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人性的善，才能平复混乱

　　1939年去世以后，作品曾颇受关注的罗特销声匿迹，就好像他和那个混乱时代一道消散了。经过长期的被忽视，上世纪七十年代，罗特的作品终于在德国再版，而被译介到别国则等待了更久。其作品中文版的出现，会让我们对德语文学产生新的了解；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历史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以及包容、共存和人性之善的重要性。

　　新京报：一战后，罗特有一段令他引以为豪的记者生涯，这一经历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刘炜：罗特早期的文学创作显然与同时在《工人报》上发表的新闻稿相契合，二者着意刻画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尤其是战后归乡者在大城市里的挣扎与不幸。而罗特后期作品中对群盲的批判以及对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怀念，同样也可以在新闻写作中得到印证。

　　罗特作为记者在发出新闻稿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收集了大量的素材。1926年的苏联见闻，就出现在此后创作的带有明显新写实主义风格的小说中，如《无尽的逃亡》《右与左》《沉默的先知》等。同样，罗特在老帝国东部加利西亚地区的采访和报道，也奠定了他笔下“哈布斯堡神话”中边疆区所具有的标志性描写。那种天高云阔的苍莽辽远不仅出现在名篇如《拉德茨基进行曲》中，同样还见于《草莓》《皇帝的半身像》等短篇。

　　新京报：均生于十九世纪末，卡夫卡和穆齐尔的写作是现代主义的，而罗特比较传统，纳丁·戈迪默说，“罗特的作品全面描绘的人类悲剧远非现代小说技术所能企及”，罗特的写作特点是怎样的？

　　刘炜：卡夫卡并没有经历法西斯上台后的独裁统治，也无法真正设想日后犹太人经历的苦难。他没有罗特那样悲惨的家庭变故，更没有罗特那样对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深沉的眷恋。罗特的文学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战后到1925/1926年的苏联之旅为第一个创作时期，此时的罗特世界观明显左倾，底层民众的不幸、挣扎与反抗跃然纸上。1925/1926年的苏联之旅后，罗特的世界观有所转变。作品中新写实主义的痕迹明显，在此时期出版的几部反映现实的小说《无尽的逃亡》《右与左》《沉默的先知》中，罗特对时代的批判从社会批判逐渐转变为对人性恶的批判，以及对社会群盲现象的批判。同时，在罗特的笔下，没落的哈布斯堡逐渐成为了他理想化的精神家园。

　　1933年希特勒上台，罗特离开德国流亡国外。直到1939年因病去世，罗特以手中的笔与纳粹德国进行了顽强的抗争。流亡法国时，罗特创作了历史小说《百日》。他希望以史为鉴，警告世人独裁与群盲相结合会带来怎样的灾难。与此同时，罗特继续为“哈布斯堡神话”添砖加瓦，为已经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献上一首首挽歌。

　　新京报：罗特的写作受到哪些作家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里？

　　刘炜：在早期写作方面，罗特受到同为左翼作家的舒尔茨（Hugo Schulz）的影响很大。据同为流亡犹太作家的摩根斯坦（Morgenstern）回忆，罗特在舒尔茨面前就像一个腼腆的小学生。后者不但影响了罗特早期世界观的形成，而且教会了罗特饮酒。此外，罗特还曾对摩根斯坦回忆起自己的文学之路，提及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影响，认为是后者使自己茅塞顿开，知道了如何写作。同时，海因里希·曼也被罗特视为榜样。就此而言，年轻罗特的写作特点更接近19世纪末期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1926年苏联之旅后，罗特的世界观转变明显。在文学创作上，他的写作也日趋成熟，自成一家。

　　新京报：库切认为，《先王冢》是“《拉德茨基进行曲》的有点苍白的续篇”，而纳丁·戈迪默则有着不一样的看法，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聂华：两人的意见颇具代表性。评论该书是续貂之作的观点主要集中于《先王冢》的视角狭小及人物形象苍白上，认为小说主人公弗兰茨·费迪南·特罗塔一直以“自白”的方式喃喃自语，不像《拉德茨基进行曲》那般波澜壮阔。库切等人的观点自然基于其阅读偏好或创作倾向。作为一名读者，我赞成戈迪默的评价，她说：“（罗特）的核心作品《拉德茨基进行曲》和《先王冢》实际上是一部，它们各自完美地自成一体，作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又超越了各自的美妙。”

　　出版于1938年的《先王冢》是罗特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此时，他的创作技巧更纯熟，思想更精粹，作品虽然从小视角出发，却精妙地呈现出一战前维也纳醉生梦死的颓废之气，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前哈布斯堡王朝治下之民的经济匮乏、精神苦难。我也并不认为小说人物形象平面化，作品对特罗塔的心理描写非常深刻，通过他的内心独白以及人物互动，许多生动的人物跃然纸上。我认为：《拉德茨基进行曲》与《先王冢》宛如硬币的两个面，彼此成全，一起构成了特罗塔家族的史诗。

　　新京报：在小说结尾，战争让原有的所有秩序崩塌，主人公问了一句：“现在，我应该去哪儿？”这个发问带有哲学意味，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聂华：阅读《先王冢》，读者会发现文中许多句子都颇具哲学韵味，思想凝练，嘲讽的语言中带着凄美，很好地表现出罗特对故国家园的哀思以及对无常命运的拷问。

　　我们要注意小说中的暗线，即主人公特罗塔从1913年至1938年所经历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在一战后分崩离析，1918年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风雨飘摇，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在维也纳被纳粹德国占领的那个夜晚，孤独的特罗塔离开空无一人的咖啡馆，不知不觉再次来到埋葬着老皇帝及其他哈布斯堡皇室成员的卡布济教堂，然而教堂地下的皇家陵寝已经关门了，教堂的修道士驱赶他离开，国破家亡，他无处可去，只能如此喃喃自问。老皇帝已死，昔日哈布斯堡王朝的荣光荡然无存，这个国家将何去何从？哪儿才是祖国与故乡？这句话既是叙事中的写实，又表达了特罗塔无处安放的精神，同时折射出罗特何以为家的绝望以及恢复奥匈帝国昔日光辉的政治企望。

　　新京报：在翻译、阅读罗特的过程中，他带给你最重要的感想是什么？

　　聂华：我在阅读、翻译过程中，深刻感到罗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被低估了，《先王冢》的文学价值也被低估了，作家与作品的深刻思想内核仍旧值得挖掘。罗特不应该是文学史上仅被一笔带过的人物，他已经被忽视太久。

　　新京报：《百日》是一部历史小说，这一小说类型在当时比较时兴，很多作家都写过，当时的历史小说有哪些特点？

　　吴慎：一战之后，由于纳粹主义的兴起和希特勒的掌权，德国国内许多持不同意见的作家为了逃避迫害，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流亡，约瑟夫·罗特也是其中的一员。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历史小说成了许多流亡作家偏爱的文学体裁。一方面，知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题材能快速拉近流亡作者与陌生读者群体之间的距离，有助于快速打开市场。也正是如此，从柏林逃亡巴黎后，罗特出版了这本描写拿破仑“百日王朝”的历史小说《百日》（虽然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流亡作者也希望能通过历史小说完成在故纸堆里反思现代、借古喻今的使命，罗特描绘的虽是法国历史上激情而短暂的“百日王朝”，但事实上也未曾忘怀他一贯擅长的“哈布斯堡神话”。

　　新京报：罗特处理历史题材时，往往有着美化历史的趋向，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吴慎：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罗特美化历史是为了实现他的写作意图。在《百日》一书中，罗特正是借由历史小说借古喻今的特性，表达他对于纳粹暴力政权无言的抗争。当我们在阅读《百日》的时候不难发现，罗特笔下的拿破仑形象和广大读者心目中对于拿破仑的形象是有较大出入的。事实上，这正是作者想要达到的写作目的之一。他曾对该书的法语译者布朗什·吉东（Blanche Gidon）说：“我想‘改造’拿破仑。我想把他从一个神变回一个普通人，而且是一个不幸福的普通人。战败的拿破仑是一具自我贬低同时又在自我升华的灵魂。”在罗特的笔下，拿破仑会懦弱，会哭泣，会伏在母亲的怀中寻求安慰。到了后期，罗特笔下的拿破仑甚至经历了一条从“凶徒”到“圣徒”的心路历程——在圣父面前，他明白了暴力和皇帝终究是短暂的，唯有教会才是永恒的。在书中，滑铁卢战败后的拿破仑说：“那些我过去一直相信的东西，我现在再也不信了：暴力、权力和成功。”这也正是罗特想借拿破仑之口想要表达的：虔诚的信徒由于遵循传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因为能将自己的人性本善发扬光大，唯有如此才能平复眼下混乱的时局。具体说来，罗特所找到的解决之道就是：回到那个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他笔下似乎“井然有序且多民族和谐共存”的奥匈帝国时期。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