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 不睁眼看现实，哪能做好学问？

　　提起许子东，名字之前通常要加上两个头衔：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前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嘉宾。这两年，或许还要再加上两个节目——《圆桌派》和《见字如面》。

　　公众熟悉的可能是许子东后一个身份。他自己都曾感慨：“如果今天在google或百度输入许子东三字，几十年教书生涯和学术研究成果少人关注，更多人注意的是音频、视频和越界的电视言论。当然，这些公众言论，无疑也是学术自由的一部分。”

　　近日，《许子东现代文学课》出版。这本书是许子东在香港岭南大学的讲课实录，讲说范围包括了“五四”文学革命起源，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等知名作家，是一部实录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课堂原本有一定私密性，许子东主动把它公开、出书，正是他“越界”的又一点新尝试。

　　跨界多年没减损学者本色

　　在播出的节目里，许子东通常不是最活跃的那一位，他有点严肃，总会讲到文学。他的参与能让节目往“严肃”和“沉重”改变，而节目对他的改造，是“变得比较无耻，比较玩世不恭啦”，“会考虑读者反应啦”。

　　改造或许不假，但仔细一想，“跨界”多年的许子东毕竟没有减损自己的学者本色。无论做什么节目谈什么话题，他都不去刻意讨好观众，也始终能看到几十年人生经历和文学研究对他的影响和塑造。

　　在采访中，许子东反复不断地提及五四一代的传统和精神遗产，尽管总是马上又让它消解在谈笑中。比如说起做了那么多年节目，发表了那么多公共言论，作用在何处？他哈哈一笑地感慨：“发现一点作用都没有。我现在发现五四过去一百年，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在干的什么。像一个小虫飞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但没过一会儿，他又主动说起《锵锵三人行》的意义，说起自己参与这样的节目是因为毕竟想做些事，做些与中国有关的事，“其实这不也就是五四以来的老传统嘛，对不对？感时忧国嘛。”可当记者想要抓住这个问题再深入一点，他马上又把它消解掉：“也许是自欺欺人，我不知道。”年轻一代连这样的自欺欺人都不大有了？“那也许是进步啊。”

　　最近的这本《许子东现代文学课》，虽然是他作为现代文学教授的“分内之事”，但特别的形式和背后的想法，仍能看到许子东一贯“越界”的态度。

　　事情的缘起是腾讯网副总编辑李伦找到许子东，说现在网络直播兴起，但内容乱七八糟，于是希望他也能来做直播，做一些高质量、有营养的内容，“你在香港做的任何有意义的活动都可以直播”。许子东考虑了一下，有价值又可以直播的，就是上课。于是合作达成，开始了一学期“经典课堂”的直播，将许子东给香港岭南大学大一学生讲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放到了网络上。

　　把自己讲课的过程记录下来，给更多人看，这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并不是容易做出的选择。为了尊重学生的意愿，许子东特地联系了每一个选课的学生签字同意，不愿出镜的学生就不能拍到。

　　许子东说，他曾试图让更多教授加入直播的行列，得到了各种不同意的理由，“上得好的人不愿意把独家秘方拿出来，上得不好的人更不愿意人家来看”，有人说“直播上课，会觉得不自由，像被监视”，而最有意思的理由是“我一次直播以后，去别的学校就不能再讲同样的题目了”。

　　但许子东愿意。在他看来，这是要“跟那些内容争夺总体文化时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有了直播就只能看斗鱼呢？为什么在那些女孩子捋头发的空隙里面不能留出一点做文化保存的事情？我知道我的课上得不好，浅薄，但我一个优点是脸皮厚，我不怕”。

　　争夺，怎么争夺？许子东觉得“一是我们要做得好看”，二是“千万不能降低自己的学术水准”。如今，市面上能找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不下百种，许子东的这一本又有什么新意？在形式上，他以课堂实录的方式出书，因为对现在的读者来说，从口到文字的“讲稿”要远比“论稿”“文集”易于接受；他在书后放上了直播视频的二维码，“我们的读者看书的时候说不定就累了，或者接下来要吃草莓了，那就开一下，让你的声音在旁边”。在内容上，他同时介绍和呈现这两种呈对立之势的文学观、价值观，看他的讲稿，会发现他经常讲的是“两边都有他的道理”。

　　许子东对主流文学史中的一些内容有意见，比如张爱玲至今也未能在权威文学史上获得一章、甚至一节的篇幅。但对于只推重艺术性，对茅盾、巴金等作家大加批评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他也有不同的态度。他特意提到，夏著中有一个核心概念"obsession with china"，中译本把它翻译成较为正面的“感时忧国”，但准确的翻译应是“国家痴迷”，按夏志清的立场，五四这一代作家太为民族的利害考虑，损失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在辨析之后，许子东又表达了自己的选择：“我总觉得就算是国家痴迷，也好过不痴迷，也好过只为了钱痴迷，对不对？”

　　■ 对话许子东

　　写文学史永远在写今天

　　新京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材很多，你的讲述和已有的教材、著作有什么不同？

　　许子东：这门课和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我希望在中国大陆的主流教科书意识形态，和海外对这个主流进行挑战的两种力量当中，寻找一个新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的使命很重，它承担了构建国家神话的一些功能，所以它是不能随便乱动的。“重写文学史”说了很多年，也没看到怎么重写过，对不对？到目前为止，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还是权威教科书，张爱玲还是其中第23章里边的一节里的一部分，对不对？可想而知它的改变是非常非常难的。

　　鲁迅曾经说“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我写文学史的宗旨就是把它反过来说，要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来理解中国人，任何斗争我都以最大的善意，找到他们最合理出发的依据。我这本书里讲到一些争论的事情，比方说梁实秋和鲁迅的吵架，在我现在看来吵什么吵嘛，你们都有道理，文学写阶级，文学写人性，对不对？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写文学史永远在写今天，全都是当代的问题。

　　新京报：你把课堂放到网上直播，是一个很新的尝试。但是现在各种视频音频、包括知识付费的内容都很多，怎样才能让读者愿意来看这样的内容？

　　许子东：这本书，是我们因偶然的机会创造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它后面的这个二维码，你拿手机一扫就能马上看到我的节目，一本书附带音频和视频，这在学术书来讲可能是第一次，以后会越来越多。大家平时看视频是没有目标的，一到网上去查，很容易被世界杯什么的吸引了，但手里拿着一本书就不一样，你在认真看这个书，看到中间累了，还有录像给你看。一方面它是原原本本的、正规的大学课堂，另一方面我们用最新的科技手段，让它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

　　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出版人的任务就是要你跟其他的媒介在争夺读者的总体时间。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争夺过程当中，至少不降低我们的水准。要是能做到，我就觉得对得起这份工作，因为一般来说，人们都会认为你必定降低。

　　新京报：现在大学里的学者多数都不会像你这样，愿意在公共场域发言，参与公共话题，你对此怎么看？在娱乐至上的时代，学者可能做些什么？

　　许子东：现在大学里很多人只顾着自己谋利益，有两件事情都不做。第一件，不忧国忧民。忧什么啊，关我什么事啊，对不对？要我说什么，你怎么不说？第二件，爱发牢骚，不做事。“唉呀，现在没人看书，就追着娱乐节目看，没法救了”，“80后、90后，都是垮掉的一代”……但你有没有想想办法，你有没有做一些事情能够让他们有所改变？一百年以前，就是这个年份，胡适陈独秀他们就是90后啊，他们在搞五四运动，他们就在做国家栋梁。所以要是今天你说80后90后都没用的话，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用的了。

　　所以我觉得要是读书人，面对这么两个大的挑战碰都不碰，只是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还自欺欺人说我在象牙之塔，写的文章都是一个人写三个人看的那种，然后发期刊、拿项目，这有什么意义？人生就那么短，浪费。而且，尤其对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不睁眼看着现实，又哪里能做好学问？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