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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1894-1939)全名摩西·约瑟夫·罗特(Moses Joseph Roth),出生在今天乌克兰布朗迪(Brody)的一个犹太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这里还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即奥匈帝国东部边疆区的一座小城。在罗特笔下,这片广袤辽阔的大地拥有令人向往的美景和自由清新的空气。这种对老帝国边疆区的描述在奥地利文学中并不少见,甚至可以称之为特色。另一位著名德语犹太作家德布林(Alfred Döblin)在1924年的《波兰之旅》(Reise in Polen)中,同样花了大量篇幅描写东加里西亚地区的广袤无垠。一种沾染着伤感的苍莽辽远似乎从一开始就为罗特的写作定下了格调。布朗迪的居民宗教信仰虽各有不同,但大部分是犹太人。罗特的父亲是个木材商人,因做砸了一笔买卖而精神失常,所以罗特未曾见过生父,从小在亲戚的帮助下和母亲一同生活。1913年,他前往当时奥匈帝国东部城市伦贝格(Lemberg)上大学,随后又转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德语语言文学。
苏俄之旅改变世界观
对哈布斯堡王朝没落的反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的1916年,罗特参军,在离前线不远的军报编辑部工作。期间,他创作了第一部短篇《优等生》。前线的经历后来被他不断演绎,成了生活与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桥段。但这些臆想出来的故事却给后世的罗特研究添了不少麻烦。在他笔下,被俘后逃出战俘营及在归乡之路上的种种历险被演绎得栩栩如生,乃至不少朋友信以为真,而日后许多对罗特的回忆文本也将这些故事当做信史去转述。
1918年,也曾号称过“日不落帝国”的奥匈帝国战败并解体,罗特回到维也纳,靠给不同报社撰稿为生。在这里,他的写作天赋得以发挥,出版了早期几部明显具有社会批判色彩的作品,如1923年的《蛛网》、1924年的《萨沃伊酒店》和《造反》等。这些作品以一战后的小人物为主角,刻画了被时代巨轮碾轧过的芸芸众生。战后归乡者的落魄、无助和绝望跃然纸上,使初入文坛的罗特很快为时人所认可,被看做是一位世界观明显左倾的青年作家。而罗特对此也毫不避讳,在一些报刊文章上甚至以“红色约瑟夫”署名。
时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罗特已是德语国家的明星记者,就职于《法兰克福报》。1926年,他受报社委托考察历经战乱才复苏不久的苏联。这趟旅行的观感,都作为创作背景出现在了此后出版的一系列以苏俄革命为背景的小说中,如1927年的《无尽的逃亡》、1929年的《右与左》等。在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写实主义的影子。小说开篇中对读者的声明,文本中经常出现的通信、日记、回忆,仿佛都在刻意制造讲述者和故事之间的距离感,好像一个局外人闲来无事,随意聊起了一段事不关己的往事。这种疏离感并非单以写实为目的,而是更着意于营造罗特最为擅长的伤感气氛。这趟苏俄之旅也成为罗特世界观的拐点。此后,他的写作重心告别了左翼的社会批判,转而反思哈布斯堡王朝没落的缘由及后果,也成就了日后奥地利文学史中的“哈布斯堡神话”。
缅怀奥匈帝国的宽容
落后中有着传统价值的坚韧
一战后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奥匈帝国分崩离析,变成了许多个民族国家,而世居在此的犹太人突然成了失去家园的无根浮萍,因为没有哪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愿意留给他们一席容身之地,更不愿视其为自己人。这一剧变让类似罗特这样出生于先前奥匈帝国的犹太作家对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产生了深深的眷恋。在他心中,老帝国就是故乡和亲情,是个无论世事如何艰辛都会给犹太人留着条活路的地方。他1932年出版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直到今天,都是现代奥地利德语文学中“哈布斯堡神话”的代表作品。正因如此,曾长期在德国电视台主持《文学四重奏》且有文学沙皇之誉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将该小说列为德国人必读的20部小说之一。
罗特笔下的奥匈帝国并非世外桃源,而是如同一个面凶心善的老爷子。人们偶尔要躲一躲他手中的鞭子,但生活的节奏并未因此被打乱。小人物们也都练就了种种偷生的本领。如同短篇《草莓》中所描述的场景,人们家里虽然破烂,日子贫寒,但没有那泯灭人性的你死我活。人们总能找到一条出路,不会因绝望而走上绝路。只不过这种起码的要求看似简单,但在上世纪大萧条后的那个混乱年代里要想实现却非易事。不过总的来说,虽环境险恶,人们总还能绝处逢生。老帝国严峻面孔的背后,也有着睁只眼、闭只眼的豁达,使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放任和宽容,而不是勉强和苛求。在对往昔的回忆中,流露得更多的是温情。有小过而无大恶,这就是罗特历史观中的评判标准,也是他对过去时代和奥匈帝国总的评价。性情散漫,荒蛮广阔,其实是宽容的写照。争端纷起的现实生活,所缺少的恰恰是彼此宽容的心态。如此说来,罗特对过去那个宽容时代的缅怀,便有了现实意义。
“哈布斯堡神话”在这样的讲述中被具体到老帝国东部领地的一隅,给读者刻画了充满希望和令人绝望的两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帝国没落前的世界祥和安宁,此后的世界却充斥着堕落。在罗特笔下,希望与绝望总是相伴而生,强烈的对比引导着读者去思考。有意思的是,罗特笔下的哈布斯堡神话从来都是以荒蛮落后的奥匈帝国东部边疆区为背景,而非选择现代文明的奥地利城市。现代大城市在他的描述中几乎等同于西方文明的堕落,1930年出版的《约伯记》和1934年出版的《塔拉巴斯》中的纽约就是明显的例子,水泥丛林间,人们经历的是冷漠和异化。在老帝国东部边疆区表面的荒蛮落后里,彰显出的是传统价值的坚韧。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1935年出版的《皇帝的半身像》中莫施丁伯爵回忆录中所说的对信仰的“真正的虔诚”。这是世代流传下来、以宗教形式得以确立的善恶标准。掌握住这一点,人就可以在“世界历史的变幻无常”中不至于迷失方向,更不至于失去做人的根本——人性。
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之所以成为“哈布斯堡神话”,首先因为它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园,代表一种跨越种族、宗教和民族界限的传统文化精神。和谐和统一是帝国的标志。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各个领地各具特色而又整齐划一;讲着各种语言的不同民族就像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一样和谐相处。哪怕是最卑微的贩夫走卒,罗特的理想世界都能为之提供生活的种种机遇,作者由此向国人和世人展示着真正的奥地利民族精神,它能唤起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其次,在罗特笔下的奥匈帝国中,人们看不到彼此的倾轧,看不见意识形态、民族、种族因争斗造成的你死我活。统治者的仁爱与宽容造就了理想世界中的祥和。在同时代另一位犹太作家茨威格的《昨天的世界》中,人们可以读到更为直白的描述:“奥匈帝国,那是个由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皇帝统治,由上了年纪的相国们管理着的国家;它没有野心,唯一所希望的就是能在欧洲大地上,抵御所有激进变革的冲击而完好无损。”再者,哈布斯堡王朝是个亘古不变、秩序井然的社会。同样是在茨威格的笔下,还有类似的描述:“那是个让人有安全感的黄金时代。在我们几乎有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帝国,一切看起来都恒久长远,国家本身就是稳固的保证……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拥有什么,能得到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所有的一切都中规中矩、有条有理。”长幼尊卑各守其位,上行下达令行禁止,维持这种秩序的并非严刑峻法,而是人们心中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传统价值。
(下转B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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