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34岁的周玉梅至今记得上小学时的一个春节。

　　快过年了，她所在的安徽六安金寨县花石乡里特别喜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但周玉梅家根本没钱过年。父母连她和弟弟的学费还没凑齐，更别说买年货了。

　　直到腊月二十七，学校老师给了周玉梅一张400元的汇款单，说有人资助她上学。父亲用400元中的一部分给他们姐弟交了学费，一部分买了腊肉香肠。

　　周玉梅说，那是她过得最好的一个春节。

　　周玉梅的汇款单来自希望工程，一项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称“青基会”)发起并实施的民间公益事业，旨在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并改善贫困地区的教学状况。而周玉梅出生、长大的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正是1990年5月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建成的地方。

　　金寨县城，至今保留着一家希望公益服务中心，不仅将善款直接捐给贫困儿童，还会整合社会上的慈善组织，提供捐助方、受助方的资源共享平台。周玉梅是服务中心的秘书长。

　　青基会官方网站显示，从1990年10月发起实施开始，至2017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40.4亿元，资助困难学生574.8万名，援建希望小学19814所。

　　只有1/3的孩子能读完小学

　　金寨县希望小学是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希望工程启动前，这所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学校还叫做金寨县南溪小学，因为它建在南溪镇。

　　当时，南溪小学设在镇上的彭氏祠堂里，青砖黑瓦，纸糊的窗户，教室的一侧没有墙。“冬天，孩子们冷得伸不出手。碰上阴天下雨，到处都是水。”1988年起，便在南溪小学教数学的杨先铭回忆。

　　教学设备也很简陋。教室里没有课桌椅，只有一块木头黑板，几支粉笔。孩子们来上课时要自带板凳；下了课，还要帮老师收集粉笔灰，然后用水调匀灌到竹筒里，晒干继续用。杨先铭说，那时的教室里不通电，光线很差，坐在后排的学生连黑板上的字都看不清。

　　“但是有固定的教室和老师，有学生就很不错了。”杨先铭告诉新京报记者，很多孩子家里穷，连这样的学校都上不起。

　　1984年出生在金寨县花石乡的周玉梅，小时候险些失学。她家里5口人，父母以种地为生，养活两个孩子和年迈的奶奶。刚上小学时，周玉梅交不起书本费，就用别人的旧书。但每学期一百多块的学费对她来说，仍是一笔很大的负担。一天半夜，她听见父母为了两个孩子学费的事情争吵，父亲哭了。

　　“我身边不少女孩子，小学没念完就跟着家人外出打工。”周玉梅说，自己也动过这样的念头。

　　在当时的中国，像周玉梅一样的孩子很多，与南溪小学情况相似的乡村小学比比皆是。1990年7月，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指出，“贫困”和“教育经费不足”是造成上述情况的重要原因。

　　徐永光说，在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地区，孩子的学习费用让许多家庭不堪重负，“吃饭和读书，二者不可兼得”。而在教育经费方面，1988年，国家行政教育拨款加上其他渠道筹资共计423亿元，人均不足40元，列世界倒数第二位。

　　尽管改革开放已有10年，中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7.1%。但学生流失的速度同样惊人。徐永光说，在全国2.2亿在校生中，“只有1/3能读完小学，继续读完初中的又只占1/3，再读高中的不足30%。”其中，小学生的流失呈上升趋势。

　　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

　　1990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扫盲年”。就着这个机会，青基会于前一年的10月30日向国内外宣布，通过社会集资，建立中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基金，长期资助那些品学兼优却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的孩子。

　　“这些孩子是贫困地区的明天和希望，也是中华民族的明天和希望。所以，我们把这项工作命名为‘希望工程’。”徐永光曾说。

　　蓝色的心形海浪上一轮红色的太阳，配上邓小平题写的“希望工程”四个大字，共同组成了希望工程的标志。意为“托起明天的太阳”。

　　作为接受希望工程资助的学生，1990年，周玉梅收到了第一笔捐款，30元。“我记得那天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有人来帮助我上学，然后给了我一张汇款单。”周玉梅说，钱虽然不多，但能应付一部分学费。

　　还有那年临近春节时收到的400元汇款。两天后，父亲便带着周玉梅和弟弟到附近的古碑镇取了出来，厚厚的一沓，有五块的、十块的，也有50元、100元的大票。那是她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简直就是一笔巨款”。

　　“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不知道什么是希望工程，只知道有一些人拿钱让我上学。”周玉梅记得这些人身上有一个统一的标志——蓝色的大海托着红色的太阳。

　　救助贫困学生的同时，希望工程还会帮助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在有条件的贫困县，通过地方政府的努力和青基会及其他捐赠者的援助，对选定的乡村小学进行改建或扩建，并命名为“希望小学”。

　　1990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克强到金寨进行了实地考察，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之所以选择金寨，是因为金寨不仅是国家重点扶贫县，而且是革命老区，涌现过59名将军，战争年代曾有10万儿女为国捐躯。

　　“最后把学校选在南溪镇，是因为南溪的地理位置不错，”时任金寨县副县长曹承芳说。而设立希望小学的条件之一就包括交通便利，方便周边的孩子过来读书。

　　在共青团安徽省金寨县委于1990年4月10日填写的“希望小学立项审批表”上，“申请资助金额及其用途”一栏写着“申请资助7万元，用于改善教学条件，购置教学设备”。

　　1990年3月动工后历时两月，当年5月19日的落成典礼上，南溪小学已是焕然一新。徐向前元帅亲自为新校题写了校名“金寨县希望小学”。

　　“新校舍有两栋连成L形的教学楼，有42间用房，共15个教学班。”南溪中心小学（现金寨县希望小学南校区）校长孙用奇说，每间教室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墙上贴着《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和《小学生守则》，教室的角落还开辟了图书角。

　　如今34岁的余水，亲历了从南溪小学到金寨县希望小学的转变。他至今记得第一次走进新校舍的感觉：我在楼道里来回来去跑，发现竟然没有扬起漫天的灰尘。

　　更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

　　从启动的那一天起，希望工程就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徐永光曾经表示，工程实施的8个多月里，青基会收到国内外个人和团体来信2000余封，接待来访数百人。截至1990年6月26日，青基会就收到捐款3988笔，金额超过200万元。而青基会根据概率计算，为希望工程捐款的个人已超过100万人。

　　余水记得，自己上小学时，全国范围内的“手拉手、心连心”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金寨县希望小学也加入进来。活动为城市和乡村的小朋友提供相识的平台，互帮互助。

　　余水与江苏的一个小朋友结了对。他们互相写信，互寄书本、文具等。最吸引余水的，是小朋友寄来的各种零食，火腿肠、肉松糖豆……平日里，这些食品只有城市里的孩子才能吃到。余水兴奋了好几个月，“我的妈呀，从来都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

　　那之后，余水把“到城市里吃好吃的”当成了奋斗目标。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安徽中医药大学。之后他回到金寨，成为当地卫生所的一名医生。

　　这并非个例。

　　1973年，出生在金寨县汤汇镇茅畈村的张宗友，读到高二时濒临辍学。但他学习成绩突出，从初中起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张宗友破例成为“希望工程”的资助对象，顺利念完高中。

　　1992年，张宗友从金寨一中考入安徽省阜阳师范学院，成为受助生中的第一位大学生。4年后，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成为受助生中的第一位研究生。

　　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女孩苏明娟，则因为一张宣传希望工程的照片“我要上学”为人们熟知。照片中，她手握铅笔，眼睛里闪耀着对知识的渴望。

　　2003年，“大眼睛”苏明娟考入安徽大学金融管理系；2007年，还成为北京奥运会安徽赛会志愿者招募形象大使。如今，苏明娟已成为银行白领，2017年12月15日还当选为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

　　“或许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捐助，也与外界有更多接触，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比村校的孩子更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在金寨县希望小学任教十五年的张太宏说。

　　2015年，金寨县希望小学的彭小雪作为金寨县的学生代表之一，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第七届少代会。彭小雪说，她在北京见到了真正的飞机，还进去参观了。她回来后，在没有机场、没通航班的金寨，很多孩子都把“坐飞机”当成了自己的目标。

　　“1990年以来，金寨儿童至少有60%都受过希望工程的资助。近两年，爱心助学的总价值都在1000万以上，每年收到资助的学生不少于2000人。”周玉梅说，现在想想，当初如果没有希望工程，她的命运或将完全不同。

　　以前让孩子有学上，现在让孩子上好学

　　2018年6月6日，早上6点半，余海源和余承澄就起床了。他们的生活很规律，洗漱完，吃过早餐，父亲余水会骑着小电动车把他们送到金寨县希望小学。

　　穿过学校大门，宽敞平整的操场上整齐地铺着青砖，乒乓球台、篮球架一应俱全。正前方是一座5层小楼，楼体粉刷一新，楼里不时传出琅琅的读书声。

　　这座小楼名叫爱心楼，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可容纳1200名学生。2004年，在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中心小学退休教师周火生的倡导下，昆山一家企业和周火生共同募资，再加上南溪镇政府和金寨县政府的支持，爱心楼方才建成。

　　从外观上看，这所希望小学和城里的学校没什么两样。但教学楼左侧有一方大海托着太阳的雕塑，右侧有一块近一米高的石头，上面写着“感恩”二字，被称为“感恩石”。

　　上午8:30，三年级的余承澄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第一节是数学课。老师一边带着孩子们进行期末复习，一边问道“什么是钝角？”

　　“大于90度小于180度的角叫钝角。”同学们一起回答，余承澄认真地在课本上记了一笔。

　　教室里安装了可移动的四格黑板，中间两格拉开，就变成了能放映幻灯片的多媒体白板。有时，老师会在白板上放映带有动画效果的投影，孩子们也能动手在上面勾勾画画。

　　讲台一侧的图书角里塞满了各种书籍，从谜语大全、童话故事到简易版的四大名著，都是适合小学生的读物。课间时，孩子们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籍，进行课外阅读。

　　中午，余承澄和同学们排队到食堂领盒饭。饭菜装在统一的不锈钢饭盒里，三菜一汤。

　　“原来有人到学校参观时很感慨，说简直不敢相信，在山峦叠翠中，竟然隐藏着这么一所现代化的小学。”金寨县希望小学的现任校长江淮说，以前，希望工程是让农村的贫困儿童有学上；现在，项目关注更多的是如何让孩子上好学。

　　“我们学校还开设了科学实验课、电脑课，还开设了很多兴趣小组。有葫芦丝、木吉他、书法、绘画、手工，想培养孩子的特长。”江淮说，他们要从教育资源、教学质量等方面，尽量缩小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的差距。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官方网站显示，截至2017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40.4亿元，资助困难学生574.8万名，援建希望小学19814所。此外，还建设了希望工程音乐教室、体育教室、美术教室等，开展远程支教、科学文体、夏令营等活动，积极进行教育扶贫，促进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全面发展。

　　改革亲历

　　解海龙 67岁，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

　　1989年10月30日，由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的“希望工程”正式启动。

　　彼时，40岁的解海龙刚确定了他此后想要拍摄的方向——用相机记录中国乡村基础教育现状。但他还不知道希望工程。

　　1991年3月5日，解海龙在王府井邂逅了希望工程。街头宣传希望工程的大标语，让解海龙激动。“你们这哪儿搞的啊？”

　　“我们是团中央刚成立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我找到组织了，团中央在哪儿？”

　　“正义路。”

　　他一路跑到团中央办公楼，等不及电梯，一口气跑上10层，进了一间办公室。“我是文化馆的，现在正在拍摄一个题：乡村基础教育现状。”

　　在解海龙表明他拍照有相机，经费自己承担后，22岁的工作人员走出门。没过一会儿，一个处级领导来了，然后来了一个厅级干部——希望工程创始人、时任青基会副理事长和秘书长的徐永光。

　　和解海龙聊完，徐永光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觉得你是真心真意要干这事儿，这样，我们签个合同。”

　　解海龙把合同简单概括为，他拍照片给中国青基会使用，不需要稿费等，青基会拨付5000元给他专款专用，让他买好胶卷拍摄。

　　这笔钱解海龙拿到手就跑回单位交给领导，领导特别交代财务，“快快快，给解海龙弄一个账户，只有他能花，用来买胶卷和洗照片用。”

　　解海龙说，至此，他成为了希望工程的第一个志愿者。

　　一年间，他去了12个省份，拍回的照片全交给青基会。40张被选中。

　　1992年4月中旬，中国青基会启动百万爱心大行动，开始使用解海龙拍摄的照片对外宣传。安徽金寨县的“大眼睛”苏明娟一夜成名。

　　同年10月，“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摄影大展”在民族宫举办，“每天来上万人，往地上扔钱捐款，兜里有两块十块的就扔到感人的照片下，40张照片，每张下都有钱。”他说，有个战士看完展览，把仅剩的5元捐了，然后走回西山北京军区。

　　“每当我看大眼睛照片时都要拷问自己，我做得对不对。”2014年12月，时隔25年，解海龙坦言，从成为希望工程志愿者那天开始，做公益已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早已不是最初那个为了得奖的摄影爱好者。 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

　　改革辞典

　　两免一补

　　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就学实施的一项资助政策。主要内容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这项政策从2001年开始实施，其中中央财政负责提供免费教科书，地方财政负责免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新京报报记者 王翀鹏程 安徽六安报道

　　A10-A11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