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体制”与战后日本经济的兴衰

　　日本是亚洲现代化的一个特殊存在，即便在“失去的二十年”里不断蹉跎，日本依然是值得研究的谜团。它是唯一一个与美国进行航母决战的国家，也曾经是美国经济战的主要对手，同时它又是美国在东亚的铁杆盟友。上世纪，日本在二战后的废墟中强势崛起，金光闪闪的80年代到处充满着“日本第一”的炫耀，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病”成为世界经济研究的新课题。兴衰荣辱，一念之间。

　　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经历过东京大轰炸的生死考验，也有在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历，更有在大藏省工作的体验。对于日本经济，他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理解战后日本经济兴衰逻辑，足以给其他国家提供镜鉴，也能为日本的未来找到可能的方向。他的《战后日本经济史》并不是典型的经济史教科书或者著作，而是一个经济学家或经济部门官员的自述和感悟。

　　这本书虽然有图表，偶尔也会有一些经济学术语，但更多的是讲经济常识，就像一个过来人讲述自己的学习、工作经历，经历繁华与衰败之后的痛彻感悟。在书的末尾，他将日本经济的兴衰总结为“对劲儿”还是“不对劲儿”：“我想用‘不对劲儿’这个词表达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就是‘这种情况明明不可能持续下去，可人们却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而且不可能持续的情况也竟然一直在持续’的感觉。”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不对劲儿”呢？就是80年代，那个日本四处出击，想买下全世界的时代。

　　1940年体制

　　战时经济政策的罪与罚

　　野口悠纪雄最先提出日本经济陷入“泡沫”之中，就是因为日本的发展和繁荣“不对劲儿”。“如果不劳而获的人越来越多，就说明社会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8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就属于这种情况。运用理财技术就可以不付出劳动而获得收益，或者依靠空手套白狼地开发高尔夫球场，就可以累积起庞大的资产，甚至倒买倒卖美术作品也能获得巨额利润。”日本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源于日本人的勤劳苦干，当“勤劳致富”被人嘲笑的时候，经济发展就脱离了常识，原因很简单，整个社会的资源和财富并没有增加，一些人一夜暴富，就意味着很多人跌入贫困之中。这个观点跟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不谋而合。

　　“横看成岭侧成峰”，要对身处其中的历史进行研究，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野口悠纪雄提供了两个视角，一是“狗眼”看社会，讲述自己经历的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的变迁，这是近乎田野调查的方法；二是“鸟眼”观天下，俯瞰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这既是本书的两条线索，也让经济史的叙述具有故事性，经济史终归是关于国家、群体以及个体的体验。

　　“鸟瞰”战后日本经济史，野口悠纪雄发现了巨大的“秘密”，那就是“1940年体制”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进一步说，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依赖的还是战争期间形成的一套体制和规则。时至今日，日本经济体制还没有超越1940年，包括安倍晋三上台之后的改革也是一种“返祖”的改革，不是超越，而是回到1940年体制。这也是“不对劲儿”的事情。

　　什么是1940年体制呢？“1940年体制在战争时期确立，是旨在全面支援国家战争的经济体制。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其目的被变更为增强经济实力，特别是生产能力。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以官僚为核心的战时体制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体制就是一种战时经济体制，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指向，那就是为了胜利，战时经济体制的核心就是要形成有效的“国家动员体制”，是组织，而不是市场，扮演了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

　　1940年体制在日本战败、美国占领之后并没有被摧毁，这一论断与主流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别。很多人认为，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经历了美国占领军的改造，包括拆散财阀，实现民主化等。但是，野口悠纪雄认为，美国占领当局并不了解日本经济体制，而执行所在改造计划的人基本还是原先的经济官僚机器，战后日本有20多万公职人员被解职，但是大藏省只有几个人离开。占领当局懂日语的并不一定懂经济，懂经济的不会日语，虽然本尼迪克特提供了一本《菊与刀》作为美国人了解日本的指南，但是《菊与刀》只是关于日本的文化和心理，而不是经济。

　　1940年体制的核心要素，包括以银行为中心的融资体系、大企业的垄断地位、比较平均的农地体制等。这些制度在战后日本基本保留下来，并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大藏省不仅负责财税制度，还管理金融体制，在日本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大藏省扮演的角色要远远超过通产省，这与之前查莫斯·约翰逊的论点有很大差别。后者认为通产省起到了很好的产业规划作用，从而让日本成为发展型国家，这一理论也被用来解释东亚经济发展之谜。

　　在野口悠纪雄看来，战后日本经济的起落其实就是1940年体制的罪与罚，为什么在50至70年代日本经济可以高歌猛进呢？日本的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当时主要的产业是钢铁、造船、化工、机电、造船等重化工业，“这些领域都有利于大型企业利用垂直一体化管理方法提高生产效率。因此，经济活动不以通过市场的合作为主，而是主要以大企业内部的职能分担和合作为核心。”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符合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组织需要的，无论日本还是德国，基本都保留了战时的经济体制。而日本的“银行中心主义”的融资体制，通过低利率和特殊的资金分配方式，也就是“金融抑制”为大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外，日本在战后迎来了非常宽松的环境，一是朝鲜战争的军需经济提振了日本的工业化，二是美国市场对日本的不对等开放。内外因素相呼应，使得日本的赶超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

　　失去的二十年

　　比经济停滞更可怕的是思维怠惰

　　可以说，一直到70年代，1940年体制都在帮助日本经济不断发展，转折点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40年体制使日本挺过了70年代“经济滞胀”的考验，却落入路径依赖的陷阱。50至60年代，冷战之下，日本加入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之中，简单来说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体系，资本和金融市场比较封闭，自由贸易体制基本确立。在这个市场上，预期是比较稳定的，勤劳致富是可能，日本民众辛勤劳作就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可以和美国人民一样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致命的难题，那就是在固定汇率之下，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均衡的，尤其是日本、德国经过二十年快速发展，改变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结构。黄金-美元本位最终的崩溃，表面上是美国的赤字，也就是大量的美元外汇在美国之外，美国的黄金储备难以“覆盖”这些美元外汇储备。“世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量增加，所需货币数量急剧增多，而黄金作为货币的价值尺度，其流通量却仅有微量增加。这是导致美元停止兑换黄金、金本位崩溃的真正原因。”而在70年代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最终后果就是固定价格体系的崩溃。

　　野口悠纪雄并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对日本有直接和巨大的影响，因为在70年代日本经济还是不错的，顺利挺过了石油危机。日本之所以能够应对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胀，一是日元升值，二是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工会和公司管理层团结一致，把公司的生存问题置于个人薪水问题之上，从而避免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也因为日本在70年代优异的表现，对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礼赞”成为主流。然而，70年代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经历了金融化的历史性变革。这一变革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日本的1940年体制走向了世界经济潮流的背面。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为代表的自由化改革，打破了原有的金融市场格局。经济发展的纽带从组织转向市场，英美两国都是金融化的代表，金融化的世界是一个等级性的霸权秩序，必然有一个垄断者存在。

　　野口悠纪雄并不认为“广场协议”摧毁了日本经济的奇迹，而是日本没有及时调整商业发展模式，也就是超越1940年体制。对于日本经济面临的问题，野口悠纪雄自称也没有参透其中的原因，但是他坚持的一个核心观点还是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主要原因是本国的改革没有进展。比经济陷入泥潭和困境更困难的是思维怠惰以及对1940年体制的历史迷思，“在新的经济环境中，这样的增长战略毫无作用。”

　　日本战后70年的经济史，提供了一个可以观察的“标本”，而对历史的解读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智力游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日本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对日本是有意义的总结，对于当下的中国，同样可资借鉴。

　　□孙兴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