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叶企孙 言传身教，一代师表

　　叶企孙先生是我国物理学科主要创建人和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磁学学科的奠基人。他早年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期间，在W.Duane教授指导下，和H.H.Palmer合作测量普朗克常数，于1921年发表了著名的普兰克常数h的精确测量值，之后一直被引用到1936年。此后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又得出“磁性材料必需经过彻底退磁（即磁中性化）之后，才能准确地测出其基本磁性参数”的结论，这一结论对提高磁性材料的基本磁学量的准确测量起到关键作用。

　　从哈佛毕业后，叶企孙回国从事教育工作长达52年，培养了众多世界级的科学大师，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近百年来我国科教兴国的先驱。叶先生的教育思想并不见诸专门著作,而是在教书育人的实践中体现出来。上世纪50年代，我有幸亲受叶先生多年的培养和教导，其教育思想和实践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十年代，亲炙教诲

　　1952年，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和建制进行了巨大调整和改造，清华物理系并入北大,成立新物理系,叶先生任物理系教授。合并后北大物理系的建制，以苏联莫斯科大学为蓝本,组建固体物理(含半导体、金属和磁学三个组)、光学、理论物理、无线电物理与电子物理等教研室,分别负责专业教学，普通物理教研室负责基础课和实验教学,此外还有中级物理实验教研室，与目前的近代物理实验类似。

　　叶先生受命组建磁学专业,一开始有胡国璋、廖莹、张之翔三位老师(张后来调回普物)和一间约40平方米的房子,准备建实验室。1953年，他招了第一位磁学研究生钟文定；1954年起，四年级本科生就读不同的专业，入磁学的有五名学生，所学课程包括黄昆先生讲授的固体物理、柯俊先生讲授的金相学、唐有棋先生讲授的结晶学、叶先生讲授的铁磁学基础、胡国璋先生讲授的磁学基本实验。1955年开始有学生毕业。1956年秋，金属和磁学专业组成金属磁学教研室，叶企孙为主任。1958年后，分别成立磁学和金属教研室，叶先生仍为磁学教研室主任，直到“文革”开始。

　　我是1951年入清华物理系的学生，当时叶先生是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我只在全校大会上见过叶先生。1954年我分到磁学班学习，1955年夏从北大物理系磁学组毕业,并留校做助教,可以说亲身受到叶先生的多年培养和教导，其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都对我产生很大影响。

　　叶先生亲自给我们讲授铁磁学,同时还有南京大学进修教师翟宏如等人来听课。叶先生讲课从不带讲稿,总是先讲实验，再给予理论解释或分析,简单扼要,很少重复。每讲一个问题或现象，总是先在黑板上画出示意图,慢慢解释,所用的数学公式不多,有时还稍作停顿,让大家思考和判断,这很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上课时似乎感觉内容不多,但到期末复习总结时,才发现内容充实、系统性强。叶先生很重视学生对该学科前沿情况的了解,常请名家(如施汝为、彭桓武、潘孝硕、向仁生等教授)来作有关学科发展动态报告,他也曾亲自讲过有关铁氧体研究的现状。

　　大四下半年,叶先生常要我们五个学生到他家去,大多是晚上,他利用这个时间了解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同时也介绍一些国外物理和磁学发展现状,有时介绍一些我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叶先生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渊博的历史知识,对中国科学技术史有深入研究。例如,在论述我国古代磁性材料的发现时,他从书架上随手拿出一本沈括的《梦溪笔谈》,翻到有关指南针记载和制作的一段叙述,他认为这是可靠的记载,而黄帝战蚩尤时用的指南车是否和磁性材料有关，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项任务，受用终身

　　叶先生非常重视实验,强调在学好理论课时一定要掌握好实验技术,因为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他认为，所有教师都要既教书又从事专题研究,叫“教学和研究并举”，尤其对年轻教师要求很严格。

　　我刚毕业留校做助教,叶先生交给我三项教学任务:一是中级物理(现在的近代物理,是系里对助教的统一要求)实验教学,每周三次；二是协助叶先生指导下一班徐诚同学的毕业论文,内容是设计、制作Sucksmith环秤(即一种磁天平),要求样品从低温(液氮)到高温(Fe的TC以上)加热时不被氧化(真空度优于10-5torr)。我具体的工作是搞图纸、跑加工,帮助安装调试；三是准备给第三届磁学班同学讲磁分析课。

　　以今天的工作量标准来看,光是第一项任务就已经达到工作量要求。第二项任务叶先生亲自过问，要我从应用物理所施汝为先生处将图纸抄绘好,之后,叶先生就按图纸讲解该测量仪器的设计原理、实施方案、加工方法及安装调试等,要求我和徐诚认真弄明白每个环节的具体工作。将所加工的原件完成安装后，要对该设备的测量效果进行分析,给出磁性测量和温度测量的误差范围，整个过程就如同写作一篇优异的毕业论文。对于一个刚进入助教工作的新手而言，同样也是一次从建立实验设备、掌握设备性能到用科学方法进行实验的全方位训练过程。

　　第三项任务对刚毕业的我来说难度更大，但叶先生亲自指导,经常让我去他的住处汇报备课情况，对我所遇到的问题和疑点耐心讲解,先议定要学习的基本内容和关键参考书。每学习一段时间，再和我讨论所学的内容,并了解备课的进展,指出下一步要学的内容和关键问题。有时还亲自为我查找文献和资料，使我能较快地入门和有信心去完成任务。在备课过程中,我在磁学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方面打下了良好基础。

　　虽然说协助学生做毕业论文也具有科研性质,但叶先生认为这不是个人独立进行的研究工作。因此,要我到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现中科院物理所前身)跟潘孝硕先生做不同成分NiAu合金的热处理和脱溶研究，每周两天。总体来看,时间不够用是最大的问题，在做助教的第一年里，绝大多数情况是每周干7天,每天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12点,确实非常紧张。但那时人们的精神境界比较高,有着改变国家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决心,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在昼夜努力，辛勤劳动,积极设法完成任务,我只是其中一员而已。

　　叶先生还特别要求学生和青年教员自己动手做实验设备,如绘制加工草图、加工小型零件、制作研究样品等。我经常要去系或校工厂加工器件,常排队等待,认识了工人师傅,就主动打下手和学习简单的加工技术。这使我认识到,再好的现成实验设备和测量仪器,是不可能满足开创性研究工作的需要的,而是总要自己做特定的补充器件。为了节省时间和有利于改进设计,我就学会了机床加工和焊接技术,从而能自己动手制作简单的实验器件。

　　言传身教，表里如一

　　叶先生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的培养方法，一贯是身教和言传并举,善于启发和培养学生对学习或研究内容的积极性。他常在晚上邀一些学生或青年教师到住处茶叙，让大家随便谈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或是了解到的科技动态。这种小型聚会作用很大,既有交流科研学术思想和教学心得,也使青年教师或学生之间互相学习,开阔思路。

　　而叶先生总是谦虚地说,这对他也是一种学习。因为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自己去看、去做，互相学习可以事半功倍。我们每次去见叶先生时，他总要问大家：最近在磁学或其他科研方面有什么新情况？遇到或看到什么有意思的问题？这在无形中促使我随时留心国内外物理学方面的动态,对自己的工作开动脑筋,也注意周围的人有什么工作成绩。

　　在叶先生的指引下,北大磁学组迅速成为有影响的教学和科研基地。从1955年到1996年,共为国家输送了磁学本科毕业生464人、博士生和硕士生51人。据校自然科学处的统计(1988-1993),北大磁学教研室的研究工作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表现在SCI和ISTP(科技论文引用)收录的论文数五年均居全校第一位,获得科研奖励的人次也最多。

　　叶企孙先生既是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熟知中国文化和科技历史的学者，又是受到现代西方科学教育的科学家。他学贯中西，在教书育人的一生中，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又注重应用西方的科学发展和教学理念，如实验和理论、教学和研究并重。他还以个人的高尚道德品质，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勿道人之短，勿说己之长。

　　我国磁学经历了四十年的巨大发展,在科研、教学和生产方面有一大批教授和技术专家,他们都能很好地合作共事,相互学习,团结奋进，这都离不开叶先生的表率作用。他在磁学界拥有崇高威望,没有门户之见,对学生和青年科学工作者厚爱有加。

　　叶先生对我们的教诲太多了,写下这一点回忆,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

　　□戴道生（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