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时刻准备突破舒适区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新京报独家专访了文体娱领域的四十位“先锋”人物，他们分别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创新和耀眼的成就。新京报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陆续推出这些改变了时代的“先锋”人物专题。时评版会对应这些专题，刊载记者与这些人交谈过程中的生动细节，展示他们的过人魅力和精彩人生。

　　记者曾多次和杨澜面对面采访，每次都感到自如且舒适。她会微笑着聆听你提出的每个问题，即便面对范围略大的提问，她也会耐心地帮你重新梳理，并给予出色的回答。自1990年从事媒体工作至今已有28年，杨澜几乎从未在拍摄时出现过状况。镜头前的她总是不紧不慢，时刻保持优雅和从容。面对刁钻的采访对象，她也可以用充分的功课和婉转的辞藻，轻易突破受访者的内心防线。

　　在采访当日，杨澜很早便到公司处理事务。镜头外的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除了陪伴家庭，几乎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从媒体人跨界为文化企业家，做慈善、录制节目、拍摄人工智能纪录片，杨澜每一年都将自己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在这样一个技术发展迅速，各类产业都在因人工智能的冲击而被重塑的时代，无论男女，终身学习都已经成为了必备的能力，甚至是一种生存本能。”

　　读书扩大了认知世界的维度

　　在杨澜的采访中，她多次提到，改革开放给她带来的最大影响之一，便是能够阅览世界群书。改革开放初期，当中国刚刚开始对“书”和“知识”不再加以限制的时候，杨澜正被国外哲学书籍中严密的体系、澎湃且诗化的语言所吸引。“例如《浮士德》某种程度上正是代表了人类对于真相的不断追求，当时对青春期的我们有非常大的冲击。”

　　而杨澜对于媒体行业最初的热爱也来源于读书。1980年，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曾来到中国访问邓小平，这位擅长采访政坛人物，并以尖锐敏感的采访风格著称的女记者从此开始被更多中国人熟知。而杨澜也是在中学阶段接触诸如法拉奇等优秀新闻人的采访著作，他们让杨澜第一次感知到媒体的力量。“所以1998年我开始做《杨澜工作室》，后来成为《杨澜访谈录》，其实也是受到这些书籍的影响。”

　　即便是成为媒体人之后，杨澜也借工作之需阅读了不少书籍。例如她曾采访经济、医学等各领域著作等身的学者们。虽然这些书籍的专业性极高，文字也略生涩难懂，但杨澜总是可以钻研其中，“读书和采访一样，都扩大了我对世界认知的维度。你看到的越多，受到激励的可能性就越大，你也会探索出自己更多的潜能。”

　　改变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199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杨澜曾接到不少美国电视台的工作邀约，但在美国的实践经验让她感觉，文化身份的认同、地域环境所带来的共鸣性，才是媒体人最不可或缺的情感连接。“即便你语言过关，专业能力过硬，你依然很难在陌生的环境下成为另一种文化的记者，而我是中国人。”

　　因此杨澜选择回国，并创办了《杨澜工作室》节目。她希望用中国记者的身份，采访全球各领域的精英学者，记录这个时代。虽然对外开放政策让很多外国人都愿意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但节目创办初期的邀约还是非常困难，大多需要靠杨澜一次次碰壁，拿自己的能力作为敲门砖。曾有一次，杨澜采访一位研究艾滋病的华裔科学家时，原本定好的中文采访却在采访前两小时被改为英文。当时她汗毛都竖了起来，因为这意味着她必须在两小时内掌握大部分艾滋病病理学的英文术语，“那些单词夸张点说，都是十几二十个字母，且全都是拉丁语词根。”但幸好最后她还是做到了。

　　接受过杨澜采访的英特尔前CEO安迪·葛洛夫曾透露，来访中国后有两件事改变了他对中国的认知，一是看到联想第100万台电脑下了生产线；第二是没有想到中国有如此出色的女记者。

　　脱离舒适区是年轻的魅力

　　在记者提出的所有问题里，杨澜思考时间最长的是“改革开放后，你做过哪些逆流而上的事情？”她说，1994年她毅然从央视辞职出国留学，在那个年代看似是“逆流而上”的选择。当时她只是渴望见识世界，而不是舍不得自己已经得到的。但这并非杨澜唯一一次“逆流而上”。1999年《杨澜工作室》一炮而红时，她却决定转型成为一名创业者。当时国内民营文化传媒企业的生存空间十分狭小，只有广告公司、电视剧制作公司等才能分到一杯羹，更不要提很难靠收视率去争夺资源的历史、文化节目，“现在想来那时确实很有勇气，因为做出好的文化节目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2016年初，杨澜又开始筹备人工智能专题纪录片，只因曾有一篇报道说，未来50年内，人的思想可能会变成算法，被储存在电脑上。杨澜很好奇，未来人是不是就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永生？当时外界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认知尚浅，而杨澜却不惜耗费一年时间，阅读了30多本人工智能领域的书籍，带领团队走访了五国二十多个城市，采访了80余位人工智能一线专家。直到2017年，中国棋手柯洁挑战人工智能机器人阿尔法狗，“人机大战”成为新闻头条，杨澜的纪录片《探寻人工智能》恰好播出，其前瞻性之高引发一片热议。

　　杨澜每一步好像都踩在时代潮流之上，没有快一步，也没有慢一步。在记者看来，杨澜其实始终让自己处于探索和沉淀之中，时刻准备突破舒适区，创造更多价值。“虽然当你为了做有价值的东西而放弃舒适的环境，去探索一些未知的冒险时，可能会摔得比较痛，但并不后悔。”正如记者问及她是否希望自己的孩子子承母业时，杨澜直言她更希望孩子们去摸爬滚打，做自己想做的事，“哪怕这个梦想在某一些阶段显得非常不实用，或找不到谋生的方法，但年轻时就是需要去勇敢追求自己的目标。”

　　□张赫（新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