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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B02版)
民族和种族主义盛行
在流亡中营造乌托邦
在罗特笔下的“哈布斯堡神话”中,与希望对立的是现实中的绝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好的家园变为废墟,帝国分崩离析,百姓流离失所。对一个犹太作家而言,这种绝望首先归咎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短篇小说《皇帝的半身像》中莫施丁伯爵与犹太人萨洛蒙的对话中,民族主义者被说得一文不值,甚至不如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猴子。而正是极端排他的民族主义在一战后甚嚣尘上,这是一种缺乏理智和人文情怀的意识形态,是欧洲人与人、国与国间隔阂敌视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战后在哈布斯堡王朝废墟上形成的许多新民族国家,正如莫施丁伯爵回忆录中的“小格子间”,令人感到局促不安。当时的欧洲,民族主义者以革命为口号,到处制造事端,使欧洲充满着血腥暴力和尔虞我诈。从一战后初期的革命,到希特勒夺权当政,直至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生当此时的人绝望痛苦,而犹太人则还要面临更为可怕的种族灭绝。现实社会中虽然不乏各种信仰和思潮,但却是个传统价值缺失和被否定的时代。在人们放弃了建立于人文精神之上的传统价值后,纳粹主义等极端思潮的传播和泛滥才会成为可能。这正是令作者感到绝望,也希望能警示世人的地方。在罗特眼中,时代的发展并不等同于进步。他书中现代都市所展现于世人眼前的文明,只能够满足人不断膨胀的欲望。而欲壑难填的各种野心造就的是一群对现实不满、渴望出人头地的战后世界的新主人。
果不其然,在混乱的政局中,得势崛起的是法西斯。1933年1月30日,在希特勒被任命为魏玛共和国总理的第二天,罗特便乘早班火车离开了柏林。同此后其他许多左翼和犹太出身的作家一样,罗特开始了寓居他国的流亡生涯,并同他们一起形成了流亡文学中的主要创作群体。在去国流亡的日子里,罗特对逝去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向往更是日益强烈。而他对过去时代美化、理想化,甚至乌托邦化的创作思路,往往为同时代的左翼作家所诟病,认为这是一种逃避现实,毫无斗志甚至自暴自弃的保守态度。他们认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是两大黑白分明的阵营,非此即彼,绝无中间路线。在当时,凡是不直接批判纳粹德国政府的作品和作家,常被扣上思想守旧的帽子。其实,罗特对现实有着清楚的认识,自始至终也不曾抱有任何幻想。他在给许多朋友的信中都对时局做出了准确的分析,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生灵将受涂炭。他不认为希特勒政权会在短期内倒台,因而需全力投入与纳粹的斗争,不做任何形式的妥协。流亡生活虽然艰辛,但罗特笔耕不辍。一方面,他写出犀利的文章鞭挞纳粹当局,指出什么是恶;另一方面,又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一个理想世界,告诉人们什么是善。在后一点上,罗特与左翼作家也有根本的分歧。因为他所塑造的哈布斯堡神话,在左翼人士眼中恰是封建残余势力的堡垒。
在与德国纳粹的斗争中,罗特的思路和做法的确与众不同。他认为只有恢复已经崩溃了的奥匈帝国,才能真正从根本上与纳粹抗衡。因为纳粹政权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是独裁与暴政,而奥匈帝国的传统却恰恰相反,它的基础是多民族共生,具有宽容和包容性,这正好与纳粹德国的理论针锋相对。此论一出,复辟的帽子随之而来,保守落后的标签更是躲不掉的。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有其合理性。罗特以“秋风宝剑孤臣泪”的决绝与担当,不停歇地在文学创作中营造出了乌托邦式的“哈布斯堡神话”。
重建帝国梦破碎
在失望中酗酒去世
罗特作为没落帝国的歌者给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献上一曲挽歌,这对本身在困苦中挣扎的流亡作家而言已显得不合时宜。而罗特并未就此止步,他还想把神话变成现实,试图恢复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早在1933年,罗特就在给茨威格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打算,而且还试图通过当时奥地利共和国的总理多尔富斯(Engelbert Dollfuss)恢复帝国,但对方对此并不感兴趣。后来,他还曾潜回维也纳,联系同志,希望重建帝国,恢复哈布斯堡王朝,以此来与纳粹抗衡。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随着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而灰飞烟灭。甚至在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一年后的1939年初,罗特还试图从奥地利流亡者中招募士兵组建军队,通过恢复哈布斯堡王朝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后来,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人奥托·哈布斯堡也曾在回忆中赞扬罗特为此投入的精力和做出的努力。
然而,神话在现实里终究难寻容身之地,罗特最终还是落得个“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的结果。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纳粹政权如日中天。先在萨尔区通过公民投票赞成归属德国,旋即德国宣布重新武装,并单方面取消了《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同时,纳粹政府还与法国、波兰等邻国签订了一系列和平条约。希特勒不但巩固了政权,而且骗取了德国国内大众的好感。今天的读者可以设想,当罗特落笔写下《皇帝的半身像》和《先王冢》时,面对那个吞并了原先哈布斯堡王朝疆域的纳粹德国的所谓“文治武功”该是何等绝望。希望与绝望像对孪生兄弟,在罗特作品中交替出现,而现实中的作家也经历着二者的此起彼伏。但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尤其是在失望取代希望时,受伤最深的莫过于诗人自己。就像《先王冢》中的主人公最后所说:“现在,我应该去哪儿,我,一个特罗塔?……”在希望中创作,在失望中酗酒,罗特最终毁了自己的健康,于1939年在流亡地法国首都巴黎去世。
罗特笔下的“哈布斯堡神话”与历史上的哈布斯堡王朝出入颇大。前者取材于历史,但又不恪守史实,于是才会有读者眼前政治清明、人民和睦、疆域广大的理想社会。其实,神话与现实在罗特的生活中从来都纠缠不清。就连自己的身世,罗特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讲述。有时他说自己是波兰贵族与犹太人的私生子,有时又称自己一战时曾当过俄国人的俘虏。时至今日,在有关罗特的生平介绍中,依然可以读到类似的“神话”。
同样,罗特的文学世界也被世人按照不同需求和取向进行解读。尤其在流亡时期,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都将他视为知己和同志,以至于1939年罗特死后的葬礼上出现了混乱的一幕。天主教牧师、犹太教经师、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人奥托的代表、左翼人士、复辟分子都出现在了他的葬礼上并致词,歌颂他为各自阵营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造化弄人,“哈布斯堡神话”中的共存现象居然以这种形式在罗特身上得以印证。
当上世纪发生的一切成为历史后,我们重读罗特,则能对那个时代、那场战争造成的灾难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作品不仅能帮助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更好地理解罗特作品中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所载有的价值与意义,也能引领读者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奥地利的历史和文化传承。
□刘炜(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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