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日本作家对南京大屠杀的反思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在南京屠城的时候，堀田善卫（1918-1998）正和他周围的小伙伴耽读欧洲文艺。也许在他心目中，那场大屠杀就是媒体上日军有秩序地进入南京城的威武模样，并且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一九四四年二月接到征召入伍令，他因肋骨骨折幸运地躲过了征召。一九四五年三月为了躲避频仍的美军空袭，堀田托关系搭上了飞往上海的海军飞机。

　　总是逃避战争的堀田到了上海，他描述说：“在上海着陆的一瞬间，犹如遭到闪电击打一般猛然意识到，战争的性质绝非如在国内时所说的那样”（堀田善卫：《祖国丧失》），上海街头日本宪兵公然侮辱中国新娘，他“只觉血涌头顶，不觉冲过马路，扑向那日本兵”，结果换来日本兵的拳脚交加（堀田善卫《在上海》）。这一幕和后来的上海岁月成了他重要的思想资源，使得他彻底打破艺术至上的理念，开始观察和思考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意味着什么，以及中日双方的关系和命运。

　　一九五二年，堀田凭借《广场的孤独》《汉奸》获得第二十六届芥川文学奖，成为日本被“出版界与读者宠惯、仿佛天赋特权的作家”（张承志评价堀田语）。吊诡的是，堀田倾注了最大的生命力创作的长篇小说《时间》一九五五年由新潮社推出后，却陡然遇冷。面对炙手可热的作家，评论界何以陷入集体缄默？

　　原因只有一个：这是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品。

　　化身亲历屠杀的中国人

　　清算日本的战争责任

　　战时的石川达三在《活着的士兵》中以客观而疏离的姿态描述了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残暴行为，以及战争的残酷性。作品甫一发表，刊载作品的《中央公论》一九三八年三月号即遭销毁。从那以后，再无日本作家染指南京大屠杀。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展开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日本社会也经历了左翼主导的对战争责任的清算。在这种氛围中诞生了堀田的《时间》。

　　小说采取日记体，记录了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至次年十月三日（其中有五个月的空白期）日军屠城前后的情状。讲述者“我”是三十七岁的中国男性陈英谛，有欧洲留学背景，是国民党海军军部的文官，因妻子莫愁即将生产，儿子英武尚幼（5岁），他们并没有随大多数官员逃亡汉口。南京沦陷后，陈英谛的宅院被日军霸占，妻儿被杀害，从沦陷的苏州前来投亲的表妹杨妙音遭到日军强奸后染梅毒，接着海洛因中毒，他本人也沦为伺候日军上尉桐野的男仆。

　　这里有一个奇妙的身份错位：作者化身为亲历大屠杀的中国人陈英谛，而每一天战事的推进和死伤状况，都以战后公布的史料、民间多方搜集的资料为依据。变身中国人，进而强烈地诅咒日本，己身是否能代替日本人来遭受历史的惩罚，来尽一份清算日本战争的责任？我想，这是作者创作的一个初衷。这样，他眼里的中国就不再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眼中失去男根的、任人宰割的沉默的“客体”。并且叙述者把每一个死去的中国人都看成是有灵魂的“个体”，说那“死去的，和今后将要陆陆续续死去的，不是几万人的死，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死”，说“几万人和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这两种不同的计算方式之间，有着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差异，有着新闻报道和文学之间的差异”。

　　毋宁说，随着作者的思辨，沉默的“客体”渐渐地转化成了具有抵抗意识的“主体”，完成了自我救赎。他先从清算自己的过去开始：“我自己的过去，也并不全是光彩之处，也充满了背信的阴翳，充满了罪恶、病菌，充满了自然的原态，甚至有腐坏得散发腐臭的地方。我必须与之搏斗。”南京沦陷，作为亡国奴的“我”发生了分裂，“我把一个还活着的人，扔进了死尸堆。那个死者被我抬着的时候，还没有死去，他还活着。”受害者同时成为加害者。他不断地反省，寻找到的救赎之路是：不让恐惧占据太多的时间；歼灭激情，因为它是被动的产物；克服绝望的状态，去掉做奴隶的虚假幸福感；不依靠爱国心来抵抗，而是革新自我，让意志参与进来；不封闭自己的精神，寻找抵抗的同类。于是，在磨刀匠和农夫的刀、锹和镰刀的不断敲击刺激下，他战胜了虚脱感和绝望。

　　重视汉奸问题

　　对与敌合作者予以“咒骂”

　　然而个体实现救赎，不足以揭示沦陷下中国人的精神图谱。叙述者沦陷下中国人的与敌合作，面临民族灭亡却不停止党争等的描述，都触动了战时中国人的精神疮疤。大敌当前，困在城里的人，愿意凭借某种“期待”活着；那些被分为千人一组即将遭到日军扫射的人，后面一组总以为他们去帮着日军去清理前面一组的尸体，将其扔到扬子江里，就能保全自身！结果，“待他们劳作完成后再杀掉”！他们根本不愿对生存的现实进行思考判断。

　　至于通敌者，堀田在《时间》中塑造了伯父这个丑陋的汉奸形象，以近乎恶毒的口吻咒骂“通敌者的身上就散发着娼妓私处的酸臭味”。作为帝国的代理人，这些通敌者配合帝国建立慰安所，逼迫中国女性从事性产业，后者为了缓解性病又去吸食鸦片，被纳入到鸦片销售的网络系统。事实上，汉奸问题是堀田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对那些与敌合作者抱有强烈的负罪感。

　　如果说到敌方日本的精神图谱，作者的勾勒同样丰富。日本军人在占领区表现出兽性，日本普通人也缺乏道德感，并且对此完全无罪恶感，堀田将其归咎于战时的天皇制：“日本人越是爱国，越没有罪恶感”，所有的无道德阻力的罪恶“好像都交给东京的那个活着的神来安排了”，“这真称得上是对道德问题的一种全新的处理方法。拥有活在现世的神，这种新观念是现在日本的强项。”

　　在“南京大屠杀”书写系谱里的《时间》

　　除了控诉还有自我救赎

　　如果把《时间》放在海外“南京大屠杀”的书写系谱上看，我以为它的意义在于：它是唯一的一部以他者化的视角来描述大屠杀的，并且伴随着思辨。叙述者完成了精神救赎，通过不断地抵抗获得了自由意志。它完全不同于西方语境中的把日本视为恶魔、西方人为拯救者、中国则是等待拯救的沉默的“客体”这样的刻板论述。具体到战后的日本文学，它的独特性首先在于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唯一性。这部作品虽然是在清算战争责任的时代氛围中完成的，但是众所周知，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清算并不彻底，整个社会的天皇信仰仍然根深蒂固，像堀田这样通过揭露大屠杀来抗议祖国的不义战争显然不合时宜，甚至可以说是“异声”，因而评论界才陷入集体失声。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说，恰恰因为堀田的控诉过于强烈，反而违背了受迫害情境下隐微写作或曰字里行间的写作（writing between in line）的要求，降低了文学感染力，毕竟作者把故事的发生与写作时间设定在沦陷时期。

　　它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控诉，还有自我救赎。南京大屠杀伤痕的擦拭和疗愈竟然由一个外国人，确切地说，是当时的敌国之人来完成！这使得作为中国人的我在阅读中产生了强烈的羞耻感。其中，堀田因使用“鬼子”一词而产生的对大屠杀本质的认识，尤为令人印象深刻。他说：

　　刚才我用了“鬼子”这个词。我决意再也不用了！无论有怎样想用的冲动，哪怕是不用就无以解气，也决不再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颠倒式的拟人法必将招致错误的判断，模糊我们的视线。他们并不是“鬼”，而是人！

　　哪怕是无以解气也决不再用！因为大屠杀是人之所为，它的政治内涵和存在意义，触及了现代性状况的真正性质，而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探讨大屠杀的。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将大屠杀归因于理性原则、官僚体制结构和科学的异化。恰恰因为大屠杀内在于理性文明，我们今天在谈及南京大屠杀时，如果仍简单将其归咎于“鬼”、兽，那就是在逃避历史责任。“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道出了超出想象的灾难之后的语言困境。然而，只要发生大屠杀的社会机制还在，就不能放弃书写，而且这种书写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与他人共享。因为“没有与他人共享的现实，真理便丧失了全部意义。”（汉娜·阿伦特语）这是我从堀田身上学到的。从不闻政治，试图超然于战争，到与他的祖国做到彼此他界，从人性修复和宗教信仰的观照下审视南京大屠杀，堀田同样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转变。

　　□陈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