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 从好学生到好国民(1)

　　叶企孙是一位“好人”。这个引号并非另有所指，而是因为它是很多人对叶企孙的共同印象。叶企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人，是中国人应该知道但大多数人却不知道的好人，更多的人并不知道他好到什么程度，甚至一度曾将他当作“罪人”。李政道曾说，叶企孙是一个科学家，亦是一个教育家，更是一个爱国者，这个概括基本上道出了叶企孙的一生。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三个名号并不能道尽关于叶企孙的那些生动的细节与丰满的精神世界。

　　□储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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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好学生”到“好老师”

　　叶企孙，原名叶鸿眷，1898年7月16日生于上海。因自幼聪颖过人，父亲便将更多期望和热忱倾注到了他的身上，自他3岁起即亲自启蒙，教以识字，令其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经典名目。

　　1905年3月1日，叶母顾氏病逝。丧妻之痛使叶父身染重病，病中立下遗嘱，要求子孙：慎择友、静学广才、行已俭、待人恕、勿吸鸦片、勿奸淫、勿赌博、勿嗜酒、勿贪财。这份立得有点早的遗嘱（叶父1935年5月1日去世）被叶企孙视为父亲留给他的最宝贵的遗产，一直精心珍藏作为修身指南，遵嘱而行，一丝不苟地塑造自己的品格与情操。

　　与这样的言教相配合的还有叶企孙祖父叶佳镇的七八千册藏书，其中还有碑帖拓本、字画、碑帖、古董等等，这些成为叶企孙幼年生活里最为直接的文化感知，在他的心中早早播下了一心向学的种子。叶父1902年与黄炎培等奉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半年，归国后致力于创建新式学校，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叶企孙。

　　1907年秋，9岁的叶企孙进入上海敬业高等小学堂（今敬业中学）读高小一年级，开始接受西算、理化、博物等现代科学教育，并且十几岁读完《诗经》《礼记》和《左传》等古书，为之后的中西兼学，文理兼容打下了基础。

　　有了成为好学生的外部条件，叶企孙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崭露头角。1911年2月，他成为清华学堂首招的第一批学生。清华学堂因武昌起义停课后，1913年夏，叶鸿眷以叶企孙为名再次考入清华。清华学校开设的课程并不能满足他强烈的求知欲，他把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参加学生社团及其他活动上。1914年创办的《清华周刊》曾分8次连载叶企孙所写的《天学述略》。他所写的《考正商功》《天学述略》《中国算学史略》《革卦解》等都在《清华周刊》和《清华学报》上发表。1915年，他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美国数学杂志等国内外出版单位的联系多达12次，刚满17周岁的叶企孙已经俨然以成熟学者的姿态同校内外、国内外的出版部门和编纂机构打起了交道。

　　1915年暑假后，叶企孙开始参与擘画“清华科学社”并较长时间担任管理职责，青年叶企孙深孚众望，不但热心公务，且智慧超群、组织能力强。日记显示，叶企孙读过大量中外经典、传记、小说、算学、天文、科学和文学著作。他写下“惜光阴，习勤劳，节嗜欲，慎交游，戒饮酒”以自勉，并将“至诚动金石”作为交友的要义。

　　叶企孙常常把各种古题用现代数学方法演算一遍，并在演算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和谬误。他凭自己的判断或演算予以指明，或加按语，或给予纠正，于是有了1916年发表在《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的论文《考正商功》。他由此养成了入微探新的专业基本功，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优秀的学者品质。

　　1916年11月，叶企孙出国留学前做了一件事，他制作了一张自1909年第一次派遣出洋生至1916年学生所选学科的分类表。他在分析表格后认为，已去美国留学的清华学生中学工程和文法的比例过高，学纯粹科学及教育和农学的过低，而他自己的天赋不适合学农，因此他留学的方向应是纯粹科学与教育，这预示了他后来对物理学一生的选择。

　　1918年后，叶企孙先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后转入美国东部的哈佛大学研究院Jefferson实验室，短短3年就攀上精确测得普朗克常数h值和高压磁性两座世界科学研究的高峰，以行动实现了自己所定下的“研究工作要有30年不变”的自信与决心。

　　学生时代的叶企孙就凸显出了作为杰出科学家所必备的灵性、远见卓识及踏实作风，不但用功读书，成绩好，并且能求真正的学问，在书本和试验里找到自己的快乐，认定学问为终生事业，以学者态度看待和讨论问题，找到证据再下断语。这样的基本素养是他日后成为好老师，进而成为众多大师之师的内在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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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好老师”职责，做“好国民”

　　叶企孙在清华上学时就清晰地认识到：“学生当注重科学之理解，以探天地之奥窍，以谋人群之幸福。庶几国家日进于富强，而种族得免于淘汰矣”，事实上就已经奠定了他作为好国民的认知基础。

　　叶企孙与当时大量赴欧美及日本的留学生不同，他并不跟随大流，不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或者追逐金钱，而是跟随现代物理学的名师作研究，站在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不但努力掌握最新科学成就及方法，而且与这批国际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保持联络。回国后，他一方面继续国外的研究工作，紧跟世界科学潮流，另一方面挑选有天分的青年学生加以培养，再派他们到国外师从顶尖的科学家，如此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科学家梯队。

　　叶企孙将这一想法在东南大学小试牛刀，一年多就培养出了自己的得意门生赵忠尧、施汝为，并将两人带到清华做助教，他们与另一位学生柳大纲后来都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25年到清华后，这一目标和方式变得更为清晰。1926年3月，北京学生抗议游行示威遭军警开枪射杀，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当晚，后来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主要奠基人的王淦昌与几名同学到叶企孙家中讲述了白天的血案，叶企孙神色激动地盯着王淦昌，一字一顿、低沉有力地对他说：“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样的强盛，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侮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到外国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泪下如雨。叶企孙的激情与卓识感染了王淦昌，成为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并决定了他毕生的道路。

　　叶企孙以建好物理系为立足点，并与在美留学时认识的陈寅恪、赵元任、吴宓保持密切联系。1826年4月29日，叶企孙担任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接着任理学院长、代理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等职，算上西南联大在内，叶企孙在清华连续任教了27年。

　　虽然相对于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叶企孙当时的资历尚浅，但他们提出的文理会通、古今贯通、中西融通的教育理念也深得叶企孙认同。叶企孙将这些理念具体化为“学术并重、理工会通、理论与实验并重”，并在教学中实行。

　　清华物理系成立之初，教学条件远逊于他此前所在的东南大学，但叶企孙独特的教学理念将当时条件更好的化学系学生王淦昌和施士元都吸引到了物理系。叶企孙推荐他们阅读《居里夫人传》，引得施士元后来真的去读居里夫人的研究生。

　　1929年7月，叶企孙任理学院院长，确定“理学院之目的，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欲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国家学术之独立。”他发表演讲指出，中国教育与科学落后，对科学的信仰不够，提出“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两者并重”，并直言“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于研究科学”的说法太没有根据，而“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文明中立足。”

　　叶企孙千方百计延揽良师，不问回报。他曾谦虚地对学生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这话展示了叶企孙的自谦与君子坦荡荡的人格魅力。他尽力让“教授治校”“教授会”从文字落实到办学实践，领头创建专业团队，抵制原外交部过度官僚化的管理。在校长频繁更迭，各方举棋不定之际，最先提名梅贻琦为大学校长，经过反复争取，终获政府任命，从而开启了清华历史发展的“黄金十年”。

　　叶企孙在担任庚款留学生的选送工作中，探索出了高效选拔人才的有效方法。从1933年首届学生到1944年第六届学生，中美庚款留学生共录选234人。虽人数不多但成才率极高，半数以上都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多数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们引领中国部分科技领域进入世界前沿，对当时中国的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1949年后中国的建设和“两弹一星”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叶企孙与他志同道合的学生们共同奠定了中国的现代科教事业。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因为方向正确和顽强的团队拼搏精神创造了奇迹。若从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民的经济生活状况看，中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很多，但是从高科技领域考察，中国当时与最先进国家相比差距并不大。这得益于叶企孙的洞见与努力。

　　（下转B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