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问欧洲》 在无常环境中，保持有道德的生活

　　“二战”结束70多年，但是它所带来的历史认知与道德拷问的难题，看起来远未终结。美国历史学家伊斯特万·迪克的著作《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可以说是学术界对“二战”中的道德问题永不放弃、迎难而上的重要例证和最新成果之一。

　　对于非历史学研究者的普通读者而言，该书研究的主题与作者的深邃思考更具普遍意义：不管来自军事占领还是政治统治，在任何剥夺性的、奴役性的压迫之下，如何面对“顺从”与“抵抗”的永恒拷问？在这里，我有时以“顺从”代替原书的“合作”，是因为我认为它更有普遍性；而对于“报复”，由于涉及更复杂的阅读体验和篇幅限制，只好存而不论。

　　复杂历史语境中的抵抗与顺从

　　迪克是研究二战史和东欧、中欧历史的著名学者，他在该书中具体深入地考察了在德国、意大利、苏联和其他军事统治下的国家和人民的真实历史境遇，以及他们如何选择合作、抵抗与报复这三种行为的复杂过程，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制约因素、动机的因时而异和因势而变、结果的凶吉莫测，以及道德与伦理困境的精神磨难。

　　作为历史学家的迪克，在这方面的研究宗旨是如实、清晰地梳理和表述相关事实，在读完全书之后，我深感他的努力获得近乎完美的效果。要在一部只有两百多页篇幅的书中处理如此复杂的主题，是对历史学家的史识和技艺的极大考验。迪克在把握大势、梳理关系、精准描述和运用个案等方面，均显示出卓越的史识和高超的技艺，正如斯坦福大学的诺曼·M·奈马克在“序”中所说，就尊重事实而言，迪克是大师级的工匠。

　　在这里我特别注意到原著书名中的“Story”（故事），迪克的确是不动声色的讲故事高手，比如关于战争中的乌克兰，这是学习二战史的学生都深感头疼的论题，迪克在第四章用一个短短的专节就讲述得十分清楚。比如，为什么乌克兰的民兵和平民会帮助德国人屠杀犹太人、波兰人和共产党员，那是因为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眼中的巨大利好：德国的占领无形中把乌克兰变成一个单一民族国家。

　　我记得在读大学二年级，老师讲到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这也可以看作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积极影响之下的史学界新气象的小小例证）我们是多么震惊；但是我们的老师在当时还是要强调苏联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备战，而迪克用一句话就说明了条约的实质：“这份丑陋邪恶的条约包含了一个秘密条款，规定了如何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瓜分整个东欧，条约对世界的影响至今没有消弭。”

　　“抵抗”固然是一种英雄的行动，但是由于产生抵抗的历史语境往往不是那么黑白分明，往往总是带有各种斑驳的色彩，因此抵抗本身除了呈现出英雄主义的道德勇气之外，也难以排除可能带有的各种动机和诉求，更无法排除带来它无法预料和控制的后果。

　　迪克在前言中说，写该书的念头源自他姐姐的未婚夫贝拉，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在战斗中被匈牙利法西斯党人杀害，因为他发现“在这看似简单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历史问题”：贝拉和他的同伴究竟是为什么而牺牲？他们的目标值得这样的牺牲吗？另外，如何看待因抵抗运动而被迫作出牺牲的无辜平民？究竟有多少无辜平民成为“附带伤害”的牺牲品？这种伤害又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

　　更为敏感的是，迪克发现贝拉的那次战斗除了想救助那些受到死亡威胁的犹太人之外，还想占领附近的一座报社大楼——他们希望在已经包围了布达佩斯的苏联红军打进来之前，自己创立一份宣传民主、自由和拒绝共产主义的报纸；而更为吊诡的是，后来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为了纪念他的牺牲，那条街道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在贝拉个人悲剧的背后，是匈牙利人的两个政府——亲纳粹的政府和在苏联红军支持下成立的政府，在日后的漫长历史中，关于谁是爱国者与卖国贼的评判，总是随着政治的变化而变化。

　　在战争结束后，迪克在巴黎发现“的确有很多真正的英雄为人称道和崇敬，但也有些人是自我矛盾的，先是与德国占领者合作，接着又反抗德国人，后来又与其他法国人对抗，到了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去惩罚战争罪犯……”这是在“抵抗”与“合作”之间的复杂和吊诡，比起历史学家的学术叙事，用文学的手法来表现，可能更能打动普通读者。

　　迪克的道德意识与难题

　　迪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他是从“二战”与强制劳动营走出来的亲历者，作为一个特别敏感于真实历史语境和具有强烈道德关怀的知识分子，他对于二战后的审判、政治格局、人物命运等议题具有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因此，这部专题性的历史著作也是他回顾历史、思考现实和眺望未来的心路历程和深刻感言。

　　奈马克在序中说，迪克常常会问读者，如果你在那种情境中会如何选择？他还要读者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德国军官，天天面对在游击队的恐怖袭击中部下官兵的伤亡，你会怎么做？你会下令处决平民或囚犯作为报复吗？其实这也是在20世纪战争中才大量出现的“游击队”道德难题：在正规军人与混迹于老百姓中间的游击队员之间，究竟根据什么来裁判道德是非？究竟谁最该为无辜平民的死亡负责？甚至在我们的同龄人中，恐怕也会有人对这个问题存有残酷的记忆。实质上，道德拷问与历史记忆的关系，永远存在于每一个活着的人的潜意识之中，只是强弱和性质因人的经历而异。

　　在政治与道德的议题上，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黑土：大屠杀的历史和警示》一书的蒂莫西·斯奈德，对《审判欧洲》的现实意义作了精辟论述：“它联结起了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对立双方的经验：东方和西方，被占领方和合作方，以及左派和右派。他的主要案例都关涉到今天：在西方民主制度看起来削弱时，欧洲情愿与纳粹势力达成和解。一个关于欧洲国家的政治迷思即是，它们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吸取了教训。本书指出，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无论是在大西洋的彼岸，还是此岸。”

　　对于今天的生活经验与大局势有所感受和思考的读者，或许不难从这里看出一个核心问题：从某种角度来看，该书论述的“顺从”还是“抵抗”的确仍然是一个难题，一个永恒的道德拷问。

　　怎样才算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之所以是“永恒拷问”，是因为人类历史与现实从来不缺少外在的压迫者、施害者和受害者，在压迫、施害面前，顺从、合作还是抵抗自然就是永恒的拷问。说到“审问欧洲”，到底要审问的是谁？“欧洲”作为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如何才能真正与“审问”匹配？如果说是审问历史，那么对这历史负有责任的究竟是谁？面对20世纪我们自己的历史，这样的反思我们也完全不陌生。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20世纪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在他的回忆录《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中谈到的1933年。对于无数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这种转折中选择顺从还是抵抗，是一个巨大的道德拷问。

　　洛维特以大量的生活细节、人与事的变化精准地记录了在一体化运动来临之际，知识分子是如何观望、被动、苟且、逢迎，而一些学生又是如何或激进或肤浅，总之最令人痛心的是看着整个大学体系是如何毫无抵抗地、怯懦地接受一体化运动，看着德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历史巨人面前弃械投降”。

　　很典型的事例，曾经在1933年发表抵制信的著名学者斯普朗格，在纳粹掌权几年后也完全臣服于专制思想，令洛维特对其前后变化感到难以理解：“这还是同一个人吗？”接着他分析了对生存之道的依赖、从众心理、缺乏政治上的洞见等原因；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受迫害的艺术史学者，对内心的剖析更为令人动容：“我也无法忍受他们用那种无耻讪笑的姿态，在那里撒谎、欺诈、污蔑与损害正义。”洛维特时常回忆起在1919年韦伯在讲座中说的那句话：“不要光是问黑夜还有多长，光是渴望和等待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应该去做自己的工作。”洛维特说，从那以后他才真正了解到，怎样才算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从迪克的“审问欧洲”到洛维特的德国记忆，我们不难发现，如何在充满无耻诱惑和刚性压迫的无常环境中保持有道德的生活，这曾经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管我们是否有勇气面对它，最起码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对这个问题的坦诚回答有可能会刺痛我们的心，如果我们还存有人类那种羞愧之情的话。

　　□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