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真男 保持对政治的怀疑精神与决断能力

　　丸山真男（1914-1996）系日本战后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对日本现实政治的分析和看法，深刻影响了战后日本政治学的走向。他在东京大学法学部执教二十余年，弟子门生众多，也由此诞生了“丸山学派”。他的文章入选日本中学语文课本，著作被列为大学生必读书目，曾有一个说法，“如果不谈丸山真男，战后日本思想史就无从谈起。”

　　他的言论之所以被如此重视，自然源于其思想的深刻与独到，他亲身经历了日本从法西斯主义兴起到疯狂对外侵略，再到覆灭和振兴的全过程。《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是丸山真男的代表著作之一，收录了他自二战结束后约十年间发表的有关政治学及现代政治问题的主要论文，书中颇多启人心智的深沉思考。这本业已成为日本政治学经典的作品，同样源自丸山的人生亲证，它深深扎根于现代政治理念之中，是一本在深刻经验中思考政治、平实而富有洞察力的著作。

　　洞见日本法西斯的症结

　　此书的开篇主题是“现代日本政治的精神状况”。这部分鲜明呈现了“丸山政治学”最具现实感和创新性的理论侧面：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在深创经历后进行痛彻反省。

　　丸山年轻时遭遇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勃兴。恰逢此时，他展开了政治理论的思想旅程，直面惨痛经历，既是人生基调，也是理论召唤。法西斯主义是当时日本学者都无法逃避的问题，但独具只眼何其难矣。这需要论者首先沉入亲身经验之中，同时又能跳出狭隘经历进行清醒反思。以前者，丸山在日本的现代转型、国家崛起的大背景中切入日本法西斯主义问题；以后者，丸山建构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关联分析框架，并经由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共性的揭示，而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殊性给予了令人信服的阐释，进而对日本法西斯败亡后责任的流失做出了深刻解释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丸山指出，近代日本的兴起，与国体论的流行有密切关系。日本近代国体的建构，与天皇制内在勾连在一起。塑造直接代表国家的天皇，成为日本政治思想与行动的主轴。“上定君权，下限民权”成为国家建构的行动宗旨。“国家成为伦理的载体，是唯一具有价值判断的决定者。”此间，个人不被承认，自由亦不存在。这样的观念渗透于社会，也侵蚀了日本。伦理与权力贯通，任何暴虐的行径就大门洞开。当接近天皇而非服务公共成为统治阶层意愿时，愚忠就势不可免。日本军队全力培养这样的忠诚感，并以此塑造军人的优越感。一种唯命是从的个人诞生了，一种完全丧失责任伦理的行为模式落定了。层层向上转移责任,而反过来又层层向下转移压抑的机制，让规则意识荡然无存。“天壤无穷”是这种理念的不断延展，“皇威武德”强化了征服冲动，极端国家主义便与法西斯主义携手，让日本走上不归的侵略道路。

　　在丸山看来，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在大正时期就以民间右翼运动萌动，中经昭和初期军部势力的推动，最终在二战时期趋于高潮。他从共性与个性上对之展开分析。德意日法西斯的共性是：排除个人主义，反对议会政治中的自由主义，主张对外扩张，赞美战争，强调民族神话和国粹主义，排斥全体主义下的阶级斗争。但分析的精彩处还在他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特殊性的剖判：一是家族国家与忠孝思想促成的绝对国家的意识形态；二是农本思想占据极大优势下让国家主义深植乡土，国家统治与自治主义悖谬地统合起来；三是基于大亚洲主义的亚洲各民族解放的自我期许。正是这些因素撮合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让军部势力可以借助上述动力推动法西斯运动。

　　但与德国法西斯不同的是，日本法西斯运动依赖的不是社会底层、失意者和法外人群这些“渣滓”，而是受教育层次很高、居于国家上层的“精英”人群。一种“上层的法西斯化”压制住了“自下而起的法西斯”，塑就一种官僚、军部与政党沆瀣一气的法西斯体制。上层政治之成为“翼赞政治”就此得到解释。由精英联手并自赋德性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成为一种由皇道、国德装扮起来的、“欲善而常为恶”的不担责的政治形态：既屈服于所谓“事实”、处处顺从；又逃避权责、安于伪善。在无主体、随大流的情境中，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体责任伦理便消逝于无形。这是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无人主动承担责任的卸罪场面出现的重要原因。可见，日本上层精英人群缺乏政治灵魂与行动判断力，导致了多么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不正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症结所在吗？！这对那些无视个人价值、极力倡导忠孝理念的人们，不啻是严厉告诫。

　　透过意识形态看政治学

　　丸山的人生经历岂止日本法西斯的猖獗。战后日本陷入“占领军民主主义”的僵局，一方面不得不服从美国的政治意志，另一方面不得不致力寻求日本的民主主义政治出路。前者导致日本毫无反抗能力地加入冷战，后者明显增强了日本人探寻民主前程的难度。这对一个必须直面战争罪责，同时必须面对强大政治张力的政治学家，是有着迥异体验的现实处境。

　　丸山对二战后的政治学，力图超越意识形态对垒而进行冷静审视。这让他显得有些偏离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呈现出左倾的色彩。丸山自己确实深受战前流行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此书的字里行间，马克思主义不仅以见惯不惊的术语自然流出，而且在方法上也可以直观体认出来。更为重要的是，丸山在分析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尝试中，心存一种纠偏的意欲：一方面纠正战后西方文化与共产主义的悲剧性对抗，另一方面纠正人们对俄国革命的偏狭理解，再一方面纠正人们对苏联、对斯大林的刻薄评价。这样的政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反潮流的理论故意。但透过丸山刻意的反潮流，人们可以看出他的分析切中情理的独具只眼。

　　丸山的相关评断，与英国社会主义理论家拉斯基联系在一起。他深受拉斯基政治理论的影响。后者是一个曾经强烈赞许苏联，跟着又对之持明确批评态度的英国社会主义学者。拉斯基无疑是同情俄国革命的，将之视为一场消除剥削、通向平等的伟大实验。他特别赞赏苏联社会表现出的那种人人积极向上、充满欢乐、处处自信的状态。只不过他对苏联模式的世界认同前景秉持审慎立场。但以苏联为参照，拉斯基愤怒地批判了自己所在的英国政治。不过在批判中，拉斯基始终坚守个人主义的信念，这种看似矛盾的取向，在丸山那里得到一个似乎有力的解释：拉斯基不过是想超越“正统”的自由主义和“正统”的共产主义，寻求一条与现实更为相宜的政治进路。拉斯基对西方价值心生绝望，故有称颂革命之举；但同时他又力避铁和血基础上的国家主宰，故有“同意的革命”之说。这样的理论尝试，对丸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在方法上拒绝拉斯基，但在理论阐释上深受其影响。丸山不想让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政治学束缚自己，他试图在意识形态之外发现各种政治理论与实践模式的优长短拙，进而发现一条更为通达的民主主义道路。

　　这让丸山身上的左倾色彩有形无形中增强不少。此书序言作者柄谷行人就将丸山认作社会主义者。这是误读了丸山。丸山不过是力图保持一个政治学家的反思平衡能力。他不想过于指责苏俄革命，犹如他不想提升其普适意义一样。对丸山来讲，让人记忆犹新的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可歌可泣，不应如此快速被人忘记。同理，苏联“党的独裁”除开初期稳定政权的需要之外，也没有进一步的辩护理由。正向与逆向动力相互作用的政治力学，总是让某种政治模式在有所斩获的同时付出沉重代价。况且从大处讲，苏联模式与西方基督教的暗合，也让人不能对之一概否定。“在褒贬之前，首先需要理解”。对法西斯是如此，对曾经反法西斯的苏联以及斯大林，也应如此。何况在麦卡锡主义流行的美国，法西斯的倾向颇让人忧惧。这兴许是丸山方法论自由主义的必然取向？！

　　人如何过政治生活

　　丸山认为，政治学之必要和重要，就在于人必须过政治生活。人身处政治之中，必须借助政治学以明其理。因此，政治学不是概念游戏，而是基于言论自由、揭示政治真实面目的科学研究。

　　他指出，日本政治学的欠发达，就是因为日本国家权力的唯一正统主体即天皇，处在学术分析的范围之外，因此议会就像演戏一般，政治就此无法给政治学研究提供有效素材，关乎政治权利的发生、构造及合理依据这类政治学的根本问题，根本无法被科学地研究。政治学界所做的事情，大概就是概念游戏或径自膜拜欧洲教科书，并对之做一些抽象的解释。这就窒息了政治学的科学活力，且降低了现实针对性、解释有效性。而日本的政治研究者，基于现实需要，总是致力跟权力高层搞好关系。政治学的悲剧性命运就此注定。

　　丸山强调，“政治学必须处理眼前大量活生生的素材”，这是古今一切具有原创性的政治学家共同开辟出的理论通路。同时，一个政治学家“在其内心引导他的必须是真理价值才行”。这样才能避免政治学研究成为闲人自娱、屈从大众或宣传煽动。政治学研究必有的现实品格需要保障，理论与实践的贯通需要敬重，拒绝做政治势力奴婢的传统需要信守，如此才能做出高品质的政治学研究。

　　之所以需要如此认真地对待政治学研究，不仅是一个学术品质高低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它直接与人的境况勾连在一起。一方面，政治学研究自古至今都以“人”为基本主题。另一方面，政治学研究揭示了现实中人的真实面目——不是天使，有些肮脏。因此，对人性善恶的准确把握，便成为人们准确理解政治的人性指南。再一方面，只要人处在组织化行动的状态中，政治学研究就需要揭示组织领导力过强与孱弱的弊端，揭破专制与无政府的两极说辞，揭穿政治物理手段的必须与局限。丸山相信，现代政治总是围绕唤醒被统治者内心同感的“米兰达”展开，因此，对纳粹德国的这类举措应怀抱警惕；即便是对自由政体来讲，人们也需要对政客们的如簧鼓舌保持警觉。

　　政治无处不在，但政治并不让人感到亲切，让人乐意生活于其中。政治的不干净与人性的肮脏相互伴随。因此人们总是想逃避政治。对此丸山断然认定，在追求效果且彼此敌对的政治氛围中，“如果惧怕这个考验，企图逃离所有的政治动向，那结果反倒是给自己头上招致最恶劣的政治统治。”深刻反省法西斯运动和苏东社会主义成败的丸山，是多么勉力鼓动人们积极投入政治生活。他在权力与道德、支配与服从这两个现代政治学的基本主题分辨上，促使人们免于犬儒的诱导，善于处理国家统一与个人自由的紧张关系，乐于接受指导而拒绝屈从，致力捍卫权力的公共特性，全心寻求大政治与小政治的平衡，以“恬静的勇气和清澈的目光”打量政治、尤其是权势人物。由此保持自己的怀疑精神与和决断能力，真正履行自己必不可免的政治责任。这是丸山基于一个剧变时代给政治人类最佳的提点。

　　“丸山政治学”的旨趣

　　在日本政治学界，丸山真男的影响力颇为昭著，“丸山政治学”的说法可为印证。

　　“丸山政治学”首先是专业政治学的术语。指的是丸山真男及其追随者形成的一个政治学流派。丸山自东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长期担任政治学教授，从事日本思想史、政治理论和日本政治的研究，受教者甚众，激发论辩尤多。在其活跃时期，学术与政治双线作战，影响力超出政治学专业圈子，广涉其他学术行当与公共事务。因此才让人有深厚的理由将其目为一个学派的灵魂与领袖人物：他塑造了当时日本政治学界的学风，引导了日本政治学研究的态势，提供了政治学研究共同体的话题，指示了日本战后政治发展的方向。日本同行评价他“开辟日本政治思想史这一学术领域”、是“‘战后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人物”。（见苅部直等编《日本思想史入门》“丸山真男”条）可见其跨越学界与政界的重大影响。丸山真男的相关研究，也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他受邀讲学于欧美著名大学，哈佛等名校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对其学术贡献给予充分肯定。

　　“丸山政治学”在学派上有什么特点，而让人们侧目呢？除开直截了当地从现实政治生活中离析政治学理论论题外，“丸山政治学”以思想史的深厚功力展示了自己的学术实力，足以让人们敬重三分。最为关键的是，“丸山政治学”将近代以来日本经历的两次结构化转型作为运思的重中之重，向人们富有理论力度和切中现实社会地揭橥了现代日本的内发型兴起机制，并有力揭示了二战时期日本法西斯主义兴衰的机理。这是一班书斋政治学家做不到的事情。在日本，如同中国一样，长期以引介欧美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见长。如何将欧美现代政治学学理与日本政治及其现代转变贯通起来思考政治学问题，仅有极少数传统修养与现代学理俱佳、理论兴致与现实关怀同在的人，才能做到。而丸山真男正是其中杰出的一员。这是“丸山政治学”的旨趣所在，也是人们赞赏丸山真男政治学研究的原因。

　　丸山一代政治学家亲历二战，这段有着切肤之痛的人生经验，对其展开政治学运思，具有决定性影响。客观经验对处在其中的所有人都是相同的。但一般人视若未见，熟视无睹的结果就是经验不过就是经历。只有非常之人，才会在相关经验中发现深刻的思想学术问题，并加以强有力的阐释。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同样的经验是否经由反思而深刻化。丸山不曾放过自己青年时代的惨痛经历，将经验化为理论研究的主题，进行不同常识的深层解剖，以现代政治学的学理洞穿芸芸众生不曾深思的政治现象，因此给人们思考政治以深刻的启迪。

　　相比而言，丸山对日本现代政治思想史以及日本思想“古层”的探究，重在揭示日本现代兴起的内在历史渊源。而《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则从丸山直接经历出发，去描述和探究日本发动二战，以及战败后日本的政治转变问题，经验与理论相融、描述与分析相间、经历与反思交汇，真是一部淋漓尽致体现“丸山政治学”旨趣的著作。丸山的学理表述，被认为处在一种显见的矛盾之中：他全力投入日本独特性、尤其是日本内生的现代进程的探究，但借助的主要还是西方政治学的学理。这似乎有些悖谬。

　　其实，对后发转型国家来讲，滞后的现代进程只能借助先行现代国家的理论总结与归纳，这在政治学研究上并无什么悖理之处。唯有顽强切入自己的政治经验和政治传统并加以学理升华，真正原创的现代政治学自然就会浮现出来。这无疑给丸山看似矛盾的顾此失彼——留意日本经验而失于普遍理论、着意理论归纳但裁剪日本经验——之政治理论论说以有力支持。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