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信对好书的判断与10001个反对声相抗

　　一转眼，一年已过去大半。按照惯例，我们会在每年的年中和年底，推出“年中好书”和“年度好书”的评选。但是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解决一个困惑：对于大部分普通读者而言，半年时间内，真有那么多好书可读吗？或者说，不同的题材分类中，究竟什么样的书才是一本好书？

　　推翻篱墙不让读者望而生畏

　　出版一本书，无论出版社是出于理想，还是出于盈利需求，前者有可能看走眼，后者也有可能成就一本好书，其中往往没有规律可循。六个月的时间，推向图书市场的书籍不可计数，对于必须兼顾生活、学业或工作的读者而言，想读完所有书是不可能也不理智的。更何况，在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的文学读物外，还有一些不那么易读的书籍，来自社会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等专业人士。他们写下的作品，哪怕是薄薄的一本，也足以让人花费大半生去研究和理解。譬如，海德格尔的“诗意”，尼采的“超人”，阿甘本的“神圣”，每个词看起来都很简单，其中却有非常复杂的阐释空间。这些在哲学上带有延异色彩的词语很容易被大众读者误读。如何清晰明确地传递他们的思想，让承载繁复思想的书籍成为一件灵巧适手的工具，这正是文化副刊的使命所在。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需要重新检视一个词语——专业性。

　　无论对图书编辑还是读者来说，专业性都是个棘手的词语。它既是我们所追求的，又是我们所拒绝的。很多时候，它构成阻隔人类交流的坚实壁垒。罗兰·巴特或雅克·德里达的理论都可以对一本优质的小说条分缕析，剖析其中的语言学特质，专业学者可以从简单的小说中提出深刻的问题。这类评述或许很有见地，但对于读者而言，它们没有什么启发性，更谈不上开放。它们甚至会使得读者在面对学院派的解读时产生惊恐，似乎学院意味着层层高墙，安保必须审查他们的身份才能允许他们进入。

　　“我们得承认，有些自诩为读书人的人，实际上搞了许多破坏。他们在公众脑海中把阅读与卖弄炫耀、附庸风雅联系在一起，吓跑了那些可能成为读者的人。还有一些专家编造出一些‘伟大的书’的清单，不断出版。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书单是列给谁看的？当然不是给人类看的。它们倒更像是发送给上帝的期末汇报，好让他老人家看看他的人间子民们是多么具有文化修养。”《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首席书评人约翰·凯里的这番话是一个警醒。而与高度专业化截然相反的，则是浅陋的文本分析和作文式的点评，描述一本书讲了什么故事，或者以优雅精致的美文盛赞一位写作者的文笔。如果在其中夹杂些“干货”的话，整篇文章可谓是有理有据，而以此标准判断的好书，也变成了一个装混合坚果的零食袋。

　　拥抱不确定与流行保持距离

　　干货，这个词在今天变得莫名可怕。它意味着理解的退化。读者要求以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获取准确的信息，把所有内容都变成新闻播报，而后者不会在世界上停驻太久。当每个人都知道作家的背景故事后，留给干货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去寻找更新鲜的、不为人知的故事，要么就放弃这条路，重新回归到对人类和灵魂的理解中去。而这个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发现，由于理解能力的退化，我们已经没有能力接受明确信息之外的文字，我们已经丧失了阅读的耐性——这才是这个加速时代最大的阅读危机，不来自于媒介，也不来自于夸大其词的媒体造势，而是理解力的狭隘和判断能力的退化。

　　如果说，我们并不欢迎过度的专业性，不欢迎那些锁在高塔里的图书，在选择、评论图书的过程中保持向读者开放的姿态的话，那么在理解力这一点上，我们依然要选择抵抗，选择与时代的阅读趋向保持距离。所以这次年中书选，我们选入了马丁·瓦尔泽的《批评家之死》，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经济学家孙冶方的文集。这些书并不好读，然而将这些纯粹而艰涩的读物推向读者，为读者与理解力之间铺设一道桥梁，正是文化副刊的职责所在。

　　大众的阅读兴趣绝对不是阅读退化的借口。如今，太多书喜欢讲述一个完整而动人的故事——假如阅读的目的仅在于此，去读一个故事，获取某个观点，知道一种思想，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而不是看一场电影或听一场讲座？后者只需要两三个小时，而阅读一本书起码要花上两三天。

　　书之所以能吸引我们，在于它带给我们的不明确性。无法读懂的小说，艰涩的观点，非常规的异见，让读者被迫去思考——而非接受一本书。如何回归对灵魂和世界的理解。这听上去虚无缥缈，没有任何迹象证明它的完成，也没有任何路标告诉我们今天的工作已经到了何种地步。这个路途，我们已经走了上千年。正如彼得·沃森在《思想史》中梳理的那样，从古典主义、文艺复兴、浪漫与启蒙时代，再到我们所谓的现代和不知从何说起的后现代，人们使用的语言、所持的观点、所写的作品一直在变，唯独思想这项永恒的目标，不曾更易。书是唯一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的载体。因此选择好书要十分谨慎，同时又要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力，有信心去和一万零一个反对的声音对抗。理解力的退化和瓦解，有时候正来自于现实世界，它起源于我们对过分专业书籍的恐惧，以及对人文精神的不信任。

　　理解我们栖身其中的世界

　　我们都知道，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已被取消，随后，美国的普利策奖得主也爆发了性侵丑闻，而在这之前，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克里斯蒂娃也被指控曾经担任克格勃特工，执行监视和举报工作。他们与自己写下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反差下，人们对书籍不再信任，那个曾经象征着良知、道德、人类最高精神的阵地面临危机。

　　在今天，面对“好书”，我们不得不面对“道德”这个问题。如今，道德、善、正义这些词已经和“好”紧紧捆绑在一起。究竟该如何面对道德与内容之间的矛盾？恶棍写出的东西是否永远都算不上好书？是否应该拿出接受美学那套理论，作者只是作者，而作品仅属于作品本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如果脱离了作者林奕含本人的经历，那么这本书的文学性是否可行？从文学角度来审视，它是否是一本好书？作者是不是必须是道德理想的代言人？这是我们寻找好书的目的吗？

　　这么说并不是替作者的种种行为辩护，而是想说，对于作者与作品的联系、矛盾，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标准。什么样的作品足以打动我们，让我们宽容，什么样的作者让我们心生厌恶，从而否定他的作品——读者应有自己的底线。这个不明确的底线通过长期阅读和思考凝化而成。这也是区分成熟读者与稚嫩读者的界线。我们阅读，不是为了给某个人物拟定脸谱，也不是为了摄取轮廓清晰的知识，记住某段历史，或者听一个让人潸然泪下的好故事。阅读的目的，是为了能拥抱不确定性，从而更好地理解世界——外部的世界，以及我们每天栖居其中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理解无法赞同的观点，理解自身做出的某些不可解释的行为，理解人类文明在五千年中的轨迹。

　　因此，好书不在于故事多么好读，讲述哲学或艺术的方法有多么精彩，多么通俗易懂，而在于它能将我们的理解力扩展到何种地步。我们并不愿将每次的书选当做一次媒体推荐，为每一本书撰写溢美之词而后推向市场。我们期待的是另一种情况，如果读者能在我们日常推荐的书籍中，从书评文章中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阅读它们，并且发现它们更新了他对世界的理解与认知。那么，就足以令人欣慰。

　　撰文/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