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 从好学生到好国民(2)

　　（上接B02版）

　　3

　　国家危难之际挺身做“好国民”

　　国家危难之际，叶企孙以各种方式履行着自己的职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清华教职员公会会长的叶企孙与同人先垫付千元汇至黑龙江“犒劳卫国战士”，后与翁文灏将两人代理校长的两月薪俸全部捐给“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鉴于国防需要，叶企孙意识到引导学生学好科技才是重要的救国之计，于是在指导许孝慰、杨龙生的毕业论文时选择与方位测量器相关的课题，用以在军事上测定敌军炮位所在；同时指导学生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开展军事技术训练。他还指导研究生熊大缜以《赤内光线照相之研究》作为论文选题，并使用红外照相技术拍摄了西山夜景、清华俯视全景，这项研究也可用于军事，在国内属首创，在国际上也属前沿。

　　1937年冬，冀中军区中共组织到平津寻找和动员可靠知识分子去冀中抗日根据地协助解决医药、通讯以及杀敌武器等方面的技术问题，叶企孙最疼爱的学生熊大缜去了。叶企孙不顾环境恶劣、汉奸与特务跟踪的危险，毅然决定留在天津做熊大缜的后盾，亲自投身秘密抗日活动，组织数十青年学生和科技人员自掏腰包为冀中提供所需要的物资和科技人员。为了购买炸药和无线电收发设备物资，叶企孙用尽自己的积蓄和人际关系在天津暗中募捐，最后他不得不动用清华大学备用公款计2万余元。这批技术人员到冀中即制成氯酸钾炸药、电引雷管和地雷，多次炸毁日军列车、桥梁，受到军区首长聂荣臻司令员的表扬。这些事迹因后来的电影《地雷战》而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知道真实的当事人是叶企孙、熊大缜等人。

　　1938年9月，叶企孙在天津组织地下抗日活动被敌人发觉，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他不得不离津乘船南下经香港到昆明。虽为羸弱书生，但叶企孙并不缺少勇气，他本志于以科学、理性的方式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但在外敌入侵之际没有退缩，而是挺身而出，演绎了一场书生上马击贼的好戏。他不仅仅是位卓越的科学家、教育家，而且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正义感，是个不言政治、内心却充满责任感的志士。

　　叶企孙还充分利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发展各种尖端技术殚精竭虑。1929年2月，他邀请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访问清华大学，以图创办航空工程专业，但当时这一远见并未引起校长罗家伦的重视因而未能实现。后来他抓住机会派中国学生到冯·卡门门下求学。1932年夏，叶企孙又托在法国留学的学生施士元向他的导师居里夫人购进50mg镭，装配到赵忠尧的核物理实验室供实验使用，这是中国最早使用镭做实验。

　　1934年，叶企孙辞去物理系主任，筹划建立几个与国防相关的特种研究所，相继建起了农业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航空研究所、金属研究所，并指导师生在清华校内和南昌先后建造了风洞（1937年，在南昌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风洞，比加州理工学院的风洞还大50%）。叶企孙凭借自己广博的知识和前卫的见识，精心挑选和配置各研究所专家，不仅为国防服务，也开创了中国大学科研与实际应用密切结合的先河，有机会有能力在国际前沿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对抗日战争和中国各项先进技术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除此之外，叶企孙和他的学生赵忠尧、王淦昌等人对核科技的追踪更显示出他是一个“好国民”。1945年，叶企孙的好友萨本栋得悉美国邀英、法、苏、中四个盟国派代表观摩美国6月30日的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演习，叶企孙的弟子赵忠尧抓住这个跟踪原子能研究前沿的好机会，实地观看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并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将目测数据记在脑海里，并用萨本栋从国内秘密汇来的12万美金加上自己秘密打工的钱购买原子能研究的关键零件设备。叶企孙则在国内追踪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信息，请求拨款购买原子核物理设备，与学生钱三强及其夫人何泽慧等人筹建原子能研究所。1950年8月底，赵忠尧终于完成了购买零部件的任务，将它们打乱装进20多个箱子以迷惑检查，几经周折终于11月27日抵达香港回国。1955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用赵忠尧带回的零部件建成了中国第一台加速器，从而培养了一批批年轻的科技人员。

　　1959年有人问王淦昌：在美苏严密封锁一切科技信息的情况下，中国自力更生实施“596工程”有没有把握，王淦昌充满信心地给以肯定回答。其底气就在于叶企孙的多年经营。王淦昌与“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I.Robert Oppenheimer）都是M.Born同时期的学生，彭桓武30年代师从M.Born，程开甲与杨立铭1946年师从M.Born，黄昆1947年到爱丁堡大学跟M.Born做研究。叶企孙这些人才培养的筹划为中国研制成功制造出两弹一星奠定了科技人才基础，使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叶企孙是中国“两弹一星”真正的鼻祖和奠基人，称为“两弹一星之祖”也不过分。陈芳允称这位敬爱的老师“献身科学，说得少、做得多，爱生知生；无私奉献，为祖国、为人民，清白一生。”

　　4

　　群体失控之时依旧做“好人”

　　晚年叶企孙在磨难中的表现更能证明他是一个彻底的“好人”。作为熊大缜的老师，他曾陷入熊的冤案，被诬陷为特务，先后被揪斗、关押、抄家、停薪、到劳改队接受改造、关“牛棚”、含冤入狱。

　　自1967年8月起，叶企孙多次被勒令写各种交代，但他坚持不说假话，保护清白的人。1968年 2月9日，有人逼他揭发钱三强，他写道：“我对于钱三强总的印象是：他对工作是努力的，他的思想是比较进步的。”1968年6月28日，70岁的叶企孙被戴上手铐关进监狱，现存叶企孙在被关押期间留下“笔供”的材料表明他至少受过8次“正式”的连续提审，还有一份叶企孙手写的11页材料，每页均有叶的手印，上盖有一枚“1968年8月8日”的长章。8次提审记录显示，9月4日那天，从早上8：40到晚上10：10分，叶企孙一直在接受审问，精神和肉体均备受折磨。

　　笔供材料中，在写到1930年他在哥廷根大学进修的一段时间时，他说：“那时，在哥丁（廷）根大学的中国学生很少；据吾回忆，只有一个叫曾省（曾炯之），是学算学的。吾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而事实上，他的得意门生王淦昌当时就在这所大学，而且叶企孙所听的很多讲座与课程就是王淦昌所上的课，王淦昌的儿子王德基后来提供的叶、王与曾炯之三人合影照片也显示当时两人的交往很密切。但此时正在从事秘密核武工作的王淦昌如果在叶的交代材料中出现，不只王淦昌将遭灭顶之灾，中国的核弹事业发展也将受到重大影响。为了中国的未来，叶企孙选择了沉默。

　　在狱中，他虽然有时也被迫“交代”了一些“罪行”，但仍保持一位伟大学人和科学家实事求是的气概。有一次，提审人就一个他记不清的问题要他写书面保证，他说：“我不写保证和任何文字上的东西，我只能说我（记）不清。”提审人要他态度老实，他说：“我是老实的，我是科学家，我……，我是老实的。”

　　尽管受到许多不公的对待，他对自己的遭遇却淡然处之。在叶企孙的生命快到尽头之时，学生钱临照去看他，发现他依旧在不断地买书看书，订购外文期刊，依旧时常和人谈起他所喜爱的科学史和古诗词。谈到深情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中的一段指给钱临照看：“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他引此文来表达自己此时的心境。

　　但叶企孙的真实形象并未与其内在品质相称地屹立于世人心间，叶企孙的名字依然是缺席的，只是叶企孙自己并不在意这些外在的声名。有人问，经历半生的沉浮得失，叶企孙为何还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待世人，不求理解，不加责问，没有敌意呢？因为，他真正的敌人是愚昧与权势。他的一生似乎在向人们昭示他早年写在日记中的一句话：“向前直进，毋灰心，毋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