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诺夫皇朝的权力史诗

　　英国学者蒙蒂菲奥里的《罗曼诺夫皇朝》一书，以一位历史学家的眼光，对权力进行了普遍意义的解读。从权力与个性的关系，到野心和暴力在权力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书写。书中的二十位沙皇和女皇就是权力分析的样本，绝对权力的诱惑、帝国的野心和个人的性格与欲望构成了一部权力的宏大史诗。

　　尽管在蒙蒂菲奥里的史笔操控下，这个皇朝的漫长历史以一种极富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但通过这些统治与反叛、激情与冷酷、理智与人性之间缠斗纠葛的故事，蒙蒂菲奥里几乎无限地迫近了对权力本质的终极认识，而最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甚至不可理喻的细节，恰恰是历史最真实的一面。

　　伊凡雷帝

　　铁腕缔造俄罗斯帝国

　　权力的表现之一，就是在酷寒的天气里仍能让人汗流浃背。那是在1947年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还有一个小时就到午夜了。苏联最著名的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突然被传唤到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门打开时，他忐忑不安的眼睛瞄到桌子后面坐着那位全苏联最高的主宰，正翘起那无人不知的八字胡注视着他。而在最高领袖身旁的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也同样逼视着他。

　　“你研究过历史吗？”斯大林的第一个问题就开门见山，很显然，他指的是爱森斯坦刚刚呈交审查的电影样片《伊凡雷帝》的第二部。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6世纪统治者伊凡雷帝，如何以权变铁腕的手段统治刚刚建立起的俄罗斯帝国。在电影的第一部中，年仅20岁的伊凡雷帝率领军队，对占领俄罗斯的钦察汗国发动攻击，并成功地将其逐出伏尔加河谷地，扩张了领土。毫无疑问，这部电影很容易让人将其与两年前苏联军队击败了入侵的纳粹德国，并将势力扩张到整个东欧的赫赫功业联系在一起。而带领苏联军队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斯大林，自然也从四百年前的帝国开创者伊凡雷帝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所以，当斯大林听到爱森斯坦“研究过一点儿”的回答后，他的声调变得嘲讽起来：“研究过一点儿？我对历史也略知一二……你把那位沙皇描述得像哈姆雷特一样优柔寡断，每个人都告诉他该做什么，而他自己却无所主见……伊凡雷帝是一位伟大睿智的统治者，他心中总是挂念着我们国家的利益……他是一位爱国的沙皇，并且目光远大。你展示伊凡雷帝的这种方式是有偏差的，你错了。伊凡雷帝的确残忍，但你必须呈现出他残忍的原因。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将他的敌人，那五个大封建贵族斩草除根。假如他将这些家伙赶尽杀绝，就不会出现之后的‘混乱时期’了。”

　　爱森斯坦在这次谈话的一年后去世，很多人认为正是这次谈话让他心神俱丧，加速了他的死亡。尽管他谨遵旨意将《伊凡雷帝》第二部进行了全面修改，但这部电影仍然直到斯大林去世五年后（1958年）才上映。苏联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坚决、果敢、爱国的统治者，身处阴谋家的包围中，以国家至高利益的名义大开杀戒，最终稳固了统治，并且深得民心。这当然不符合史实，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个被改造的伊凡雷帝形象，甚至不能说是在史实上进行了艺术加工，而是彻底扭曲了历史。

　　在《罗曼诺夫皇朝》的第一章“崛起”中，蒙蒂菲奥里翻检史料描述了伊凡雷帝的真实历史形象——他确实更符合爱森斯坦最初版本中“神经质”的形象。这位沙皇罹患受迫害妄想症，深信周遭都是谋逆之徒，以至于常用嗜血的方式对待那些他认定的谋逆者：“伊凡雷帝有时嗜血屠戮，有时虔诚祷告，有时通奸淫乐。在他的魔爪下，没有人能高枕无忧。皇朝的脆弱更加剧了他的反复无常”。

　　蒙蒂菲奥里描述了伊凡组建的那支身披黑衣、胯骑黑马、以狗头和扫帚为徽记的“特辖军”的暴行，这支军队是他传播躁狂偏执瘟疫的使者，在镇压特维尔和诺夫哥罗德的叛乱时，“几乎将市民斩尽杀绝，先用沸水然后用冷水泼受害者，将铁钩插入他们的肋骨之间，将其吊起来；将妇女和儿童用绳子串在一起，将他们推入冰河”。

　　伊凡的暴戾在1581年达到极致，在狂怒之下，他将自己的铁头权杖砸进了亲生儿子的脑袋里，这一魔鬼般的杀子暴行在三个世纪后催生出了俄国画家列宾笔下的绝世名作《伊凡雷帝杀子图》。蒙蒂菲奥里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是，“这是他恐怖暴政中一个令人发指的高潮，他已经败坏了俄国，如今敲定了俄国注定要陷入混乱的厄运”。

　　历任沙皇

　　罗曼诺夫皇朝的暴戾传统

　　蒙蒂菲奥里的观点，可以说与斯大林的意旨大相径庭。蒙氏认为，伊凡的残忍、暴虐败坏了俄罗斯的政治，是造成他死后“混乱时期”的恶因；而斯大林则认为，“混乱时期”的原因恰恰是他的残酷不够彻底果决，仍对那些潜在谋逆者心存妇人之仁。

　　这种区别正是历史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区别。蒙蒂菲奥里遵从的是历史学家的道德感和普遍人性的原则，从他对伊凡雷帝暴政的批评可以读出他内心中强烈的道德冲动，这种道德冲动让他相信历史本身应该遵循善恶有报的因果规律。

　　如果我们相信历史记载的可靠性的话，那么蒙蒂菲奥里的判断在长历史时间段内并无问题，就像他的史学前辈阿克顿爵士所言：“历史对罪恶有着永恒的惩罚权”。伊凡雷帝的暴政统治就像一只没有气阀的高压锅，一旦强力压制随着他的死亡霎然消失，爆炸即刻就会发生。

　　但对斯大林来说，他优先考虑的不是长时段的历史，而是极为现实的权力。权力不考虑过去和未来，此刻拥有便是此刻拥有，你想把它抓牢，就必须握得够紧。如果道德是权力贪食的诱饵，那么统治者就会化身仁君；但如果铁血才能将权力牢笼起来，那么统治者就会变身暴君——这就是权力的意志。

　　在导论中，他如此写道：“权力始终非常个性化，在独裁统治下，人的个性特点被放大，所有私人事务都具有政治性”。这句总结可谓深得权力与个性关系的真谛。可以说，这部厚达千页的著作围绕的正是这个核心命题。就像蒙氏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大权在握的君主来说，公共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难舍难分。私人领域的事务往往会侵入到公共政务当中，反之亦然，公共政务也会影响私人事务的判断。

　　伊凡雷帝的例子就是典型，他怀疑自己的妻子被人谋杀，所以对贵族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残酷清洗，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俄国的政治格局。而他杖杀了自己的长子，最终也导致了他死后的皇位继承危机，从而让那些虎视眈眈的皇位觊觎者展开明争暗斗，导致了长达三十年的混乱时期。但必须指出，伊凡雷帝的这些暴虐行为，完全是根植于他相信自己身处背叛谋逆之中，这是你死我亡的血腥权斗，只能采取极端的暴戾手段才能解决问题。

　　或许是因为洞察到这一点，所以蒙蒂菲奥里在书中对那些极端的暴戾屠戮津津乐道。伊凡雷帝的暴政只是个引子，用以引出接下来出场的罗曼诺夫皇朝的一位位在权力的个性上各有特色存在。罗曼诺夫皇朝的首位君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登基时的环境极尽残酷，他的前任，僭位者伪德米特里被“枪击和刀刺至少21次”。在随后的内战中，莫斯科哀鸿遍野，饿殍满地。

　　得知米哈伊尔被选为沙皇的消息后，他的母亲谢妮亚太后表示自己和儿子都无法忍受如此大的罪孽：“米哈伊尔年纪太小，而且各个阶层的人罪恶滔天地背叛了历代先君，正是这些罪孽让莫斯科大公国丧失了上帝庇佑，之前的历代君主经历了这一切背叛、谎言、凌辱、谋杀和暴行，经历了这样的奸诈和背叛，即使是真正的沙皇，又将得到怎样的待遇？”

　　谢妮亚的慨叹恰当地追溯了俄罗斯权力中的暴戾传统。这种传统酿成的暴戾环境，让权力的继任者们不得不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艰难求生。罗曼诺夫皇朝的前四位统治者——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费奥多尔三世和伊凡五世都面临着同样的艰困环境。米哈伊尔的应对方式是把脏活交给他诡诈多端的父亲和残暴的将军们，尽量躲藏在宗教仪式和宫廷的繁文缛节中做个庸碌君主。毕竟，在外敌环伺和权贵觊觎之下，保全性命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

　　他的儿子阿列克谢即位时，至少皇位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因此，残暴的根性开始从这位具有“朴素的斯拉夫式虔诚”的沙皇身上表现出来，“他大发雷霆时十分危险，在开会时甚至会动手殴打大臣”。蒙氏特别讲述了一次集体放血的轶事，在一次放血治疗后，阿列克谢自我感觉良好，于是强迫所有廷臣一起放血。当他年迈的舅舅以身体虚弱拒绝时，年轻的沙皇对他说：“或许您觉得，您的血比我更宝贵？”他动手打了舅舅，然后亲眼看着他被放血。

　　彼得大帝

　　恐惧比爱戴更有利于统治

　　如果不是阿列克谢的继承者费奥多尔和伊凡不是常年卧病，就是冲龄无知，那么他在暴戾环境中形成的残暴个性，本可以一路顺利地传播下去。但这种残暴的根性却被他的女儿索菲亚继承下来，在费奥多尔死后的皇位继承大战中，这位目光凶悍的皇姊长公主只有25岁，但在施暴残忍方面却有跨灶之能。她亲自指挥射击军发动军事政变，当着两位皇子伊凡和彼得的面，将多尔戈鲁基将军和他的儿子大卸八块，砍成肉酱。又屠杀了彼得的舅家纳雷什金的家族成员。

　　索菲亚成了这场政变的最大受益者，她被加冕为“伟大的女君主”，位在她的两个幼弟伊凡和彼得之上。但她显然忽视了一点，虽然伊凡智力有限，形同白痴，但另一位幼弟彼得却天资不凡。彼得十岁时目睹的那场血腥的军事政变给他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促发了他的癫痫症，直到晚年，他仍在回忆中写道：“想起那些射击军，我就战栗，让我无法入眠”。另一个后果显然更加深远，就是让他笃信暴力是获得权力最有效的手段。一旦发现自己的拳头足够有力，他就会把童年时代学到的暴力一课学以致用。他先是带兵推翻了姐姐的统治，之后又以雷霆手段制服了哗变的射击军。

　　彼得在很多地方都像极了伊凡雷帝的嫡传子嗣，尽管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非常疏远，但在权力个性的传承上却一脉相承。他派自己的亲信攻下了巴图林，将其付之一炬，并且屠杀了一万居民。直到今天，考古学家仍能发掘出当年屠杀的遗骨。

　　彼得大帝与伊凡雷帝最大的相似之处，是杀死了自己的儿子阿列克谢，因为他怀疑儿子正在谋划一场针对自己的叛乱。所谓密谋的参与者都受到酷刑拷问，用锤子打碎躯体，架在刑轮上拉拽，用烧红的烙铁烫伤，钉在带刺的木板上，最后处决。

　　蒙氏显然非常清楚这些权力理性下的暴戾产生了何种后果。而从事件的因果来看，这些暴戾手段确实效果显著。无论是镇压潜在的叛乱者，还是压服桀骜不驯的波雅尔大贵族，暴力越是残酷，清洗越是嗜血，别人就越是在恐惧下俯首称臣。在乱世中成长起来的帝王们，深谙恐惧比爱戴更有利于统治的道理，他们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真理，唯有能吞食掉丛林中其他动物的野兽，才能在血腥的食物链中居于顶端。

　　因此，在权力的认识上，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比作为史家的蒙蒂菲奥里更切中赅要，但前提是，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权力。但史家毕竟是史家，这意味着蒙氏无法遵循赤裸裸的权力准则。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尽管他尽量想做到史家的客观公正，但道德和人性的冲动，却让他在字里行间否认了暴力产生的作用。通过操控史笔，他将暴行本身与造成的后果区隔开来，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暴力没有产生什么有利的后果，真正起到作用的是统治者们出于公共和国家利益做出的抉择。暴力只在其中扮演了或隐或现的角色，只是统治者们为了达成自己的理念而采取的手段。

　　暴力的衰败

　　不再把暴力作为必要手段

　　在整本书里，蒙氏更设计了一条伏线：暴力的衰败史。如果我们以这本书的内容为纲要，画出一条政治暴力的曲线，就会发现，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是两个极峰，在彼得大帝之后，这条曲线便一路下降。除了保罗一世这样被后世公认为精神有问题的沙皇之外，彼得大帝之后的每一位统治者，都不再把暴力作为维持权力的必要手段。

　　蒙蒂菲奥里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保罗一世的惨死，他在位仅仅四年就被不堪忍受暴政的臣下暗杀，先是被刀捅得血肉模糊，之后又被敲烂脑壳，最后被踏成一堆肉酱——这可以说是恶有恶报的史家道德观的最佳明证。他的儿子亚力山大一世虽然终生活在父亲惨死的阴影里，人们经常看到他目光呆滞地坐在宝座上，眼前浮现出父皇血肉狼藉的惨状，但即便受到了如此刺激，他也没有再恢复彼得大帝时代的暴戾统治。

　　在这些沙皇中，有的是对权力兴趣缺乏，像彼得大帝的妻子和他的继任者叶卡捷琳娜一世，只对享受皇权的荣耀感兴趣；有的则是愿意与贵族们分享权力，譬如伊丽莎白女皇，她在即位之初就承诺不擅杀一人，而她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承诺，在位期间以宽仁待人，也备受爱戴。尽管她的统治一般被视为通往辉煌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的过渡，但爱戴比恐惧更能赢得被统治者认同的权力理念，也是在她的治下得以形成。

　　蒙蒂菲奥里笔下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是一位不乏虚伪但成功的改革者。她与启蒙时代最著名的哲人伏尔泰和狄德罗的“友谊”，尽管不乏惺惺作态的成分，但也深刻地改变了俄罗斯的权力结构。独裁虽然作为一种权力理念仍然被视为统治者的终极目标，但之后的历代统治者都或明或暗地承认，法理上的绝对专制已经不再符合新时代的需要，新时代的统治者维持权力的第一课是学会分享权力，就像叶卡捷琳娜大帝把统兵大权交给她的情夫波将金。

　　亚历山大一世在意识到自己缺乏军事才能后，也主动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一代名将库图佐夫。被称为“解放者”的亚历山大二世，甚至在自由派米留金和扎鲁德内的劝诱下，打算逐步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恰当的分权而非集权，成为了罗曼诺夫皇朝新的政治目标，政治暴力的程度也随着权力的分散而逐步减弱。如果蒙蒂菲奥里的逻辑没有问题，那么，俄罗斯本应在罗曼诺夫皇朝时代就形成一套完善的权力分配机制，至少，时代的趋势是向着这个目标行进的。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往往并不按照逻辑行进，时时横生枝节，打断了原先人为设定好的进程。亚历山大二世被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就是打断进程的一发炸弹。当这位雄心勃勃的解放者血肉淋漓地被抬进宫殿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罗曼诺夫皇朝的历史就被永远的改变了。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既是出于强烈的报复，也是出于对权力的渴求，试图重新找回权力绝对专制时代的暴力传统，但已经品尝到权力分享美味的贵族和民众，却难以忍受过去几百年里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了。

　　集权还是分权的重任，最终加到了亚历山大三世的继任者尼古拉二世身上，而他却证明自己无法肩起这副重担。就像斯大林对爱森斯坦塑造的伊凡雷帝形象的批评那样，这位罗曼诺夫皇朝的末代皇帝虽然心地善良，但却优柔寡断。他既没有足够的意志将皇朝初年形成的政治暴力传统贯彻到底，也没有足够的识见将权力分配给更适合的人。在犹豫彷徨之中，他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末代皇帝之死是蒙蒂菲奥里笔墨最多，着力最重的部分。在整本书的开篇，他就以平行剪辑的电影手法，将皇朝的第一位君主米哈伊尔的即位和尼古拉二世的末路并辔而书，而在本书的最末，他又细致入微地描述了看守他们的人，是如何把他们带到地下室乱枪击毙，毁尸灭迹。其残忍程度，一如他在本书开篇对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暴行的描写。

　　这是否是作为史家的蒙蒂菲奥里希望给读者留下的历史训诫呢？以暴力开端必然会以暴力终局？对权力的渴求最终也会被权力所毁灭？但对权力的绝对执念仍然奔腾在俄罗斯的血脉中，无论是罗曼诺夫皇朝，还是苏联的兴亡，都没有改变这一信仰。

　　□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