案动机，新京报记者曾多次与其联系，除表示“自己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其不再谈论具体案情。

　　曾秀珍的儿子黄仕均说，曾秀珍“敲诈勒索罪”的背后，“政府就是想通过翻旧账，把我母亲控制起来，达到她不能再上访的目的。”

　　包括当年办案者在内的多名知情者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曾秀珍于2010年身陷囹圄，与其就另一块争议地块，多次带头上访有关。一名要求匿名的一审证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在2009年9月中，曾秀珍就这一土地问题进京上访，当地耗费人力物力进行处置后，领导就说要“管一下曾秀珍”。

　　一名维布村的村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所谓“争议地块”，指位于维布村的柑橘园地块，总面积18.74亩。新京报记者从秋长街道办事处确认，2008年1月，秋长街道办与老黄屋村民小组联合召开村民大会，经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秋长街道办以每亩地6000元的标准，将柑橘园地块补偿款打入老黄屋小组集体账户。此后，小组村民从中获得分红。

　　曾秀珍正是老黄屋小组村民，对于秋长街道这一安置方案，她依然不认同。此后，曾秀珍拒绝领取约6000元的卖地分红，并且与另外三分之一不同意补偿方案的村民一道，开始上访之路。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多份信访接待记录显示，从2008年2月至2009年9月，曾秀珍多次前往秋长街道、惠阳区信访部门上访。间隔长则十天，短则五六天，曾秀珍都要去反映情况。

　　秋长街道办一名负责群众信访接待的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曾秀珍是接待窗口常客，时常一坐大半天，偶尔说到情绪激动时，还会在大厅大声嚷嚷。秋长派出所一名副所长则向新京报记者透露，其本人掌握的数据显示，最高峰时，曾秀珍每年有超过250天在外上访，堪称秋长街道之最。其本人负责维布村一带工作，曾秀珍的动向，一向是警方重点关注的。

　　2009年9月起，曾秀珍开始走出惠州，向广州、北京上访。新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国家信访局回复函显示，2009年9月18日，国家信访局接到曾秀珍反映的问题，并将之转送广东省信访局处理。

　　曾秀珍持续不断的上访行为，给街道、村两级组织带来巨大压力。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惠阳警界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在社会综治工作中，曾秀珍的关注等级，与吸毒、有犯罪前科人员等同。由于她在村民中有一定威信，经常组织5人以上的群访，给基层工作带来影响。

　　由于曾秀珍的持续上访，柑橘园地块至今未能进行开发建设。一名惠阳政界人士透露，曾秀珍的情况，被时任惠阳区政法委书记张传友注意到。一名要求匿名的一审证人告诉新京报记者，曾秀珍在2009年9月的北京上访归来后，张传友在一次会议上说要“管一下曾秀珍”。2010年4月，曾秀珍被当地公安以涉嫌敲诈勒索罪逮捕。

　　曾秀珍向新京报记者透露，她被关入惠阳看守所不久，有一次上级领导前来视察，所有被押人员集中到会堂坐着，一名带头的领导进来后，直接点了曾秀珍的名字，让她“站起来”，并且指给其他参与视察人员说，“这就是那个老上访的曾秀珍。”

　　曾秀珍事后从看守所民警处得知，带头的领导是时任惠阳区政法委书记张传友，陪同视察的人，则是惠阳各个街道、乡镇的干部。

　　新京报记者给张传友打电话及发短信求证此事，均未获回应。6月22日，惠阳区信访部门一名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张传友已经退休三年多，也无法联系上本人。

　　时隔8年终获平反

　　2018年3月28日，曾秀珍一案在广东省高院再审开庭。新京报记者获得的再审判决书显示，广东省高院认为，涉案土地被无限期转让，不仅造成曾秀珍等村民的直接损失，还造成其预期利益损失，对于果树补偿款及土地分红款能否弥补这一损失，曾秀珍等人心存疑虑是正常的。加之被转让土地中，有一块是曾秀珍家多年使用的自留地，其对土地存有依恋之情。

　　广东省高院肯定，曾秀珍向有关部门上访、举报，是一种正当的维权行为，其诉求是查处土地转让行为，并未提及转让金、赔偿款是否合理的问题，可见其上访行为目的在于组织土地转让，而非着眼于经济补偿。为阻止曾秀珍继续举报，受让土地的李汉文等人主动提出给予曾秀珍补偿款。此时，曾秀珍已上访、举报一年有余，而有关部门仍未对其举报事项作出处理，在未能取得公权力及时救济的情况下，曾秀珍基于其权利受损的认识，同意接受补偿，其维权方式虽有变通，而目的仍在于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并非借此非法获得利益。

　　此外，广东省高院提出，曾秀珍是年迈的农村妇女，其认知能力有限，即便索赔要求失当，也不能认定其有非法获利意图。由于土地转让造成的预期利益损失难以准确计量，曾秀珍要求的20万元及获得的15万元是否超出其损失范围不能确认，不应通过刑事手段处理。

　　关于曾秀珍是否存在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和要挟行为，广东省高院认为，有关“先人骨灰罐”的言论，并无直接证据能够证实出自曾秀珍之口，故其并未对李汉文等人实行精神强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情形；此外，土地转让直接关乎曾秀珍的权益，其向有关部门举报是必要的、适当的维权手段，不能认定为要挟。

　　2018年6月11日，广东省高院下达再审判决，认定曾秀珍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裁定撤销一审和二审判决，宣告曾秀珍无罪。

　　秋长派出所前述副所长告诉新京报记者，曾秀珍一案的改判，对于司法部门，尤其是基层单位处理信访问题以及相关人员，将提供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代理律师庞琨说，曾秀珍一案得以昭雪，除司法部门有错必纠的决心勇气外，曾秀珍本人申冤多年的决心和坚持也是重要因素。

　　被牢狱改变的“曾姨”

　　从入狱到宣告无罪，曾秀珍持续申诉8年。在曾秀珍服刑期间，其共同生活大半生的老伴因病去世，曾秀珍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曾秀珍的儿媳田青说，婆婆入狱前性格外向，但出狱后却变得沉默。新京报记者从其家人处了解到，回到家中很长时间，曾秀珍依然保持着后背挺直的标准坐姿，甚至有时在说话前，会下意识地举手。

　　前述警界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曾秀珍上访反映的问题，“大概涉及她一亩多地，赔不了多少钱，她要争取的是村集体利益，因此其子在写担保书时，也将担保事项明确为‘从今以后不再为本自然村的土地问题上访’。”

　　曾秀珍的儿子黄仕均告诉新京报记者，母亲被捕后，街道、村里曾有人来传话，说“如果写一个不再上访的担保书，对案情会有帮助”，“只要保证曾秀珍不再去上访，曾秀珍就不用被判刑，更不用去坐牢”。黄仕均说，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两人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写下担保书。不过，事后曾秀珍依然被判刑，是兄弟两人都没有想到的，但由于担心继续“闹”下去，对母亲减刑不利，两人没有再追究这件事。

　　曾秀珍向新京报记者透露，因柑橘园地块进京上访后，街道工作人员曾与其私下接触，提出经济补偿换取“息访”，但其并未答应，“我不是为我一家，是为整个维布村。”

　　新京报记者从当地警方获悉，尽管曾秀珍持续上访，即便是一些警察，都对“曾姨”比较尊重，“一般去广州或北京接人，都会对她好言相劝。”

　　在一些村民口中，曾秀珍更是被称为惠阳版“区伯”，后者多次以个人身份监督政府行为，是著名的民间维权者。

　　曾秀珍对这一称号并不在意。这名身高不到一米五，精瘦的老人，如今最在意的，是自己的名誉。曾秀珍说，尽管自认“做人还好”，但是毕竟两次被裁定为敲诈勒索，一些不明就里的村民，依然将其当作犯罪分子。一些从前经常走动的熟人，在其出狱后也变得疏远，“回来感情也淡了，人家都以为我真的是诈骗犯。”

　　眼下，曾秀珍最大的诉求，是恢复名誉，但具体怎么做，她又没有什么主意。曾秀珍想过拿着无罪判决书，一家一家去“宣讲”，甚至想过多复印几份判决书，在村里张贴，但是又觉得“不切实际”，没有行动。

　　曾秀珍目前正在考虑申请国家赔偿。田青说，家人并不看重具体赔偿数额，主要是想通过这样的行为，告诉更多人，当年定的敲诈勒索罪，确实是“判错了”。

　　新京报记者 王煜 广东惠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