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儿子错换26年人生

　　2018年6月12日，朱晓娟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会面不欢而散。对方一句“养别人的孩子也是养，养自己的孩子也是养”彻底激怒她，也让朱晓娟下定决心，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1992年6月10日，朱晓娟年仅一岁的儿子盼盼，被家中保姆何小平抱走。此后三年，朱晓娟夫妇辗转寻子，在河南省兰考县警方的一次解救拐卖儿童行动中，一名外形与盼盼相似的男童引发朱晓娟注意。为确定男童身份，朱晓娟夫妇通过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亲子鉴定，结果显示，被解救男童与朱晓娟夫妇“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

　　命运与朱晓娟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2018年1月，何小平主动现身，并提出愿意送回带在身边的盼盼。经过重庆警方的亲子鉴定，何小平送回的男子刘金心与朱晓娟是母子关系，朱晓娟从兰考警方解救行动中抱回养了26年的“儿子”，与其“亲权关系不成立”。

　　此后，河南省高院派出工作人员，对当年的错误鉴定结论致歉，但强调鉴定过程“不存在违规情形”。2018年7月5日，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她正在准备材料，起诉河南省高院。在朱晓娟及代理律师看来，法院开展鉴定业务时，与朱晓娟构成委托关系，应当承担因鉴定错误而引发的相应民事侵权责任。

　　保姆带着孩子消失

　　朱晓娟今年52岁，在重庆解放碑出生、长大。她的人生，从1992年开始，被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两半：之前的26年，朱晓娟一路顺风顺水，从重庆医科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效益很好的国企医院做护士，嫁给一名军官，搬进位于解放碑的重庆警备区家属院；之后的26年，用朱晓娟的话说，则好像不断被命运“戏弄”。

　　1992年6月3日，朱晓娟的丈夫程小平从附近的劳务市场，领回一个保姆。程小平经常出差，他需要一个保姆帮着朱晓娟照顾一岁零三个月的儿子盼盼。

　　身份证上，瘦小的保姆名叫罗选菊，家住四川忠县，刚18岁。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罗选菊进门七天后带着盼盼失踪。大院的保安告诉朱晓娟，早上8点，保姆抱着孩子出门，说是出去买菜，此后再没有人影。

　　26年后，回忆起这一天，朱晓娟说，自己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慌乱，“心一下子全凉了。”从那天起，罗选菊再也没有回来，家里再也没有盼盼的哭声。

　　程小平和朱晓娟按照罗选菊身份证上的地址，找到她老家，家里人说，罗几年前就已经离乡，去了山东宁津县。等他们赶到山东时发现，站在眼前的罗选菊，根本就不是那个小保姆。

　　朱晓娟此时才意识到，“保姆从进家门时，就骗了我们。”用假身份进入朱晓娟家，带着盼盼悄然离开的保姆，从此消失在人海。而朱晓娟的寻子人生，才刚刚开始。

　　朱晓娟有一文件包，里面装满各种泛黄的纸片，有剪报，有传单。那几年，朱晓娟和程小平两人放下手头的工作，专心寻找儿子。听人家说，被拐走的孩子，大多会被送到农村和山区，因此朱晓娟找到全国各地的农村报，反复刊登寻人启事。她不时会接到各种线索，并且随时出发。在盼盼被抱走后的三年间，朱晓娟去了广东、湖南、福建、云南、贵州等，走过大半个中国。

　　寻找盼盼三年，朱晓娟花了20万元。当时重庆市区的房价，是每平方米一千元。一个原本生活优渥的城市家庭，到了需要靠亲朋接济的地步。

　　比经济损失更大的，是精神压力。朱晓娟几年没有睡过好觉，神经严重衰弱，听到小孩哭，就会在心里一遍遍地想，盼盼被带到哪里去了，“会不会吃苦，有没有被人欺负。”

　　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朱晓娟就翻出旧照。照片里的盼盼，穿着粉色的裤子，手里抓着家门钥匙，瞪着眼睛看镜头。那是部队一个宣传干事在试相机时抓拍到的，照片拍摄完三天后，盼盼就被抱走了。

　　这张照片，是盼盼留给朱晓娟最后的印象，母子两人的下一次见面，要等到26年后，那时候“一切都变了”。

　　突然多一个儿子认亲

　　朱晓娟说，后来“面目全非”的生活，始于一通电话。

　　2018年1月，朱晓娟接到重庆一家媒体的电话，对方说，一个自称“何小平”的人来向媒体求助，说自己26年前做保姆时，曾从重庆解放碑一户人家中抱走一个男婴，如今“受到一档寻亲节目感召”，想把孩子给送回去。

　　电话那头问朱晓娟，是否在1992年丢失过一个男婴。

　　接电话时，朱晓娟刚刚散步回家，电梯里，她有些生气，告诉对方，自己虽然丢过孩子，但是“已经找回来二十多年了”。一旁的小儿子则说，那“应该是个诈骗电话”。

　　盼盼“失而复得”的故事，充满戏剧性。1995年冬天，朱晓娟夫妇贷款3万元，到河南安阳寻子未果。当地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不远的兰考县刚刚解救出一批被拐儿童，对方建议两人把孩子照片发过去，让那边辨认下。

　　照片寄过去不久，兰考县警方传来消息，被拐儿童中，有一个孩子的年龄长相与盼盼接近，希望朱晓娟夫妇当面辨认。

　　朱晓娟和丈夫赶到开封市儿童医院，与那个“跟盼盼很像”的男童见面。

　　“第一感觉就是不像。”朱晓娟对新京报记者回忆，自己隐隐觉得眼前这个孩子，并不是丢失的盼盼，但是程小平显得有些兴奋。半信半疑之下，两人决定做亲子鉴定。

　　当年，能够进行亲子鉴定的机构多数直属于司法机关。法律学者刘昌松告诉新京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公安、检察院、法院都下设法医鉴定机构，并且对外提供鉴定服务，直到90年代后期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检察院和法院的鉴定职能才剥离出来，演化为今日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仅有公安系统依旧保留独立的法医部门。

　　朱晓娟选择了距离最近，具有鉴定资质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郑州留下血样后，便回到重庆等消息。

　　20天后，没有等到结果的朱晓娟主动致电，对方告知，鉴定已经完成85%，但因为“实验室停电”，结果还没有做出来。又过了将近20天，朱晓娟收到河南省高院寄送的鉴定书。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鉴定书上，盖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鉴定专用章”，鉴定过程显示，通过对朱晓娟、程小平夫妇，以及被拐儿童血样进行血型和DNA指纹检验，三者的DNA图谱“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

　　据此，1996年1月15日，河南省高院作出鉴定结论，认定被拐儿童与程小平、朱晓娟，“具有生物学亲子关系。”

　　“盼盼”找到了。回到重庆那天，朱晓娟一家举行了欢迎仪式。此前的1993年，盼盼丢失的第二年，在寻子无果的情况下，朱晓娟生下第二个孩子。如今“盼盼”回家，这个家庭一下子有了两个儿子。

　　来电话的女记者没有放弃，加了朱晓娟的微信后，发来几张照片。朱晓娟仔细端详照片里那个年轻男子的脸，浓眉、大眼、短鼻、圆脸，跟自己和身旁的小儿子很像。

　　直觉告诉朱晓娟，照片里这个孩子，可能真的跟自己有关系。如果是这样，养了二十多年的“盼盼”又是谁？

　　“真假”亲生子

　　何小平准备送回来的孩子，名叫刘金心。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何小平说，自己家住四川南充，曾经在老家先后生过两个孩子，但都夭折。1992年，21岁的何小平离开南充，来到重庆以当保姆为生，并被程小平领进家门。

　　按照何小平的说法，自己把盼盼抱走，是依据老家的风俗，从外面抱一个孩子回去“镇命”。就在朱晓娟从河南领回孩子的那一年，何小平生下一个女婴，盼盼的“使命完成”。

　　何小平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原本打算将盼盼送回去，但是又害怕被查到后“要坐牢”，于是一直没有行动。直到近期看了电视上一档寻亲节目，加上自认为已经过了二十年的刑事诉讼期，才决心将孩子还给朱晓娟。何小平因涉嫌拐卖儿童罪，目前已被南充警方监视居住。

　　2018年1月15日，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对朱晓娟和刘金心进行血样采集，1月26日，鉴定结论显示，两人“符合双亲遗传关系”。2018年1月22日，朱晓娟与养了20多年的“盼盼”进行亲子鉴定，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结果显示，两人“亲权关系不成立”。

　　刘金心才是真的盼盼，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自己“脑子一下子蒙了”。

　　2018年2月6日，朱晓娟和刘金心在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分局会议室第一次见面。曾几何时，为找到盼盼，朱晓娟隔三差五来到这里打听消息。刘金心的脸型和五官，几乎和朱晓娟一模一样，周围的警察惊呼，两人“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短暂的接触后，刘金心二十多年的人生轨迹，被寥寥几句话勾勒出来。何小平将他抱回南充后，长期寄养在亲戚家，自己便出门打工。刘金心从小无人问津，营养也跟不上，加之没有人教育，初中没有毕业便辍学。2017年3月，因为拿不出十万元彩礼钱，刘金心经历了一次失恋，此后开始酗酒，经常酒后摔伤，还喝到胃出血。

　　与朱晓娟见面时，刘金心刚刚从广州辞职，过去的十多年，他辗转各地打工，一般呆不过几个月，经常衣食无着。亲子鉴定结果出来当天，刘金心买了一瓶白酒，全部喝掉，把自己灌得烂醉。

　　刘金心不太会表达，在与新京报记者接触中，他只是反复说，周围的一切变化太快，自己“接受不过来”。刘金心幼时住过的大院，如今已经拆除，他曾经在原址上转来转去，试图去找到自己曾经属于重庆的记忆，但是从来没有成功。他至今仍然住在南充，偶尔会到重庆看一看朱晓娟和外婆，母子两人在一起，常常是朱晓娟大段大段地说教，刘金心低着头听。

　　如今的刘金心，依然没有稳定的职业。最近半年来，接受采访、录制节目成为他的主要工作。面对镜头，他一遍一遍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刘金心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与朱晓娟缺乏感情基础，如果要像正常母子一样相处，需要很长时间去慢慢调整。

　　朱晓娟说，“好好的一个孩子，让何小平‘养废了’。”但她相信最终能与刘金心互相接受，尽管现在“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当年被当作亲生儿子带回来的“盼盼”，在朱晓娟的教育下读了大学，如今在外地做金融工作，生活无忧。

　　“可能是技术问题”

　　26年前，因为河南省高院的一纸亲子鉴定，朱晓娟从开封领回“盼盼”；26年后，重庆市公安局的又一纸亲子鉴定，送回亲生儿子刘金心。

　　在朱晓娟的离奇经历引发关注后，河南省高院主动派人来到重庆，与朱晓娟面谈。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2018年3月底，河南省高院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人在法院负责赔偿工作。三人传达了河南省高院对于这一事件的初步处理意见：对朱晓娟表达歉意，组成专案组调查，后续情况将及时通报。

　　一名参与上述会面的河南省高院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到重庆去，一是想了解朱晓娟这边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对其情绪进行安抚。回到郑州后，河南省高院即对当年的鉴定过程进行核查。

　　朱晓娟觉得，如果能够把当年的事情搞清楚，厘清责任，也算结局完满。因此在会见后，朱晓娟一度谢绝媒体采访，“不想把事情搞大。”

　　一直到四月底，河南方面始终没有新的信息，也再未与朱晓娟接触。朱晓娟向新京报记者展示的聊天截图显示，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员反复称，“在等领导回复。”

　　距离第一次会面三个月后，2018年6月12日，河南省高院再次派出工作人员到重庆与朱晓娟接触。他们告诉朱晓娟，河南省高院可以提供部分精神赔偿，大约是5万元。

　　7月5日，参与这次会面的一名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透露，经过初步调查，河南省高院当年的亲子鉴定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之所以出现结果偏差，“可能是技术问题。”

　　这一次会面不欢而散。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对方提出，“养别人的孩子也是养，养自己的孩子也是养，现在养了二十多年的孩子，一样可以养老送终。”这样的表述，让朱晓娟觉得对方“没有诚意，也没有歉意”。

　　朱晓娟向新京报记者提供的短信显示，河南省高院一名张姓工作人员称，他们“就是因为二十多年以前单位同事的过失来的，怎么会没有歉意”，并表示“鉴定结果出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过失，不是任何人故意的结果”。

　　新京报记者拨打发送上述信息的电话，对方承认是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员，但拒绝对信息内容置评。

　　朱晓娟想看一看河南省高院对于此事的调查报告，没有获得同意。

　　一个想法在朱晓娟内心萌生：起诉河南省高院。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可以让河南省高院对当年的错误鉴定负责，二是作为案件重要书证，律师将可以看到河南省高院的内部调查报告，了解当年的鉴定过程。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朱晓娟觉得，自己人生的“下半场”刚刚开始。

　　起诉鉴定机构存多重困境

　　接受朱晓娟的委托后，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组成律师团，对这起案件进行分析。

　　律师团成员黄敏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样一起民告官的案件，此前还没有相关判例，因此所有的步骤都需要摸索前进。其中主要的核心问题，便是具体的起诉方式，以及管辖权的问题。

　　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的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而法院属于司法审判部门，不属于诉讼主体，这也意味着这起事件，不可能以“民告官”情形中，最常见的行政诉讼形式立案。

　　律师刘昌松告诉新京报记者，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如果是当事方认为法院判错案件，是无法通过司法手段起诉的，只能通过上诉或者申诉。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能成为被告。不过，当法院并未履行审判职能时，其可以被当作一个民事行为主体，个人可以对其提出诉讼。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收据显示，程小平向河南省高院缴纳1500元“亲子鉴定费”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一份盖有法院财务专用章的收据。

　　刘昌松说，这份收据足以证明，当年河南省高院的鉴定部门是对外开放且收费的，其与朱晓娟夫妇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委托关系，在进行亲子鉴定时，法院并非在履行审判职责。

　　黄敏介绍，律师团经过研判后认为，河南省高院有偏差的亲子鉴定，导致朱晓娟错养儿子二十多年，本质上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既然河南省高院开展鉴定业务，也有条件开展这一业务，那么就应当承担因鉴定错误而引发的相应民事侵权责任。”

　　不过，在具体侵权情形上，律师团陷入困境。黄敏说，团队一度想以侵犯监护权起诉，但又被推翻。“法院实际上没有直接侵犯朱晓娟的亲子权和监护权，朱晓娟是因为相信亲子鉴定报告，主动放弃继续寻找。”律师团因此决定，直接以“民事侵权”起诉。

　　除此之外，管辖权的问题又摆在朱晓娟和律师面前。状告省级法院，应当向哪里起诉？刘昌松说，这一案件的特殊性在于，河南省高院是侵权行为发生地内级别最高的法院，如果在河南立案，涉及到回避情形，如以侵权行为发生地提起诉讼，则需要最高法指定管辖。

　　考虑到这一情形，黄敏说，律师团队最终决定以侵权结果发生地，即朱晓娟所在的重庆时渝中区提起诉讼。

　　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 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多名法律界人士表示，朱晓娟以民事侵权起诉河南省高院，鉴于被告方的身份，其后的审理或将很漫长。

　　朱晓娟希望通过起诉，也告诉刘金心，应该“走出来，站出来”，而不是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她说，“起码，不要老把自己当作受害者，然后沉沦。”　　□新京报记者 王煜 重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