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街角》 熟悉的略萨，熟悉的秘鲁现实

　　略萨的最新长篇小说《五个街角》中的“五个街角”是利马城最暴力的街区之一。绰号“扒皮女”的记者胡丽叶塔·莱吉萨蒙就住在这个街区，她供职于一家名叫《大曝光》的“狗仔”杂志。罗兰多·加洛是她的老板，一个品性恶劣、闻臭而逐、不择手段的媒体人，同时也是她的导师和启蒙者，甚至可以说是家人。有一天，加洛陈尸“五个街角”。谁杀了他？

　　性、暴力、政治、权谋、资本、新闻黑幕与阶层差异……经由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精心调和，冶炼一炉，成为长篇小说《五个街角》。对于熟悉略萨风格的读者来说，这样的配方并不陌生，它们几乎出现在这位作家的所有小说里，以不同的方式见证秘鲁纷繁复杂的社会面貌。

　　以情欲开场

　　小说不应忽视情色内容

　　略萨的每部长篇小说都以悬念和情节见长。为了让故事具有戏剧性，略萨常使用“中国套盒”式的手法，一个盒子里套着另一个盒子，一个故事生发另一个或几个故事，不是单纯的并置，而是共生或者具有牵连的互相影响效果，神秘、模糊、复杂。

　　1963年的《城市与狗》，略萨就已经建构出多层次的故事框架，通过变幻的时间线把小说分割成一系列的片段。1977年的《胡利娅姨妈和作家》，以奇数章讲述男女主角的爱情，以偶数章讲述电台主播的文稿，在虚实交织的情境中推进人物的处境。《五个街角》则包含了三个故事，除了“扒皮女”这条线，还有加洛正在追查的大资本家恩里克·卡尔德纳斯的性丑闻以及两对夫妻的情感纠葛，另外还有因加洛造谣导致事业、家庭俱毁的吟诵诗人胡安·佩内塔的命运。人物和地点不断转换，盒子一个一个开启，故事一个一个揭幕。

　　玛丽萨与恰贝拉是一对闺蜜，她俩的丈夫恩里克与卢西亚诺也是好友。《五个街角》以玛丽萨与恰贝拉的同性爱欲开场。这部分的描写轻盈愉悦，让人几乎以为这是一部情感小说。但是，略萨显然不会停留在色情层面，这只是他喜欢的手法，在“大菜”里加点佐料，无疑会让“食客”更加惬意吧。略萨曾经在一次访谈里谈及劳伦斯作品和其他小说中性欲所扮演的角色。略萨认为，性体验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不应该忽视性爱、感官以及情色内容，不要让理智主义扼杀生活中的乐趣，自然性恰恰是赋予生命以活力的关键力量。略萨的很多小说都有着突破性禁忌的尝试。不过，《五个街角》的性描写没有达到劳伦斯的深度，并不具备对人性本身的探索与思考，大致上是作为一种点缀，仿佛蛋糕上的漂亮雕花，装饰的意味浓厚。

　　在1969年的《酒吧长谈》里，军方人物卡约·贝穆德斯有种偷窥欲的变态心理，热衷于观看女同的性场面。《五个街角》也有类似场面。两者的不同在于，《酒吧长谈》让人感觉到贝穆德斯的权力欲望，而《五个街角》似乎只是恩里克、玛丽萨、恰贝拉的三角性游戏。在最后的迈阿密之行中，还加上了卢西亚诺。小说就此轻松结尾。

　　多重视角的转换、拼贴

　　带动读者将碎片拼凑成整体

　　略萨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连通器”技巧。这个技巧在《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中使用得非常出色。在这部新作中，劳军队、方舟兄弟会、军方和上尉的家庭，各方事态跳跃式地相互交叉。略萨在正文之间穿插了很多剪报、文件、通信等内容，借以揭示多视角、多方位的态度与想法。在这方面，《五个街角》不如《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它的“连通器”技巧让人觉得略显生硬，尤其后面“扒皮女”的反转，只能用“博士”疏于防范来解释，显得突兀，铺垫不足。《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的“公文佐证法”主要基于它的情节优势，和主角的身份严丝合缝，上尉作为军人需要随时报告进展；《五个街角》相对则运用得不那么自如，作为面向大众的新闻，不可能过早地把内容同步公开，只能把所有的进程压缩在最后才能一口气讲出，效果上当然就不如前者，缺少了前者的自如，没有那种卡夫卡式的荒诞氛围。

　　第二十章是《五个街角》最奇异的一章。全部由对话构成。玛丽萨与恰贝拉的性爱，“扒皮女”与“博士”的会面，恩里克与律师卢西亚诺的谈话，警方对胡安的讯问，“扒皮女”与摄影记者塞费里诺的秘密会晤。展现了略萨擅长的“伸缩性对话”。通过这种技术，略萨把多角度、多镜头的对话置于平行空间，各个方面的矛盾、各个环节的冲突集中在一起，相互烘托，小说的紧张氛围呼之欲出。章名为“乱象”，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略萨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他吸收了二十世纪流行的诸如毕加索的名画《吉他、活页乐谱和玻璃杯》，或者杜尚名作《下楼梯的裸女》之类立体主义画派的风格，力求在读者头脑中也营造出立体的形象，不仅要有视觉的印象，还要有听觉的感受，打破文字层面的表达阈限。仿佛有一部摄影机徐徐扫过小说的各处场景，视角的转换，拼贴的运用，让不同角色正在动作的一切彼此重叠，读者们则可以将碎片情节自动拼凑成整体。

　　运用新闻报道的形式

　　达到秩序重建的理想

　　略萨在谈论创作观时说过：“伟大的小说不是去抄袭现实，而是把现实解体而又适当地加以组合或夸张。这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把现实表现得更富于多面性。”略萨的写作经验，很大程度上与自身经历相关。略萨从小与父亲关系不睦，因此他的小说都有种反抗父权的意识。少年时代的军校遭遇，让略萨进一步看清了封闭的、充满等级观念的国家机器是怎样运转的。略萨出版于1962年的早期作品《城市与狗》，矛头就直指军方，在那以后，略萨尽情地用小说嘲弄军队和秘鲁政府。略萨的作品以敢于揭露现实，大胆反映社会现状，抨击独裁和腐败而著称。拉美这块土壤很特殊，那里生长的作家，没有谁可以不受到政治的牵绊，好的拉美作家，都具有非凡的洞察力，都会力求做到“把现实解体”而又重构，主动揭示民族、文化和社会环境。

　　秘鲁对他而言既是“热情”，又是“症结”，他对它怀抱着深挚情感及微妙爱恨。略萨年轻时任职过一段时间的播音员，新闻从业的经历经常被略萨加工运用于小说，一方面他讥嘲媒体的不堪，一方面他依然把媒体作为主持正义的最后堡垒，这在《五个街角》里就表现为《大曝光》的特刊。用新闻报道的形式揭晓谜底，可以达到事实归纳，也有种秩序重建的理想。

　　略萨的小说可视作秘鲁社会的缩影，不过它们并非一本正经，其中有许多调侃的诙谐成分。略萨还喜欢自我指涉。在《五个街角》里，“博士”的背后靠山是“藤森”，就是那位在总统决选中击败了略萨的政敌。这也是“很略萨”的做法。所以说，不要得罪小说家。

　　□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