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之舞》 揭开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双重面纱(2)

　　（上接B02版）

　　莫斯科的复兴：本土文化的寻根之旅

　　中世纪俄罗斯的核心城市是莫斯科。当蒙古人摧毁了基辅公国时，只有莫斯科大公通过与可汗的合作，将大量财富和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14世纪克里姆林宫的落成，标志着这个城市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中心。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莫斯科接过西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衣钵，自视为东正教唯一的中心。在伊凡雷帝的主持下，圣瓦西里大教堂的建成象征着东正教传统的胜利。

　　然而，醉心于欧化之路的彼得大帝讨厌莫斯科。在他看来，这个城市是腐朽、顽固的旧派贵族的集结地。随着彼得堡的建立，莫斯科的财富和人口总量迅速缩水。俄法战争之后，对俄罗斯本土文化的寻根预示着这个城市的复兴。欧式风格与自身特色相结合的建筑在这个城市大量出现。来自东方的风俗、色彩和图案屡见不鲜。西化主义者认为彼得堡才是俄罗斯人的模范标杆，而追寻俄罗斯本土文化之根的斯拉夫主义者将彼得堡视为一个与俄罗斯格格不入的异邦城市，认为莫斯科才是俄罗斯传统生活方式的中心。这里没有被西欧社会奉为圭臬的宫廷礼仪，有的只是声色犬马的享乐生活。这一时期的文学和艺术也倾向于将俄罗斯的本土文化从欧洲阴影下解放出来。如同艺术家斯塔索夫声称的，如果一味模仿西方，俄罗斯人只能成为二等民族；通过自己的本土传统，俄罗斯人能够创造出与欧洲相抗衡的民族艺术。

　　这一时期的莫斯科，开始成为巨大的商业中心。铁路对莫斯科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然而，随着财富的增长，一批富商大贾在莫斯科聚集。他们拓展家族生意，形成了庞大的企业集团。然而，他们却不被知识精英所接纳。在美国与西欧，金钱与利益至上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然而俄罗斯人尚未沾染布尔乔亚式资产阶级对金钱的崇拜。在知识精英的话语霸权下，富人阶层为了洗清财富带来的原罪感，斥巨资在慈善事业上。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在莫斯科建都，使这个城市彻底跃居彼得堡之上，成为苏联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马列维奇等无产阶级左翼艺术家为这个城市设计了大量蕴含革命理想诉求的建筑工程。斯大林执政时期，莫斯科被塑造成为一座新的帝国之城。然而二战时期，当希特勒率领的纳粹军团在莫斯科被迫后退，这个城市再一次成为俄罗斯人屹立不倒的精神“家园”。用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话说，莫斯科就是午夜居民和睡梦者所珍惜的家乡。

　　亚洲内陆地区的他者想象

　　在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认同建构过程中，也有来自草原帝国与亚洲内陆的他者想象。为了使自身被认为是一个西方国家，俄罗斯需要在亚洲与其他东方国家之间建立一条清晰的文化分界线。俄罗斯人将自身的民族史诗表述为北方森林中的农业文明与亚洲草原马背上的文明之间斗争的故事，暗含统摄欧亚两种大陆文明的努力。13至14世纪，蒙古帝国的崛起对俄罗斯民间文化构成了深入骨髓的影响。俄罗斯农民的信仰融合了蒙古部落的萨满教崇拜和伊斯兰教的印记。俄罗斯的民族服装也具有颇多亚洲元素。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伯利亚的经济开始衰退，迫使俄罗斯加强了面向亚洲内陆地区的殖民活动。在传统意义上的殖民活动中，殖民者并不需要定居在自己的殖民地，就能带走那里的财富。然而，俄罗斯帝国的广袤疆土使得俄罗斯人不可避免地在殖民地安家。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殖民者本身也被亚洲化。这一时期，高加索地区在俄罗斯人的想象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沙皇军队与穆斯林部落奋战，力图控制这片亚洲内陆。而俄国的艺术家和文学家则将这片融合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神秘土地浪漫化。普希金将高加索地区所造成“俄国的阿尔卑斯山”——一个适合从都市生活的喧嚣中退隐而出的修行圣地。不少俄国贵族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朝圣，寻求异域情调。因此，俄国知识阶层对中亚草原的军事征服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帝国主义式的傲慢和优越感，另一种则认为俄国文化的根基在欧亚大陆的草原。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国的命运并非取决于欧洲，而是亚洲。然而，他所主张的俄国向亚洲靠拢，并非是让俄国被同化为亚洲国家，而是在亚洲寻找到自身欧洲身份的源头活水和新力量。

　　在俄罗斯向欧亚大陆寻求文化认同的过程中，西方世界对俄国在基督教信仰上的背叛愤恨不已。英法等国与奥斯曼帝国联手，对抗俄国。与西欧国家的矛盾加剧，使俄国人对西方价值观产生了怨恨和蔑视。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苏维埃政权的精英将重心更多投放在亚洲。在他们看来，亚洲代表着共产主义革命的新方向。

　　娜塔莎是谁？

　　苏维埃政权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伴随着各种派系争斗的暗流。斯大林时期，受到压迫的持不同政见者相继逃离俄国本土，在欧洲其他国家定居下来。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临时的流亡者，有朝一日将会重返俄罗斯。如流亡的犹太人一般，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保存和复兴俄罗斯的生活与文化传统。在相对孤立、封闭的生存环境中，这些侨民团结在俄罗斯文化的符号周围，将其作为他们民族文化认同的焦点。文学写作成为他们在异国他乡维系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的主要方式。尽管他们知道回到大恐怖时期的苏联，等待他们的将是无尽的奴役般的生活，但是乡愁压倒了生存本能，高尔基、普罗科菲耶夫等人先后回国。他们密切关注克里姆林宫内的斗争形势，利用派系间的夹缝，小心翼翼地生活，努力避免清洗的厄运。

　　斯大林的去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赫鲁晓夫的“解冻”和“清算”，使以斯特拉文斯基夫妇为代表的大批侨民返回故土。尽管他们在异国他乡生活数十年，但自从踏上俄国大地的那一刻，他们轻而易举地操起以前说话的方式，重拾已经被荒废数十年的语言。尽管他们大都谙熟西方世界的规范和制度，然而俄罗斯乡土大地的文化与艺术品味却深深植根在他们的身心深处。“回家”的旅程激活了他们身体里流淌着的俄罗斯文化的血液。他们终于回到俄罗斯“母亲”的怀抱。

　　因此，不难明白作者奥兰多·费吉斯为何将此书命名为《娜塔莎之舞》。娜塔莎，这位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受过法籍家庭女教师教育的贵族小姐，伴着吉他奏出的民间音乐，毫不费力地在农民“大叔”的家里翩翩起舞，预示着上层阶级的欧洲文化与农民的俄罗斯本土文化的相遇。在作者看来，“娜塔莎”一代的俄罗斯贵族用于突破他们自身阶层的外国传统，转而寻求建基于俄罗斯本土的民族文化认同，并从中发掘出民族自信与民族强大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的前世今生，造就了俄罗斯那既有别于欧罗巴贵族，又有别于穆斯林部落的异域文化。

　　此书出版后，引起公众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学院派的褒贬不一。褒奖者对该书展示出的宏观视野与融贯论述赞叹不已。而批评者认为，该书不仅在史实描述、材料运用等方面存在颇多有待商榷之处，这种大而化之的“大历史”写作方式太过轻率武断。然而，费吉斯似乎并不在意来自专业史学家的各种质疑。他把他的著述及相关文献资料全部放在个人网站上，一副“嬉笑怒骂皆由人”的率性态度。尽管是一部面向公众的文化史著作，但是支撑全书宏观论点的分析并非是社会科学式的对比与证明，而是对一个个具体人物其生平经历的情境描述和“移情”式理解。对私人文献材料解读的遗漏与错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立论的准确性乃至立论的方向。新世纪以来，碎片化的专业历史学研究开始回归叙事风格。然而作为一个出生在“西方世界”的英国史学家，超越自身的“局外人”视角，进入俄罗斯文化的最深处，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不过，从书籍的传播与接受层面，一部颇受争议的作品，远远好过那些无人问津的粗滥之作。抛开那些文献解读的琐细枝节，欧亚大陆之间的军事征服与文化殖民对形塑俄罗斯民族文化起到的深远影响，是令无数史家痴迷其中的文化史领域的重要议题。就此而言，此书是理解俄罗斯文化特点及形成原因的一部精彩之作。

　　□胡悦晗（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